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88年秋天，我给邻村老万头家盖新房，那伙食好得邪乎，顿顿白面馒头大肥肉。
可等最后一天完工结账，老万头硬生生扣了我18块钱，非说是这些天的肉钱。
我一言不发背起家伙什就走，心里憋着一团火，本以为这辈子不相往来了，谁知老万头那风风火火的闺女红霞，愣是追了我两里地的黄土地，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报纸包...
1988年的秋阳像一层薄薄的橘皮，贴在关中平原的脊梁上。
我叫赵长青，那年二十四。我师父常说，泥瓦匠的命在手上，手要是稳，天塌下来也能用瓦刀顶住。
我背着那个磨得发白的帆布工具包，走在去小石坝村的土路上。包里搁着我的瓦刀、线锤、抹子，还有一把用了三年的卷尺。
老万头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柳树底下等我。
他穿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捏着个紫砂小茶壶。
见我走近了，他眯起眼，吐掉嘴里的茶叶渣子，指了指身后那一堆刚拉来的红砖。
“长青，房基我已经打好了，就看你这墙抹得平不平了。”老万头说话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桌面，刺耳。
我没接话，把包往地上一撂，蹲下身子抓起一把沙子看了看。沙子细，没掺土，是个正经干活的主家。
老万头家在村里算是一等一的富户。院子大，四面围墙还没砌，但那地基扎得深。
这一趟活，我是带着两个工友一起来的。一个叫大刘，干活麻利但爱吃；一个叫二柱，人老实，就是话多。
开工头一天，老万头家就显出了不一样的气派。
晌午哨子一响，老万头的闺女万红霞就从灶火房里出来了。
她扎着两个粗辫子，腰上系着个碎花围裙，手里端着个硕大的木托盘。
托盘里搁着三碗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土豆炖五花肉，还有一笸箩白生生的发面大馒头。
肉块切得有指头厚，皮红肉白，油汪汪地在太阳底下泛着光。大刘一见，眼睛都直了，喉咙里咕咚一声。
“吃吧，长青哥，我爹说干力气活不能没油水。”
万红霞把碗搁在脚手架底下的阴凉处，脸蛋被灶火熏得通红，看人的眼神里带着股子热辣。
我拍掉手上的泥点子，坐在砖堆上，抓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口。
面粉的甜香味在嘴里散开，再扎扎实实地咬一块肥肉，那油脂顺着嘴角往下淌。老万头蹲在不远处，吧唧吧唧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那双小眼睛一直盯着我的瓦刀。
我干活有个习惯，不爱说话。瓦刀在手里斜着一铲，泥浆子平平整整地铺在砖头上，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
大刘一边往嘴里塞肉，一边含混不清地说：“长青，这东家真行。我在北村干了半个月，顿顿是红薯稀饭咸菜疙瘩，拉屎都没力气。”
二柱跟着点头，含着肉说：“就是，这老万头看来是真想把这房子盖好，这肉味，离三里地都能闻见。”
老万头这时候走过来，用脚踢了踢墙根。
“长青，这墙缝里的泥，得塞实诚了。要是让我瞧见一个风眼，这顿肉你就白吃了。”
我没抬头，手里的抹子“啪嗒”一声，把一块斜出来的浆泥刮得干干净净。
我心里清楚，这肉不是白吃的。在这1988年，猪肉一块多钱一斤，这顿顿大肥肉，是主家的礼，也是给匠人的压轴戏。
干到第七天的时候，下了一场连阴雨。
天灰蒙蒙的，像掉进了泥水缸。砖头湿透了，没法上墙。我和大刘、二柱蜷在老万头家的旧屋檐底下抽烟。老万头没赶我们走，也没减伙食。
万红霞照样在大锅里炖肉。雨声哗啦啦地响，盖住了锅里的滋滋声。
红霞提着一壶开水走过来，给我们倒碗里。她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步子慢了点。
“长青哥，你这手咋磨成这样了？”她瞅着我手上的血泡，眉头拧在一起。
“干活的人，手上没茧子才奇怪。”我端起瓷碗，热气扑在脸上，有些湿润。
“我屋里有蛤蜊油，回头给你拿一盒。”红霞小声说，眼睛瞟了一眼屋里抽烟的老万头，赶紧缩回了头。
大刘在旁边嘿嘿坏笑，拿胳膊肘捅我：“长青，这红霞妹子对你可不一般啊。”
“吃你的肉，别瞎喷。”我把烟头掐灭在雨水里。
雨停后的活儿干得更快了。
老万头每天都在工地上转悠，他像个巡逻的兵，甚至会拿一把卷尺去量每一层的垂直度。有时候他会在我抹完的一面墙前站上半点钟，一句话不说，就在那儿看。
我发现老万头这人有点怪。他很少跟我们客套，即便红霞把肉炖得再香，他自己也只是蹲在门口吃一碗素面。
他那双眼睛，总是在我干活的时候，死死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像是要把我看穿。
有一天收工早，我看见老万头坐在那堆没用完的红砖上，对着一张发黄的纸发呆。见我过来，他赶紧把纸揣进怀里，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
“长青，这房子盖完，你打算去哪儿？”他问。
“接着找活干，哪儿有房子盖，就去哪儿。”我说。
“就带这两个笨货？”他指了指正在那边抢剩下半碗肉的大刘和二柱。
“他们人心不坏，手脚也勤快。”我把瓦刀浸在水桶里洗，水立马变红了。
老万头冷笑了一声，没再说话，背着手走了。
终于，房子要完工了。最后一天是上梁。
老万头买了串五百响的鞭炮。红霞穿了一身崭新的红的确良衬衫，在那儿忙前忙后。梁头上系着红绸子，我站在高处，把最后一层瓦铺好。
那天的午饭格外的丰盛。除了炖肉，老万头还破天荒地买了两瓶西凤酒。
大刘和二柱喝得脸红脖子粗，我也喝了两口，觉得那酒烧心，但也解乏。老万头坐在一边，自个儿喝着闷酒，眼神在我和红霞之间晃来晃去。
“长青，活干完了，钱一会儿给你。”老万头放下杯子，脸在酒气里显得有些阴沉。
“成。”我点头。
按照当初说好的，盖这四间大瓦房，一共是160块钱工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够我们三个人乐呵好一阵子。
吃完饭，大刘和二柱在院子里收拾家什。我跟着老万头进了屋。
屋里光线暗，一股子霉味混着酒气。老万头走到那口漆皮斑驳的木柜子前，从最底下的一个铁盒子里，抠出一叠票子来。
他蘸着唾沫，一张一张地数。数得很慢，每一张都要在指尖捻一下。
最后，他把那叠钱递给我。
我接过钱，没急着揣兜里，就在当面一张张地数。5块的、10块的，还有不少1块的。
数了一遍，142块。
我愣了一下，又数了一遍。还是142块。
“老万叔，这数不对吧？”我看着他。
老万头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发出一声闷响。他斜眼瞅着我，语气平得像一摊死水：“哪儿不对？”
“说好的是160，这儿才142。少了18块。”
老万头冷哼了一声，慢悠悠地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指着院子里还没撤掉的灶台。
“长青，你是明白人。这些日子，你自个儿算算，你们仨吃掉我多少肉？那一碗碗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得花钱买的。我算了算，18块钱，已经是给你们打过折了。这肉钱，不能全让我一个主家担着吧？”
我盯着他，心里的火蹭地一下就冒到了嗓子眼。
“老万叔，当初说活的时候，咱可是写在纸上的，管饭管住，工钱160。你现在跟我算肉钱，这是哪门的规矩？”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老万头转过身，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谁家管饭能像我这么个管法？顿顿大肥肉，白面馒头随便造。你去打听打听，这附近十里八乡，谁家雇工有这伙食？这多出来的开销，不从工钱里扣，从哪儿出？”
我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拳头攥得紧紧的。
大刘和二柱在门外听到了动静，也跑了进来。
“哎，我说东家，你这可就不地道了！”大刘叫开了，“肉是你家自愿管的，现在扣工钱，这不成了耍流氓吗？”
二柱也跟着嘟囔：“就是，咱们干活可一点没偷懒，那墙抹得跟镜子似的。”
“吵吵啥？”老万头眼睛一瞪，“嫌少？嫌少你们别吃那肉啊！吃的时候比谁都欢实，结账的时候心疼了？告诉你们，就142块，爱要不要！”
我看了看手中的那叠钱，又看了看老万头那张满不在乎的脸。我心里想，这不仅仅是18块钱的事，这是把我们当要饭的打发了。
我没跟老万头吵。我这人就这样，越是气到头了，话越少。
我把那142块钱往怀里一揣，对大刘和二柱使了个眼色。
“走。”我只说了一个字。
“长青，就这么算了？”大刘不甘心地喊，“18块钱呢！能买多少东西！”
“我说走。”我声音沉了下去。
我背起我那个帆布工具包，挎上泥兜子。瓦刀的木柄由于干活太多，已经磨得发红发亮。我走到院子里，看都没看那漂亮的新房子一眼，拔腿就往大门外走。
红霞从灶房里跑出来，手里还抓着块抹布。
“长青哥，你咋啦？钱没给够？”她急急地问。
我没理她，步子迈得很大。
“你别走啊，有话好商量，我跟我爹说说……”红霞在后头追了两步，但我已经走出了老万头家的大门，走上了那条回村的黄土路。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大刘和二柱在后面骂骂咧咧地跟着，声音越来越小。
我心里闷得发慌。那142块钱贴在胸口，却像一块冰。
我觉得自己这半个月的力气，都被老万头那几碗肉给化掉了。
泥瓦匠有泥瓦匠的尊严，既然你主家不讲究，那这地方我一秒钟也不想多待。
我走得很快，二柱在后面喊：“长青，你慢点，家伙什沉，歇会吧！”
我不吭声，只管闷头往前走。脚底下的黄土被踩得扑哧扑哧响，扬起的尘土钻进鼻孔里，又苦又涩。
大概走了有两里地，路边是一片半人高的玉米地。玉米叶子枯黄了，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女人的喘息声。
“赵长青！你给我站住！”
是红霞。
我停下脚，转过头。看见红霞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辫子都跑散了，几缕头发贴在汗湿的额头上。她脸色通红，手里死死攥着一个用破报纸包着的长条包。
大刘和二柱也停了下来，一脸纳闷地看着她。
红霞跑到我跟前，双手撑着膝盖，猛地喘了几大口粗气。她抬起头，眼神里既有气恼，又有一股子说不清的劲头。
“你这人怎么说走就走，你可真犟！”红霞一边喘气一边拦住路，胸口起伏得很厉害，“我爹那是故意试你呢，你连这都看不出来？”
我冷冷地看着她：“试我？用18块钱试我？那他的钱也太金贵了。”
“你以为我爹真是心疼那18块钱肉钱？”红霞瞪了我一眼，把那个报纸包死命地往我怀里一塞。
那个包很有分量，里面硬邦邦的，不像是钱。
“这东西你收好，我爹说你要是真接了那142块钱还不回头地走了，这东西就得烂在我们家柜子里。你回头看看那房子脊梁上，你落了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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