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第一章 三十五岁的夏天

我三十五岁那年,夏天特别长。

热浪从六月初就开始翻滚,到了七月中旬,整个村子像是被扣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地里的庄稼蔫头耷脑,连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我在县城的机械厂干了十二年,从学徒做到小组长,去年厂子效益不好,我们那条生产线说停就停了。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烟灰掉了一地,他说建国啊,厂里困难,你先回家休息几个月,等有消息了再通知你。

这一休息就是大半年。

妻子秀娟在镇上小学当老师,一个月两千八的工资,要还房贷,要供儿子小宝上补习班,还要应付各种人情往来。每天晚上她坐在饭桌边算账,算着算着就把笔一扔,长长地叹一口气。那叹气声不重,可落在屋里,比外头闷雷还响。

那天是七月十八,我记得清楚,因为第二天是小宝的生日。早上五点半,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看。裂缝是去年冬天出现的,一开始只有指甲盖那么长,现在已经横跨了整个天花板,像一道丑陋的疤。

“建国,”秀娟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你表姐昨天打电话来了,说是今天要去镇上进点货,让你陪她跑一趟。她一个女人家,拉货不方便。”

表姐叫周春玲,是我大姑的女儿,比我大三岁。大姑走得早,表姐十八岁就嫁到了隔壁李家村,表姐夫李德才是跑长途货运的,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表姐在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卖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糊口。

“几点去?”我问。

“她说六点半在村口等,趁着早上凉快。”秀娟坐起来穿衣服,“你去了顺便买点肉回来,小宝明天过生日,包点饺子。”

我应了一声,起身洗漱。镜子里的男人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皱纹,头发里夹着几根白的,不仔细看发现不了,但我自己知道。三十五岁,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卡在中间,像挂在晾衣绳上那件洗褪色的旧衬衫,皱巴巴的,怎么也抚不平。

六点一刻,我推着那辆二手电动车出了门。天已经亮了,但太阳还没出来,空气里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表姐已经等在那里了。

她穿一件碎花短袖,深蓝色裤子,脚上是双半旧的塑料凉鞋。看见我,她招了招手,脸上带着笑:“建国,麻烦你了啊。”

“没事儿姐。”我把电动车停好,“坐我的车去?”

“不了,我骑了三轮车来。”表姐指了指旁边那辆锈迹斑斑的脚蹬三轮,“今天要进点货,你的电动车带不了。”

我看了看那辆三轮车,后车斗里铺了块塑料布,边上放着两个空箩筐。表姐从车把上取下一个布袋子,从里面掏出两个馒头,塞给我一个:“还没吃早饭吧?我早上蒸的,夹了点咸菜。”

馒头还温着,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表姐的手艺一向好,馒头蒸得又软又韧,咸菜炒得香。我们俩就站在槐树下,就着清晨的风,安静地吃完了早饭。

“走吧。”表姐把布袋子重新挂回车把,跨上三轮车,“趁着凉快,早去早回。”

我跟在她旁边走着。从我们村到镇上有八里路,前半截是水泥路,后半截是土路。表姐蹬得不快,我跟在边上,时不时帮她推一把上坡。路两旁的玉米已经长得比人高,叶子绿得发黑,在晨风里窸窸窣窣地响。

“厂子还没信儿?”表姐问。

“没。”我说,“上月去问了,说还在等通知。”

表姐嗯了一声,过了会儿又说:“不行就看看别的活儿。我听说镇东头那个饲料厂在招工,就是累点儿。”

“再说吧。”我把话题岔开,“姐,你今儿要进什么货?”

“进点日用品,肥皂、牙膏、卫生纸那些。”表姐喘了口气,额头上已经冒了汗,“德才这个月还没往家打钱,店里快断货了,再不进就没得卖了。”

我这才注意到,表姐今天穿的碎花短袖,领口已经磨得发白,袖口也脱了线。她脸上擦了粉,可粉底下透着一层疲惫的黄色,眼袋很重。

“姐夫跑车还顺利吧?”

“就那样。”表姐的声音淡了下去,“一个月跑两三趟,钱挣得不多,风险倒是不小。上个月车子在高速上爆了胎,修车花了三千多,这一趟又白跑了。”

我没再问下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表姐家的经,比我家的还难念。她婆婆去年中风,瘫在床上要人伺候,儿子在县城读高中,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就得两万多。表姐夫一个人跑车,表姐一个人看店,还要照顾婆婆,这日子,想想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

太阳慢慢爬出来了,热气开始从地面往上蒸。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表姐停下车,从车斗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喝了两口,递给我:“喝点水。”

水是凉的,里面泡了点薄荷叶,喝下去一股清凉。我喝完递还给她,她接过去,却没急着收起来,而是握在手里,眼睛望着前面的路,不知道在想什么。

“建国,”她突然开口,“你跟秀娟……还好吧?”

“挺好的。”我说,“就是现在这情况,她压力大。”

“女人都这样。”表姐把水壶挂回车把,重新蹬起三轮车,“秀娟是个好媳妇,你别亏待她。”

我应了一声,觉得表姐今天有点怪,但具体哪里怪,又说不上来。

又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水泥路到头了,前面是土路。路两旁的庄稼换成了高粱,这时候的高粱已经抽穗,一片连着一片,红彤彤的穗子在风里摇晃,像一片燃烧的火海。这条路很偏僻,平时除了下地干活的农民,很少有人走。

表姐骑得越来越慢,最后干脆停了下来。她四下看了看,田野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远处传来几声模糊的鸟叫。

“歇会儿吧,”她说,“腿有点酸。”

我把电动车支在路边,表姐从三轮车上下来,活动了一下腿脚。她走到路边的高粱地旁,摘了一片高粱叶子,在手里慢慢撕着。叶子被撕成一条一条的,细长的绿色条子从她手指间垂下来。

我也走了过去,站在她旁边。高粱长得真高,比我还高出一个头,密密匝匝的,把视线都挡住了。风从地里穿过,高粱杆互相摩擦,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像潮水一样。

“建国。”表姐突然叫我。

“嗯?”

她转过身,面对着我。我们离得很近,近得我能看见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雪花膏的香气。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那眼神很奇怪,有犹豫,有挣扎,还有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四下无人,只有风吹过高粱地的声音。远处有只乌鸦叫了一声,粗嘎难听,然后又安静下来。

表姐的嘴唇动了动,她往我这边凑近了些,声音压得很低,低得我几乎要听不见,可每一个字又清清楚楚地钻进我耳朵里:

“你爸临死前,借了我家八万块钱,借条还在我这儿。”

我当场就僵住了,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人拿锤子在我后脑勺上狠狠敲了一下。耳朵里全是风声,不,不是风声,是我自己血液往上涌的声音。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表姐说完这句话,就那样看着我,眼神复杂。她手里的高粱叶已经被撕成了碎末,绿色的汁液染了她一手。

我半天没敢吭声,就那么站着,站在那片红得像血的高粱地边上,七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下来,可我觉得浑身发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第二章 说不出口的话

那片高粱叶子在表姐手里彻底成了碎末。绿色的汁液顺着她的手指往下淌,滴在干燥的土路上,很快就洇成了几个深色的圆点。她松开手,碎叶落在地上,被风吹走了一部分,剩下的黏在土里,像是什么不祥的印记。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时间像是突然被拉长了,每一秒都过得极慢。远处有拖拉机开过的声音,突突突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等那声音彻底消失,田野里又恢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安静。

“姐,”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磨,“你……你刚才说什么?”

这话问出来我就后悔了。我听清了,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只是不愿意相信,或者说不愿意面对。三十五岁,失业在家,房贷压在头上,儿子的补习费还没着落,现在又突然冒出这么一笔债——八万块,我爸临死前借的。

我爸去世五年了。肺癌,从查出来到走,不到半年。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亲戚朋友不少钱。我和秀娟那几年省吃俭用,陆陆续续都还得差不多了。我以为都还清了,真的,我以为都还清了。

表姐没有重复那句话。她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慢条斯理地擦着手上的绿色汁液。擦得很仔细,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连指缝都不放过。擦完了,她把帕子折好,重新放回兜里,这才抬起眼看我。

“八万块,”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二零一七年三月借的,你爸亲笔写的借条,我收着呢。”

二零一七年三月。我在脑子里飞快地算着。那是我爸查出生病后两个月,正是要钱的时候。化疗、靶向药、住院费,像流水一样往外花。我妈把家里的存折翻了个底朝天,我也把工资卡里的钱全取出来了,可还是不够。

“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声音有点抖。

“你爸不让说。”表姐转过头,看向那片高粱地。高粱穗在风里一浪一浪地起伏,像一片红色的海。“他说,等他还上了再告诉你。要是还不上……他让我看着办。”

我看着表姐的侧脸。她今年三十八,可看起来像四十五。眼角的鱼尾纹很深,嘴角有两道明显的法令纹,皮肤被太阳晒得有些粗糙。可我记得她年轻时的样子,二十出头那会儿,她是村里数得着的漂亮姑娘,扎两根麻花辫,眼睛亮亮的,见人就笑。

“我爸……”我咽了口唾沫,喉咙发紧,“我爸还了多少?”

表姐沉默了很久。一只蚂蚱从高粱地里跳出来,落在她脚边,她没动,蚂蚱又跳走了。

“一分没还。”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心里,“借了钱之后三个月,你爸就走了。后来你妈身体也不好,你们家那个情况……我没张过口。”

我往后退了一步,脚跟绊到一块土疙瘩,差点摔倒。我扶住旁边的三轮车,车把冰凉,那股凉意顺着我的手掌一直窜到胳膊,再到全身。

“姐,”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这事儿……德才姐夫知道吗?”

表姐猛地转过头来,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她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太快了,我没抓住。

“他不知道。”她说,语速很快,“这钱是我自己的私房钱,他没经手。借条也是我收着的,他没见过。”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热辣辣地烤着大地。我出了一身的汗,后背的衣服湿透了,黏在皮肤上,很难受。可我心里发冷,一阵一阵地发冷。

“八万……”我喃喃地重复这个数字。八万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不吃不喝干三年的工资,意味着秀娟四年的工资,意味着小宝从小学到初中的所有费用,意味着我们家的房贷可以一次性还掉一大半。

“建国,”表姐往前走了一步,离我近了些,“我不是要逼你。我知道你家现在困难,你厂子的事我也听说了。可是……”她顿了顿,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可是我也有难处。”

她从另一个裤兜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给我。我没接,她就那么举着。那是一张普通的信纸,边缘已经磨得起毛了,折痕很深,看起来经常被打开又折上。

“这是借条的复印件,”表姐说,“原件我收在家里。你看看,是你爸的字。”

我的手有点抖,接过那张纸,展开。确实是我爸的字,我认得。他写字有个特点,最后一笔总喜欢往上挑。借条写得很简单:“今借到周春玲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元),用于治病,一年内归还。借款人:王有福。2017年3月12日。”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也是我爸的笔迹:“若一年内未还清,按月息一分计息。”

我的眼睛盯着那行小字,盯得眼睛发酸。月息一分,八万块,一个月的利息就是八百,一年就是九千六。五年下来,光利息就……

我不敢算下去。

“姐,”我把借条复印件折好,递还给她,手还是抖的,“这事儿……秀娟知道吗?”

“不知道。”表姐接过纸,重新折好放回兜里,“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今天要不是……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也不会开这个口。”

“出什么事了?”我问。

表姐没马上回答。她转过身,背对着我,看着那片高粱地。风吹起她脑后几根碎发,在阳光里飘着。她的肩膀微微塌着,那个背影看起来特别疲惫,特别单薄。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德才出车祸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月底。”表姐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在河南那边,追尾了。人没事,就是腿骨折了,现在在医院躺着。车撞坏了,修车要四万多,对方司机跑了,保险公司说责任认定还没下来,钱一时半会儿赔不了。医院那边催着交费,我已经把店里能动的钱都拿出来了,还不够。”

她转过身,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婆婆那边,这个月的药费还没交。小斌下个月开学,学费住宿费加起来要六千多。我……”她吸了吸鼻子,“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没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脑子里乱成一团,像是有无数只苍蝇在飞。我爸的脸,借条上的字,表姐疲惫的眼神,秀娟每天晚上算账时的叹气声,小宝嚷嚷着要买新书包的样子——所有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搅在一起,搅得我头疼。

“建国,”表姐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次离我更近了,近得我能看见她眼睛里细密的血丝,“这钱……姐知道你现在难。我不要你马上还,利息我也不要了,你就把本金还给我,行吗?八万,你想想办法,分期还也行,一个月还一点,我不催你。”

她说得很诚恳,眼睛里全是乞求。可那乞求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八万块,我去哪儿弄八万块?秀娟要是知道了,她会怎么样?我们那个家,现在就像一根绷紧的弦,再稍微用点力,可能就要断了。

“姐,”我的声音发干,“你给我点时间,我……我得想想。”

“行,你想想。”表姐点头,点得很用力,“你想好了给我个信儿。我……我也不想逼你,可我真的没办法了。”

她说完,走到三轮车旁,从车斗里拿出水壶,拧开喝了一大口。喝得太急,呛着了,弯着腰咳嗽起来,咳得满脸通红。我走过去,想给她拍拍背,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咳了好一会儿,她才直起身,用手背抹了抹眼角咳出来的泪。

“走吧,”她说,声音有些沙哑,“还得去进货,去晚了好的都被挑走了。”

她重新骑上三轮车,蹬了起来。我跟在后面,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来时的路觉得不长,这会儿却觉得特别漫长,怎么也走不到头。

太阳越升越高,晒得人头皮发烫。路两旁的庄稼地里,有农民在干活,戴着草帽,弯着腰,手里的锄头一起一落。他们偶尔直起身,朝我们这边看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干活。在他们的注视下,我觉得自己像个逃犯,背着沉重的秘密,仓皇地走在光天化日之下。

表姐骑在前面,背挺得笔直。可我能看见,她蹬车的动作有些僵硬,肩膀一高一低地起伏着。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喊住她,想说姐,这钱我一定还。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拿什么还?

这个问题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

第三章 镇上的熟人

到镇上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

太阳完全升起来,热浪蒸得路面发烫。镇子不大,就一条主街,两边是各种店铺:杂货铺、裁缝店、理发店、五金店,还有两家小饭馆。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不少,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挤在一起,喇叭声、说话声、店铺里放的流行歌曲混在一起,嘈杂得很。

表姐把三轮车停在“兴旺批发部”门口。这是镇上最大的日用品批发店,门面有三间房那么大,里面堆满了货。老板姓赵,五十多岁,胖胖的,穿着件汗衫,正坐在门口摇着蒲扇喝茶。

“春玲来了。”赵老板看见表姐,笑眯眯地打招呼,又瞥了我一眼,“建国也来了?好久没见你了。”

“赵叔。”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进来挑吧,新到了一批货。”赵老板起身往里走,表姐跟了进去。

我没进去,站在门口抽烟。烟是早上出门时揣在兜里的,最便宜的那种,抽起来呛人。我平时抽得少,只有心里特别烦的时候才抽一根。现在就是特别烦的时候。

透过玻璃门,能看见表姐在里面挑货。她拿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记,时不时拿起一样东西看看生产日期,问问价钱。赵老板跟在她旁边,给她介绍。表姐问得很细,一样一样地比价,挑得仔细。

我知道她一直这样。开店不容易,进价高一分,卖价就得高一毛,顾客就不买了。所以她每次进货都精打细算,能省一分是一分。

“建国,厂子还没开工啊?”

我转过头,看见隔壁五金店的老陈站在自家店门口,手里也夹着根烟。老陈跟我爸是同一辈人,以前在一个厂里干过,后来厂子倒了,他就开了这个五金店。

“还没。”我说。

“唉,现在这世道。”老陈摇摇头,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是比我的好一个档次的牌子。我接了,他就着我的手给我点上,“我儿子在北京,说他们公司也在裁员。不容易啊,都不容易。”

我没说话,吸了口烟。烟进到肺里,火辣辣的。

“你爸要是还在,看见你这样,心里不定多难受。”老陈叹了口气,“你爸那人,要强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得了那么个病。治病的钱,没少借吧?”

我心里一紧,抬头看他。老陈的眼神很平常,就是闲聊的那种眼神。他不知道,他随口一句话,戳到了我最痛的地方。

“还……还行。”我含糊地说。

“还行什么。”老陈摆摆手,“那时候你妈来我家,眼睛都哭肿了。我拿了三万给她,说不用急着还。你妈后来还了,一分不少,还提了两瓶酒来。我说不要,她非要给,说你爸交代的,欠人的情要还,欠人的钱更要还。”

我夹着烟的手指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

“你爸那人,”老陈继续说,眼睛望着街对面,像是想起了什么,“脾气倔,但讲信用。借了钱,说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从没拖欠过。就是最后那会儿,病成那样了,还惦记着欠谁的钱没还清。你妈不让他说,他就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念叨,说他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

我的喉咙发紧,像被什么东西扼住了。我想起我爸最后那段时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在忍受病痛,现在想来,他可能是在想那些没还清的债,那些他带不走的牵挂。

“你爸临走前,是不是还跟你大姑家借了钱?”老陈突然问。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烟差点掉了。

“我……我不清楚。”我说,声音有点发虚。

“哦,那我可能记错了。”老陈也没深究,抽了口烟,“你大姑走得早,你表姐也不容易。一个女人,又要照顾老人,又要供孩子上学,店里生意也就那样。她男人跑车,看着能挣钱,可风险大,一出事就完了。”

我没接话,只是闷头抽烟。烟快烧到手指了,我才反应过来,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对了,”老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你表姐前几天来我这儿,问二手电动三轮的价钱。我说你要那个干吗,她说想换一辆,现在这辆太旧了,老是坏。可问完价钱,她又说太贵了,再凑凑。我看她那样子,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啊?”

我抬起头,看着批发部里。表姐正蹲在货架前,仔细看着一箱肥皂的生产日期。她的背影很单薄,蹲在那里,小小的一团。

“可能吧。”我说,声音低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老陈还想说什么,他店里有人喊,他就转身进去了。我站在门口,太阳晒在背上,火辣辣地疼。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像无数条小虫子在爬。

表姐挑好了货,赵老板帮着把东西搬到三轮车上。一箱肥皂,一箱牙膏,两箱卫生纸,还有几大袋洗衣粉。东西不多,但挺占地方,把三轮车后斗塞得满满的。

“一共四百六十八。”赵老板拿着计算器算了算,“给四百六吧,零头抹了。”

表姐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钱。那布包是手工缝的,洗得发白,上面绣的花已经模糊了。她先掏出一叠十块二十块的零钱,数了数,不够,又从里面层掏出一张一百的,三张五十的。钱皱巴巴的,她一张一张抚平,递给赵老板。

赵老板接过钱,对着光看了看,然后从腰包里找零钱。他数了四张十块的递给表姐,表姐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才放回布包里,拉上拉链。

“走了啊赵叔。”

“慢走,路上小心。”

表姐骑上三轮车,我推着电动车跟在她旁边。车子装了货,沉了不少,她蹬起来有些吃力。上坡的时候,我就在后面推一把。

“刚才老陈跟你说话了?”表姐突然问。

“嗯,聊了几句。”

“说什么了?”

“就问问厂子的事。”

表姐哦了一声,没再问。但我知道她听见了,听见老陈问我是不是我爸还欠她家钱。她骑车的背影显得有些僵硬,肩膀绷得紧紧的。

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白花花的,照得人睁不开眼。路两旁的庄稼叶子都被晒得卷了起来,蔫蔫的。蝉在树上拼命地叫,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烦。

快到那片高粱地的时候,表姐突然停了下来。

“建国,”她说,没看我,眼睛看着前面的路,“那事儿……你别跟秀娟说。”

我没吭声。

“至少现在别说。”她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请求,也有无奈,“你们家现在也不容易,别因为这个闹矛盾。钱的事……你再想想办法,我不催你,真的。”

我看着她。她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红,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碎头发贴在额头上,看起来狼狈又疲惫。我想起小时候,她带着我去河边捉小鱼,给我编蚂蚱笼子,把家里唯一的一块点心分给我一半。那时候她笑得真好看,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姐,”我听见自己说,“借条……能让我看看原件吗?”

表姐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行。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家一趟。我给你看。”

“明天。”我说,“明天我去你家。”

表姐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最后点了点头:“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路过那片高粱地的时候,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高粱还是那片高粱,红彤彤的穗子在风里摇晃,像一片无声的火。可在我眼里,那片红色变了味道,不再喜庆,不再热烈,而是沉甸甸的,压得人心里发慌。

我想起我爸临终前的情景。他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眼睛深深地陷进去。他握着我的手,手冰凉冰凉的,像一块铁。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是发不出声音。最后,他用尽全身力气,在我的手心里写了几个字。

当时我没明白他写的是什么。他的手抖得厉害,字写得歪歪扭扭。我以为他是在写我的名字,或者是我妈的名字。现在想来,他写的会不会是“钱”字?或者“债”字?

我的眼睛发酸,赶紧低下头,假装看路。可路在眼前模糊成了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快到村口的时候,表姐又停了下来。

“建国,”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风吹散,“姐对不住你。可是……姐真的没办法了。”

说完,她没等我回答,蹬着三轮车走了。她的背影在土路上颠簸着,越来越小,最后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我站在路口,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可我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冷气。

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秀娟打来的。

“建国,肉买了吗?我馅儿都和好了,就等肉了。”秀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和平常一样,带着点催促,也带着点生活的烟火气。

“买了,”我说,声音有点哑,“马上回去。”

“快点啊,天热,肉别放坏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口,看着远处我家的方向。我家是前年盖的二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为了盖这房子,我和秀娟把所有的积蓄都掏空了,还贷了款。每个月要还两千多,要还二十年。

二十年。那时候我都五十五了。

我推着电动车,慢慢地往家走。路两边是别人家的院子,有的种了菜,有的种了花。有户人家院子里晒着被褥,大红大绿的被面在阳光下鲜艳夺目。几个小孩在树荫下玩弹珠,叽叽喳喳的,笑声传得很远。

这些都是最平常的夏日景象,是我看了三十五年的景象。可今天看起来,一切都变了味道。那些笑声,那些颜色,那些生活的热气,都离我很远,远得像隔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走到家门口,我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烟,想抽一根再进去。可摸遍了口袋,烟盒是空的。我把空烟盒揉成一团,扔进路边的垃圾桶。

垃圾桶里,有小孩扔的零食包装袋,有菜叶子,有空饮料瓶。那个被揉成一团的烟盒落进去,很快就被其他垃圾淹没了,看不见了。

就像我爸留下的那笔债,这么多年一直埋在生活的垃圾堆里,看不见,可它一直在那儿。现在,有人把它翻出来了,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摆在三十五岁的我面前。

我抹了把脸,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院门。

“爸!”小宝从屋里跑出来,脸上糊着面粉,像只小花猫,“你怎么才回来啊,妈都把馅儿和好了,就等你买的肉了!”

秀娟从厨房里探出头,手里还拿着擀面杖:“肉呢?”

“在这儿。”我把挂在车把上的塑料袋递给她。

秀娟接过去,打开看了看:“这么瘦?不是让你买点肥的吗?包饺子要肥瘦相间的才香。”

“忘了。”我说。

“你这脑子。”秀娟白了我一眼,转身回厨房了,“洗洗手,过来帮我擀皮儿。小宝,别玩了,去写作业!”

小宝做了个鬼脸,跑进屋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厨房窗户里秀娟忙碌的身影。她系着围裙,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掉下来,贴在汗湿的脖子上。她正在切肉,菜刀在案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

这个画面我看了十几年,从我们结婚到现在,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可今天看着,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有点酸,有点涩,还有点……慌。

如果她知道了那八万块钱的事,会怎么样?会跟我吵吗?会哭吗?还是会像表姐那样,用一种疲惫的、认命的语气说,想想办法吧?

我不知道。我不敢想。

“愣着干吗?”秀娟在厨房里喊,“还不快来帮忙!”

“来了。”我应了一声,朝厨房走去。

可脚步沉得,像踩在棉花上。

第四章 泛黄的借条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表姐家。

表姐家在李家村,离我们村三里地,骑电动车十分钟就到了。我没跟秀娟说实情,只说去表姐家坐坐,她也没多问,就嘱咐我中午回来吃饭。

表姐家的院子不大,三间平房,外墙的白色涂料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树下拴着一条黄狗,看见我进来,汪汪叫了两声,认出是熟人,又趴回去了。

“建国来了?”表姐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簸箕,里面是挑拣到一半的豆子。她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旧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晒得黑红的小臂。

“姐。”我停下电动车。

“进屋坐。”表姐把簸箕放在窗台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小斌去县城补习了,婆婆在里屋躺着。”

我跟着她进了堂屋。屋里收拾得很干净,但家具都很旧了。一张八仙桌,漆都掉得差不多了,露出木头的原色。几把椅子,其中一把腿还用铁丝缠着。墙上挂着一个老式的挂钟,钟摆不紧不慢地摆动着,发出沉闷的嗒嗒声。

表姐给我倒了杯水,杯子是搪瓷的,磕掉了几块瓷,露出黑色的底子。

“你坐,我去拿。”她说,转身进了里屋。

我坐在那把完好的椅子上,水杯握在手里,有点烫。我环顾四周,墙上有几张奖状,是小斌的,三好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贴得整整齐齐。还有一个相框,里面是表姐一家三口的合影,看背景是在某个公园拍的,表姐和表姐夫站在两边,小斌在中间,三个人都笑着。那是好几年前的照片了,表姐看起来年轻很多,表姐夫也很精神,不像现在,照片上的人脸上有光。

里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低声说话的声音。是表姐在和她婆婆说话。过了一会儿,表姐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铁皮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