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路透社披露的独家内幕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正式停止向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导的多项核心国家安全评估报告提供情报输入。这一断供行为直接波及了国家情报委员会关于伊朗战争的绝密战略评估。自2026年2月美军在伊朗开战以来，前线军事情报的研判高度依赖各机构的协同，但目前中央情报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已经分裂为两个各行其是的独立情报分析体系。
这种建制派情报机构的“选择性罢工”，对白宫的决策链条构成了直接冲击。国家情报委员会编纂的综合评估报告，历来是美国总统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权衡对外开战与停火政策的最权威技术依据。中情局不仅在日常协作中拒绝向国家情报总监麾下的特定分析小组开放原始数据，甚至在去年内斗高峰期，一度在其控制的情报社区内部网络上，将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下架数小时。尽管美方官员随后以“系统处理故障”为由进行掩饰，但技术封锁背后的政治裂痕已无法掩盖。中情局目前正全面绕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渠道，转而利用其在《总统每日简报》编纂中的传统优势，直接向白宫高层进行单向渗透，试图在战时体制下夺回美国情报界的核心主导权。
权力染指：加巴德特殊小组引爆防御反击
这场波及18个情报机构的内讧，直接导火索是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于2025年4月强行设立的“总监倡议小组”。该小组跨越了冷战以来各情报机构确立的职能边界，直接介入对肯尼迪遇刺案档案去密、大选投票机安全、以及新冠病毒溯源等高度政治化议题的独立调查。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领导的传统官僚体系认为，加巴德的这一亲信小组完全绕过了传统的国际情报共享与解密审查协议，其行为模式属于典型的违规越权。
中情局建制派将该小组视为白宫对情报界实施政治清洗与报复的工具。在过去一年中，该小组成员多次向中情局施压，要求其交出涉及海外行动的底层核心线索。中情局则采取冷抵抗策略，以保护“技术源头和人员安全”为由，全盘拒绝了该小组的数据调用申请。加巴德在今年2月迫于国会调查的压力，表面上解散了该倡议小组并分流了人员，但两大机构的对立情绪已经积重难返。就在上周，加巴德宣布因家庭原因将于2026年6月30日正式辞职，白宫随即紧急任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接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试图在战时紧急稳住情报中枢的阵脚，但这并未能阻止中情局在前线情报共享上的全面倒退。
清洗与泄密：两大谍报巨头的存量暗战
两大机构的暗战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数次突破底线，并直接导致了海外一线谍报网的重大安全事故。2025年5月，加巴德以“清除有毒工作环境和政治化情报”为名，强行罢免了两名由中情局委派、执掌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关键高级官员。作为对等反击，中情局内部的高级分析师开始集体抵制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业务协调。同年8月，内斗进一步失控，加巴德一口气吊销了37名现任及前任高级官员的安全许可，指控其长期向媒体泄露机密以实施政治攻击。然而，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分发的相关公文中，因审核失误，意外暴露了一名正在海外执行绝密渗透任务的中情局卧底情报官员的真实身份。
中情局建制派普遍认为，加巴德剥夺安全许可的本质，是对2017年美国情报界关于大选受外部干预评估报告的迟到清算。这种将党派矛盾引入情报技术研判的做法，彻底摧毁了跨机构信任。就在上个月，一名被抽调至加巴德倡议小组的中情局官员公开向国会参议院作证，指控中情局故意向该小组隐瞒和封锁核心关键情报。这一公开指控随后触发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监察长系统的独立调查。随着监督机构的介入，中情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互相搜集对方黑料的内部防御战已经完全公开化，美国跨机构的情报战线正在从内部瓦解。
体制失效：后“9·11”整合机制的根本性崩溃
这起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情报系统内耗，宣告了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确立的最高情报协调体制走向终结。2004年美国设立国家情报总监（DNI）一职，核心初衷是为了打破各情报机构之间的“烟囱式”垄断，充当整个情报系统的润滑剂，避免因信息不透明而再次遭遇重大战略失败。然而，当前的现实表明，这个旨在实施顶层协调的机构，在面对拥有深厚根基和行动特权的中情局时，根本无法建立起绝对的行政权威。
这种内部瘫痪发生在一个对美国而言极度危险的窗口期。美军目前不仅在伊朗战场面临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同时还需要在东欧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推进行动，并拨出巨额资源来监控亚太方向的军事扩张。在多线地缘危机交织的背景下，情报中枢的失能意味着白宫接收到的信息将被严重污染和过滤。当中情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演变成两个相互孤立、甚至相互敌对的分析实体时，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遭遇系统性误判的概率正呈现指数级上升。白宫发言人戴维斯·英格尔随后发表声明称总统对国安团队充满信心，但这番外交辞令无法掩盖后“9·11”情报体制已经从内部彻底坍塌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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