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口子一起经营的2个小生意,启动资金不超1800,一年攒下不少积蓄
两口子一起经营的2个小生意,启动资金不超1800,一年攒下不少积蓄
我和刘梅结婚第七年的时候,账上只剩两千三百块钱。
不是大手大脚花掉的,是实在挣不着。我在一个建材市场给人家开车送货,一个月四千五,刘梅在超市做收银,一个月三千二。刨去房租、水电、孩子的奶粉尿不湿,每个月能剩下几百块就算烧高香了。
那年孩子刚上幼儿园,学费一交,账上直接见了底。
刘梅那天晚上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算了半天,抬起头跟我说:“老公,咱俩不能这么干耗下去了。打工打不出头,要不……咱自己干点啥?”
我说:“干啥?咱俩加一块儿就两千块。”
她说:“两千块有两千块的法子。”
她是四川人,性子急,说干就干。第二天晚上就给我看了一个视频,有人摆摊卖烤肠,一辆三轮车、一个烤肠机、几箱淀粉肠,满打满算不到一千块。她说:“我先干这个,你继续上班,等摊子稳了,你再辞。”
我说:“你一个女的,抛头露面摆摊?”
她白了我一眼:“都穷成这样了,还讲面子?”
我哑口无言。
第一个生意就这么定下来了——街边烤肠摊。
启动资金花了不到九百块。二手三轮车,三百五,车漆都掉了,刘梅自己买了罐喷漆,蹲在院子里喷了一个下午,喷成了大红色。烤肠机也是二手的,二百二,通电试了试,发热管没问题。剩下的钱买了淀粉肠、番茄酱、沙拉酱、辣椒面、竹签,还有一个充电的户外音箱。
刘梅说,卖烤肠也得有点气氛,放点音乐,人家才愿意过来。
第一天出摊,她选在小学门口。下午四点半放学,她三点就去占位置了。我在公司送货,心不在焉,隔一会儿就看手机,怕她出状况。
五点零三分,她发来一张照片——烤肠机上整整齐齐摆着十几根烤得金黄冒油的香肠,旁边围着四五个穿校服的小学生,一个胖乎乎的男孩正举着手机扫码。
下面跟了一句话:“开张了。第一单,三块钱。”
我看着那三个字,眼眶忽然有点热。三块钱,但那是自己做生意的第一块钱。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已经快九点了。我做了饭等她,她把腰包往桌上一倒——硬币、纸币、扫码记录加在一起,一共三百二十四块。
“毛收入三百多,去掉成本,净利润大概一百八。”她一边数钱一边说,脸上全是笑,手上被烤肠机烫了两个水泡都没注意。
我心疼得不行,想让她别干了,但她下一句话就把我噎了回去:“明天我要多备一箱肠,今天五点半就卖完了,后面好几个人来问都没货。”
那一个月,刘梅的烤肠摊从一天卖半箱肠,变成了一天卖三箱。她又在旁边加了一个电炸锅,卖炸鸡柳和炸串。小学门口卖两个月,摸清了门道,又把摊位挪到了商业街的夜市口。晚上人流量大,她从下午五点干到凌晨一点,回家的时候脚肿得鞋都脱不下来。
我心疼她,辞了送货的工作,跟她一起干。
每天晚上我出摊炸串烤肠,她在旁边招呼客人、算账找钱。两口子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我一个眼神她就知道要递什么料,她一个手势我就知道要翻哪根肠。
第一个月算总账的时候,我俩坐在出租屋的饭桌前,拿着计算器摁了三遍,确认没有算错——净利润八千六百块。比我上班工资高,比她收银工资高,比我们俩加起来都高。
刘梅乐得抱着计算器不撒手:“你看,我就说嘛,两千块也能翻身。”
但真正让我们攒下积蓄的,是第二个生意。
摆摊的第三个月,一个老顾客跟我们聊天,说你们家炸串好吃是好吃,但每天晚上出来买不方便,要是能在家点外卖就好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梅回来就跟我说:“咱能不能做那种预包装的炸串?顾客买了自己回去炸?”
我说那不就是超市里的冷冻串串?利润薄,竞争大。
她想了想,换了个方向:“不做炸串了,做卤味。卤好了真空包装,放冰箱能存好几天,想吃热一下就行。小区里的人下班晚了,不用跑夜市,直接微信下单,我们给送到楼下。”
启动资金又是一千出头。买了两口大卤锅,四百;买调料、鸡爪、鸭脖、豆干,花了五百多;又买了一个真空包装机和几十个食品袋,不到三百。
头一个星期,她天天在家试卤。今天太咸,明天太淡,后天颜色不好看。我每天晚上收摊回来,桌上摆着五六盘卤味,逼着我尝。我吃得都快吐了,但她不满意就是不满意。
第七天,她终于端出一盘卤鸡爪,放在我面前说:“你尝尝这个。”
我咬了一口,愣了半天。那个味道——麻、辣、鲜、香,一层一层往上翻,鸡爪软糯但不烂,骨头里都入了味。
“咋样?”她盯着我。
“你会把这配方传给我吗?”我说,“万一咱俩离婚了,我得靠这个活。”
她一巴掌拍在我后背上,笑得前仰后合。
第一批卤味,她做了二十份,拍了照片发在微信群里——小区业主群、妈妈群、购物群。一份卤味拼盘卖二十八块,里面有鸡爪、鸭脖、豆干、藕片。不到两个小时,二十份全卖光了。
第二天,四十份,卖光。
第三天,她凌晨四点起来卤货,我下了夜摊不睡觉,帮她分装、抽真空、贴标签。天亮后我骑电动车挨个楼送,她在家接单、回消息、安排补货。
那个月,卤味的净利润做到了一万二。
两个生意加在一起,月收入突破了两万。
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两个人划一条船,一开始风浪大得要翻,后来找到了节奏,你一下我一下,船不仅不晃,还越划越快。
每天早上四点,刘梅起来卤货。六点,我去菜市场进当天炸串的食材。九点,回家帮她打包卤味订单。十一点开始送,送到下午两点。休息两个小时,四点出摊摆炸串烤肠,干到凌晨一点。回家洗洗弄弄,两点睡觉。
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累吗?累。但每次收摊回来,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数钱的时候,那种累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踏实。
我们在夜市上认识了一对卖炒粉的小夫妻,他们干了三年,攒了一套小户型的首付。他们说,干这行就是熬,头半年最难熬,熬过去就好了。
我们熬了八个月,终于做了一件事——把出租屋退掉,换了一个月租一千八的店面。不是开店,是当操作间。一楼放冰柜、卤锅和操作台,二楼住人。地方不大,但终于不用在出租屋里偷偷摸摸地卤货了,也不用担心邻居投诉味道大。
第十个月,我们请了一个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老公工伤瘫痪在床,孩子上高中,急需要钱。刘梅说:“咱现在忙不过来,让她来帮忙打包、送货吧,一个月给三千。”
我算了算账,给了三千五。
有了帮手,刘梅腾出手来搞了两件事:一是联系了三个小区门口的小超市,把真空卤味放在他们店里代销,卖出去分成;二是注册了一个小商标,找人设计了包装袋,看上去像那么回事了。
年底算总账的那天,刘梅拿了个新本子,一笔一笔地加。
我在旁边坐立不安,一会儿去倒水,一会儿去上厕所,其实是不敢看。我怕辛苦一整年,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刘梅加了三遍,最后一笔落下,抬起头看着我,眼圈红了。
“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净利润,十一万八千六百块。”她声音有点抖,“一年,咱俩攒了十一万八。”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就走过去,把她抱住了。
她在我怀里哭了出来,不是难过,是那种憋了一年的委屈、辛苦、不安,全都化成眼泪流了出来。我的眼泪也没忍住,两个人在那间租来的小店面里,抱着哭了好一会儿。
隔壁大姐听见动静,敲门问咋了。刘梅擦擦眼泪,笑着喊了一句:“没事张姐,明天请你吃卤鸡爪!”
第二天,我们去银行把十一万八存成了定期。从银行出来的时候,阳光特别好,刘梅忽然说:“老公,明年咱攒够二十万,就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吧。”
我说好。
她又说:“后年攒够三十万,咱就去看个小户型的房子。”
我说好。
她挽着我的胳膊,走了几步,又说:“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买房。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我侧头看她,她脸上被卤锅的热气熏出来的红印还没褪,手指上缠着好几块创可贴,是切藕片的时候切的。她以前在超市上班,手指又白又细,现在粗糙得像个木匠。
但我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后来有人问我,你们两口子是怎么从两千块做到一年攒十几万的?
我想了想,说:没什么诀窍,就是两个人,一条心,两双手,不怕苦。一个烤肠摊,一锅卤味,半夜两点不睡觉,凌晨四点又爬起来。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干出来的。
你要是问我后悔吗?我后悔的是没早点干。
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穷,是穷着穷着就不想动了。欠债也好,失业也好,两口子一起,总能把日子从泥坑里拽出来。
用一千八百块起家,听上去像个笑话。但我和刘梅用一年时间证明了——这不只是个笑话,这是个我们两口子一起写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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