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400小组"潜伏在日本宪兵队 行走在敌人的刀尖上》（中国宁波网，2014年9月）、《新四军400反谍小组：潜伏3年策反60余日宪兵密探》（钱江晚报，2015年5月）、《潜入"魔窟"建奇功》（长江经济网·宁波日报，2022年1月）、《百年经典036·潜伏于日军宪兵队的"400小组"》（东方宁波）、诸暨市人民政府《2018年第2期党史资料》（周迪道生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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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宁波，秋风带着海腥气灌进永耀电力公司那栋灰色大楼。
日本宪兵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地牢，进去的人，没有几个能走着出来。
这一天，宪兵队来了一批新人。为首的是个中年汉子，眉骨宽，眼神沉，走路一瘸一拐——肋骨断着还没接好。他的名字，在宁波敌占区的暗语系统里，被编为一个数字：401。
对外，他是日军宪兵队的头号密探，专门负责打探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消息。
消息在整个浙东地下党体系里传开：周迪道叛变了。
那些年里，他动员过的四五十个青年，有19个已经成了烈士。他一笔一笔地记着，记在心里，不敢落到纸面上。如今他们的名字变成了墓碑，而他变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
他的家人，在诸暨枫桥，再也抬不起头。可是在四明山某间秘密屋子里，谭启龙把一封批复锁进了箱底。知道真相的人，加起来不超过几个。
日本人以为自己买到了一条猎犬，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养着的这条"猎犬"，正在一点一点地把他们的骨头，往山里搬……
诸暨枫桥，地处浙东腹地，山多田少，民风硬朗，出了不少不怕事的人。
周迪道是枫桥镇洄村人，生于1911年10月。
按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在山村长大的孩子，日后会成为整个浙东抗战隐蔽战线上最关键的一枚棋子。
他年轻时投身农民运动，赶上的是大革命那拨风潮——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也最叫人热血的年头之一。
1927年，周迪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数年，他先后担任中共枫桥区委书记、嵊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在诸暨、嵊县一带发展地下党组织，脚步踏遍山路田间，把能动员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地带上了革命的路。
诸暨市党史资料对此有记载：经他动员介绍参加地下党或送出去参加革命武装的洄村青年，前后有四五十人之多。
这四五十人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民政局登记在册、被正式评定为革命烈士的，有整整19人。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数字。
四五十个人，出去闯了一圈，活着回来的不到一半。
那些战死的年轻人，有些出发时还没满二十岁，有些连孩子都没来得及有。周迪道亲眼看着他们走，又一一收到了噩耗。
这种重量，不是每个人都撑得住的。但他撑下来了，而且继续走。
1941年，周迪道被委以重任，担任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员会主任，化名朱人达。
这个职务听起来文职，实际上却是在刀尖上行走——他的主要工作是穿梭于宁波、余姚等日军占领区与四明山根据地之间，专门负责为游击队筹措经费、采购物资、打通地下联络。
四明山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能守但难以自给。
山区地形险峻，日伪军要进山"扫荡"就得付出代价，可同样，山里的人要出来采购物资，也是步步险关。
根据地长期面临药品短缺、布匹匮乏、粮食不足的困境，甚至有时候连游击队员换洗的衣物都凑不齐。
外面的物资如何运进来，是一道必须解开的生死题，而周迪道，就是专门解这道题的人。
这份差事，要的不只是胆子，还要有脑子——在敌占区穿梭，身份随时可能暴露，人脉必须深，应变必须快，而且还要和各路人马打交道：日军、伪政权、地下党员、各类商人，一不留神就是人头落地。
周迪道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年，没出过大岔子。直到1944年。
1944年初，浙东游击纵队的处境越发艰难。
日军的经济封锁一收再收，根据地的物资储备已经见底，粮食、药品缺口越来越大。
何克希专门召见周迪道，当面布置任务：想尽一切办法，在最短时间内筹足800万元巨款，以作军用。
800万元。这个数字放在那个年代，是个让人倒吸冷气的数目。可周迪道接了。
他知道根据地那边是什么情形——他自己年年往里头运东西，清楚得很。
山里的人日子有多苦，他亲眼见过。那批跟着他走上革命路的年轻人如今正扛着枪在山里熬着，他没有理由停下来。
1944年上半年，周迪道再次出山，这一次去的是余姚陆埠。
他打算在那里接头筹款，把这笔军用经费一点一点地凑起来。
他不知道的是，当地有一个伪乡长早就盯上了他。
史料记载，这个人跟周迪道此前有过纠葛，心存旧怨，早就想找机会出卖他。这一次，他把周迪道的行踪全部抖给了日军。
日军得到消息后，直奔陆埠，挨家挨户搜查，最终将周迪道抓获。
先关进余姚日军警备队，再转押宁波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
宪兵队驻扎在宁波永耀电力公司那栋大楼里
这里岗哨密布，地下设有坚固牢房，刑具齐备，配备各种审讯手段。
宪兵队内下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等机构，进来的人，不论身份，都得先过一道酷刑关。
审讯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日军对周迪道动用了惯用的手段，轮番上来。整整审了十几天，始终没有从他嘴里问出任何关于根据地、地下组织的实质性内容。
宪兵队的思想课长铃木政一，精通汉语，审过许多中国人。
他见过扛不住的，也见过装扛住实际上早就招了的，但周迪道让他有些拿不准——这个人不只是不怕死，而且太过清醒，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铃木意识到，这个人知道的东西远比他表现出来的多。
打死，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但也是最浪费的。
如果能诱降此人，以他对浙东地下组织的了解，将是打入新四军内部的一把利器。
于是，铃木开始换策略，放下鞭子，谈条件。
周迪道在地牢里想了很久。
肋骨断着，手臂烫出了疤，身体已经半残。铁链，铁门，岗哨，出不去。他把每一条逃跑的可能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一条一条否掉。
硬撑着拒绝合作？日军不会就此罢手，死是必然的，但什么也改变不了。
可如果假意答应……
他在这个念头上停住了，开始认真想。
如果答应进入宪兵队，以密探的身份活动，那意味着：可以接触日军内部的情报，可以掌握扫荡计划，可以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消息——前提是，组织同意，而且组织能保证这条线不断。
这是一条极细的钢丝。走上去，随时可能掉下来。但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
牢房里的条件有限，他托人传递消息。通过一个被收买的狱中人，再经过可靠乡保辗转传递，一封亲笔密信悄悄送到了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手里。
信里大意是：日军想让我当他们的密探，我目前没有办法脱身。请求组织批准我假意投降，打进宪兵队内部，将计就计。
如果组织不同意，我就地跟敌人拼了，绝不泄露任何秘密。
谭启龙拿着这封信，找来了丁公量。
丁公量，化名粟后，时任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专责对敌伪工作，是浙东敌工体系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两人仔细研判了一件事：周迪道被捕这段时间，我方地下组织有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答案是没有。
组织网络没有暴露，没有任何破坏的迹象。
这说明周迪道在审讯中确实什么都没说，也说明他的请求不是被迫之词，而是经过了认真的谋算。
关于这个机会的战略价值，史料中记录了丁公量的判断：宁波是浙东地区政治、军事中心，日军在此重兵驻扎，而浙东敌工工作此前虽然在伪军、伪政权中建立了一定基础，在日军内部却仍然是一片空白。
周迪道的这封信，提供的是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机会——能打入宪兵司令部，是很困难的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经浙东区党委研究批准，同意了周迪道的请求。
一份书面批复，悄悄送进了宁波宪兵队的地牢。
周迪道拿到批复的那一刻，独自待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他当时的表情。
外面的世界，不会有人知道真相。
他即将踏上的，是一条最漫长、最孤独的路——要在敌人堆里活着，要把忠诚藏进最难看的外壳里，要让所有认识他的人，包括他的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人。
几天之后，"叛徒"周迪道出现在宁波宪兵队的走廊上，作为日军在册密探，正式上任。
消息传出去，浙东地下党体系一片哗然。
从1944年那天起，周迪道的名字，在浙东的历史上变成了一个骂名。
宁波城里的人说起他，没有好话。
那些曾经跟他并肩走过山路的人，提起来咬牙切齿。他的家人在诸暨枫桥，活在众人的眼神里，日子怎么过，可以想象。
而在四明山深处的某间屋子里，谭启龙把那封批复封存起来。知道真相的，加起来屈指可数。
日本人养着这个"头号密探"，给了他大量经费，给了他宪兵队的特权，给了他一张可以在宁波城里横着走的通行证，以为自己买了一把能刺穿新四军心脏的利刃。
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笔"投资"彻彻底底赔了本。
日本人给周迪道的每一分钱、每一条情报线、每一份资源，到底去了哪里？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在宪兵队的内部，在随时可能送命的险境里，周迪道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这些东西，变成四明山游击队的命根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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