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沈之岳》词条、《中国秘密战》（郝在今著）、《王芳回忆录》（原公安部部长王芳著）、《沈醉回忆作品全集》（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沈之岳专访（1983年1月）、曹佐才《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岳》、《文汇报》历史专题《延安秘密战》、《戴雨农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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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陕西延安，宝塔山下。
来自国统区的一支教授访问团刚刚结束了在延安为期三十天的参观行程，正收拾行装，准备踏上归程。
访问团里，萧致平教授和刘永川教授是这次访问的主角，两人都是长期同情共产党的知名学者，此行受到了伟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亲切接见，还在枣园合影留念。
三十天的访问，圆满结束。
然而就在访问团准备出发的当天，一个年轻人站出来，郑重地向接待人员提交了一份书面申请：他要留在延安，就地参加革命，不随访问团返回。
这个年轻人名叫沈辉，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来自重庆中央大学，河南人。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按照惯例，立即对沈辉启动了一套严格的政治审查程序。
处长周兴、副处长王范先后与他谈话，试图找出破绽。
王范敏锐地察觉到一个细节：这个自称河南人的年轻人，说话口音明显带着浙江味道，两者对不上。
沈辉没有慌乱，平静地解释说，自己幼年曾随舅舅在上海旅居多年，耳濡目染，口音自然沾了些南方味。
这个说法，打消了审查人员的疑虑。
保安处结束了政审，又拜托重庆的地下党同志，专程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的学生身份。
调查回来的结果：一切属实，没有问题。
于是，沈辉被批准留在延安，安排先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不久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就读。
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叫沈辉的年轻人，真名叫沈之岳，浙江仙居县下阁乡西陆村人，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1933年进入复旦大学，同年被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招募，成为戴笠钦点的特工，受训于浙江警官学校，精通英语，自学俄语，枪法极准，熟读马列。
他进入延安，带着两项任务：一是潜入中共核心，长期搜集情报；二是伺机暗杀伟人、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核心人物，只要能成功暗杀其中一人，任务即告完成。
而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统管延安所有安全审查工作的康生，以及主管对外情报的李克农，全程没能看穿他的真实身份。
【一】从浙江仙居走出的年轻人，怎么一步步走进了军统的门
要讲清楚沈之岳这个人，得先从他进入军统的那段经历说起。
沈之岳生于1913年2月18日，浙江省仙居县下阁乡西陆村人，家境宽裕，1930年代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在校期间因缘际会下被戴笠收编为复兴社特务处特务员，送入浙江警官学校接受训练。
这个"因缘际会"背后，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来历。
1933年，军校毕业后的沈之岳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他受到共产党同学耳濡目染，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
沈之岳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因经常组织工人罢工，作为工人罢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被中国国民党拘捕入狱。
被捕，本来是一道送上门来的审讯关卡，很多人在这道关卡上折了。沈之岳却把这道关卡变成了自己的舞台。
被捕后沈之岳从容自若，根本无所谓的。被审讯时他自编自演，搬出一个中国国民党大员，临时把别人说成自己的亲戚。
他这一招把审讯他的中统特务忽悠得团团转，因其所说"亲戚"身份十分特殊，核查不便，中统特务没敢造次。
这件事传到了戴笠耳中。
后来真相大白后，中统特务处认为沈之岳临危不乱、应对有方，是个人才。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戴笠那儿，戴笠亦比较惊讶。
戴笠平素好罗猎奇才，并且也很会识人，遂几次与沈之岳单独深谈，沈之岳终于被戴笠说服，加入了军统情报系统，只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
此后，为了提高沈之岳的业务水平，也为了将来给他一个合法的晋身之阶，戴笠于是将沈之岳保送到浙江警官学校学习一切特工技能，学习期间沈之岳加入国民党组织。
浙江警官学校毕业之后，沈之岳并没有立即被派往前线执行任务，而是被戴笠安排进行了更深入的"渗透"训练。
1930年代，沈之岳自学俄语、英语与马列主义，以"李国栋"之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地下组织。
这是戴笠为他精心设计的培养路径：让他以左翼人士的身份活动于上海的进步圈子，积累可信的革命履历，打磨在地下组织中生存的能力。
熟读马列，是为了将来能把"革命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让真正的共产党人挑不出毛病。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
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
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伟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
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
主动请缨，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细节。放眼整个军统，知道延安意味着什么的人不少，但真正愿意冒险深入的人少之又少。
沈之岳做了这个选择，背后是他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自信，也是一种在军统体系内迅速晋升的判断。
这一年，他25岁。
【二】1938年4月：踏进延安的第一步，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
进入延安，不是一件可以莽撞行事的事情。
彼时的延安，已经历了数年的摸索和磨砺，建立起一套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严格政治审查的体系，主导这套体系的，正是周兴处长主持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凡是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人员，不论背景深浅，都必须经过政审，一旦发现问题，轻则隔离审查，重则直接处置。
戴笠为沈之岳进入延安，选择了一条颇为精妙的路线。
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
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
由于萧致平长期同情共产党，与伟人也有私交，因此到达延安后一行人受到了伟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在这次接见的过程中，沈辉表现得谦恭温顺，总是少言寡语，与两位教授保持距离。
这种有意识地"退后一步"的姿态，恰恰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策略——在高层接见的场合，一个助手过于活跃反而容易引起注意，而安静守礼，则符合一个年轻人对自身位置的准确认知。
三十天后，访问团要走了，沈之岳留了下来。
紧接着，边区保安处的审查开始了。
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其实行了严格的政审，保卫部周兴处长还与他两次谈话，试图发现什么不妥，但沈之岳从容应对，一点破绽也没露出。
沈之岳在审查过程中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追求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履历，而是主动制造了一个小小的"漏洞"，让审查人员在这个漏洞上消耗注意力，从而忽视了其他更根本的问题。
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
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
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但是由于戴笠预先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
保安处结束了对沈辉的政审后，周兴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又请陪都重庆中共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的情况。
此前戴笠早已花大功夫为沈之岳在中央大学做好了一切，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及证明。
两道关口，都安全通过。
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
这个安排，是一个开始，也是一扇门。
【三】抗大岁月：康生亲口表扬，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边区政府教育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沈之岳进入了他在延安最重要的一个舞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
由于沈之岳极其善于伪装，加之又读过一些马列书刊，自学过俄语并通晓英语，于是沈之岳顺利通过了保卫处严格的政审，得以获得去抗日军政大学当学生的机会。
进了抗大，沈之岳展现出了远超一般学员的综合素质。
在抗日军政大学，沈之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十分积极，与人相处友善融洽。
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认为他很出色，在抗大当着罗瑞卿教育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要求同志们改变过去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
大概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不久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康生，在当时的延安，是主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核心人物，也是以识别特务、挖掘潜伏者著称的审查高手。
正是这样一个人，不但没有看出沈之岳的破绽，反而对他赞赏有加、当众表扬，还间接推动了他加入共产党。
从沈之岳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妙的掩护。
一个被党内主管安全工作的重要人物亲自认可并当众称赞的人，在延安的政治生态里，几乎等于给自己贴上了一张"安全"的标签。
据台湾方面载，沈之岳"以特别优异的表现，被共党所赏识，升任他为区队长。沈因'红大'同学甚多，故与共党中央各机关要员交往密切。一面乘机介绍同志多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密报戴（笠）先生"。
因在抗大表现特别优异，又是中共党员，并且受到过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多次表扬，于是在沈之岳毕业后，被安排在八路军留守兵团任一般参谋，得以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非核工作的收发报刊的辅助性工作。
这个位置——中央机关的收发报刊工作——对于一个潜伏特工来说，具有相当高的情报价值。
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
情报的传递，走的是一条极为隐蔽的路线。
沈之岳潜伏延安后，即悄悄展开他的情报工作。
那时，一位老头经常出现在延安城里，携带一只缺嘴茶壶卖油茶，此人正是负责沈之岳的情报交通联络员。
一只缺了嘴的旧茶壶，在延安城的街头悄然往来。没有人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卖油茶老头，是整个情报链条上的关键一环。
【四】1938年夏：延安破获中统特务案，暗杀计划同步暴露，沈之岳急中生智
就在沈之岳在延安站稳脚跟、开始向重庆秘密传递情报的同一时段，延安的保卫部门发生了一次意外的重大收获，险些让整个局面在这个节骨眼上崩盘。
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发现，在延安宝塔山下面的古寺里有一位僧人形迹可疑。
保安处立即实施了抓捕。原来这名僧人是中统派往延安的特务，名叫孟知荃，已经在延安秘密潜伏了两年。
边区保安处一举将和孟知荃接头的同伙抓捕归案。其中一名特务供述说，军统已派了一个特务潜入延安，任务是刺杀在延安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供词一出，延安立刻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延安立刻加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专为毛泽东设立了一个警卫班；同时还发动群众展开地毯式搜索，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始终没有丝毫线索。
地毯式搜索，一无所获。
原因不复杂——被搜查的那个人，正坐在宝塔山下的抗大课堂里，端端正正地记笔记。
可对沈之岳来说，这段时间同样是高度紧张的。
延安到处都是耳目，任何异常的举动都可能引发关注。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联络网络出了一个状况。
1938年，沈之岳在住的窑洞前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找他接头的标记，约他第二天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会面。
当天夜里，考虑再三的沈之岳最终毁掉了标记，没有前去会面，他主动切断了自己的上线和下线，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死棋。
这一夜，是整个潜伏生涯里最关键的判断之一。
去，意味着与外部特工网络接上头，但也意味着在延安保卫力量全面收紧、四处搜查的当口，冒着被跟踪、被发现的巨大风险；不去，意味着情报传递中断，与戴笠的联系暂时切断，但至少能保住自身安全。
沈之岳选择了不去，烧掉了纸条。
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他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沈之岳的刺杀任务显然没能成功，他甚至找不到实施的机会。
这和当时延安加强了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工作，沈之岳难以下手有关，也和沈之岳是战略特务，擅于审时度势，不急于一时之功有关。
延安的大规模搜查持续了很长时间，始终没有发现那个据说带着刺杀任务的军统特工，保卫部门也只能暂时将这件事搁置下来，继续盯着其他的可疑线索。
而沈之岳，就这样在延安的地毯式搜查中，凭借一个烧掉纸条的决定，平静地活了下来。
【五】1939年：两个身份同时运转，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1939年，一个新的安排让沈之岳离开了延安。
关于这次离开的原因，两岸各有说法。
沈之岳为何离开延安？王芳说，主要是沈之岳引起了毛泽东的怀疑，因而在1939年派他到浙江白区。
而沈之岳1983年1月10日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表示，他长期潜伏在中共地区，不仅没有受到怀疑，而且备受信任。
不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是：1939年，沈之岳以"沈辉"的身份，奉命离开延安，前往浙江白区工作。
离开延安的路上，沈之岳以另一个化名"李国栋"，绕道前往陕西省汉中，在那里与军统干将程慕颐秘密会合。
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汉中训练班工作。
1939年秋，沈之岳从延安成功退出后，即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
在课堂上，延安经历被沈之岳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特务圈中很是风光。
这里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在共产党面前，他是抗大二期毕业生"沈辉"；在国民党面前，他是军统特工"李国栋"。没人知道这是同一个人。
汉中的会合，时间极短。完成情报交换与工作交接之后，沈之岳迅速切换回"沈辉"的身份，以共产党干部的身份，随叶挺、项英一行前往皖南，参与新四军的整编工作。
1939年，沈奉命离开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随叶挺赴皖南收编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整编成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从延安到皖南，从陕北黄土高原到长江以南的山岭丘陵，沈之岳完成了一次地理上的大跨越，也完成了一次潜伏任务的深度延伸。
他在新四军内部的具体工作，多年来一直是个不太清晰的历史模糊地带。
原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说："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工作过。
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
据推测，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工作。
也就是说，1939年他离开延安时，可能并没有暴露身份，照旧"为党工作"，途经国民党控制区，就是他和军统交换情报的机会。
就这样，沈之岳同时以两个身份运转着，在地图的不同角落留下各自的轨迹，而这两条轨迹，从未被任何人拼在一起，看出其中隐藏的秘密。
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沈之岳被派往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的工作，担任政治工作。
他在这个位置上，能够接触到相当数量的部队内部动向与军事部署信息。
这些信息，通过他与军统外部联络员的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国民党方面传递。
1940年前后，国共关系愈发紧张，蒋介石先后发出"皓电"，要求新四军全部撤至旧黄河以北。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令，由何应钦、白崇禧发电报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以调停国民政府军与新四军及第十八集团军的连日冲突为由，令两军团接电报后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毛泽东授意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新四军未依期北上。
延至1941年1月，叶挺和项英率领新四军9000名军士经泾县北上；1月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今安徽省宣城市内）时，遭到由顾祝同带领的国军包围和袭击，是谓皖南事变，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沈之岳提供相关情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各部共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从泾县云岭出发向北转移。
一月五日，行至茂林时，遭到国军重重包围。
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遭反革命分子杀害，军长叶挺被敌人扣押。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派往新四军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司令工作的沈之岳，利用其有利身份向国民党传递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这一点也成为后来国共双方史学界所公认：其情报的传递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惨败的原因之一。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沈之岳没有停留，他从皖南迅速撤出，返回重庆，正式亮出了自己军统特工的身份。
皖南事变后，沈之岳重返戴笠系统，1941年7月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1941年冬天，在戴笠引荐下，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沈之岳，并对其慰勉有加。
这一年，沈之岳28岁。他完成了一次从延安到新四军、跨度三年有余的漫长潜伏，全身而退，身份始终没有被对方当场识破——而康生与李克农，在整个过程中，直到事后很久，才从外部线索中逐渐拼出"沈辉"的真实面目。
然而，这段历史里有一个细节，多年来一直被研究者反复提及，却始终没有定论。
就在皖南事变爆发的前后，在延安方面的档案里，"沈辉"这个名字依然安静地挂在花名册上，没有任何异常标注，延安的保卫体系，对这个已经渗入并向外传递情报三年的潜伏者，全程没能在其活跃期间将其识破。
直到他已经安然离开、身份从国民党方面的公开任命中暴露，才终于看清楚了那张脸背后的真相，那一刻，等待他们的结论，让所有知情者都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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