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让官”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的特殊一环，特指官员对即将获得且能胜任的官职、爵位等的辞谢行为。它从个体抉择发端，进而风气弥散，最终沉淀为帝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这个系列便是从“让官”制度出发，讲述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进”与“退”。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早春，清廷发布上谕：“以河南巡抚裕长署盛京将军，命迅速来京陛见。以河南布政使景星暂护河南巡抚。”（《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三十九）。在清代官场，这是一次令人垂涎的高升。河南巡抚乃正二品，而盛京将军位居从一品，坐镇留都沈阳，总管奉天军政要务。更重要的是，盛京为清朝龙兴之地，历任将军多为宗室勋贵，加上裕长早年长期在奉天做官，人头地面都熟。
按照常理，接到升迁谕令，官员要上一道“叩谢天恩”的奏折。就像他从光绪十年的奉天府尹，到光绪二十三年的直隶布政使，再到光绪二十四年的河南巡抚，每一次升迁、调任甚至加军功，裕长总是“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奏谢恩授直隶布政使》，档案编号：故机171562）。但同年三月，上谕改命：“调福州将军增祺为盛京将军。命河南巡抚裕长回任。”（《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一）。短短一个月，朝廷安排的人事布局被打乱，裕长不仅没去成东北，反而打道回府。这恐怕并非简单的寻常调动，而是一次钢丝上跳舞的“让官”操作。世人吴汝纶曾为裕长做过一篇六十寿序，提到：“巡抚河南中丞裕公莅位河南之三月，有诏迁盛京将军，公闻命固辞，既入朝又辞，久之，遂回成命，还公于汴。”（《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
在清代，官职乃皇权恩赐，非臣子可推拒。裕长为何敢冒此风险？我们首先得看看清代涉及“让官”的政治生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裕长《奏谢恩授直隶布政使》
朕看谁敢让
中国古代让官行为的演变，实则有三条清晰的脉络，而每一种趋势的背后，都隐藏着权力的暗流涌动。其一，由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过渡。早期让官多由官员个人性格或具体境遇决定，但随着政权对“礼让”美德的推崇，官僚群体对其认同感激增。其二，由社会风气向制度化过渡。官僚等级制度是让官存在的基础。秦汉以降，随着官僚制度日趋完善，让官也逐渐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序列。唐宋时期繁复的品位安排，反映了官员较为突出的“自利取向”，那时的让官，还带有浓厚的士大夫主体性色彩。其三，由官僚、士人主导让官向皇权主导让官过渡。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集权君主总是试图摆脱传统的贵族、部族和显贵群体的束缚。宋代以后，随着皇权控制力渐趋加强，官员在让官行为上的主体性不断丧失。金代以来的杖刑和蒙元部族主奴关系泛化至明清，让官不再是士人与皇权的政治默契，而变成了皇权绝对意志的体现。
明代，官员如果频繁让官或因事辞疾，极易被言官视为沽名钓誉或对抗朝廷，从而遭到弹劾甚至被皇帝削籍罢官。这表明皇权已经开始防备臣子的“退让之美”，将辞让行为视为对体制的挑战。例如万历三十年（1602年），尚书陈蕖称疾乞罢，诏张养蒙署事，养蒙因自身有病“固辞”，结果被给事中夏子阳弹劾“托疾”，直接罢官归。天启四年（1624年），刘宗周被起复为右通政，因见魏忠贤把持朝政而“固辞”，竟被魏忠贤借题发挥，责其“矫情厌世”而削籍除名。明初戴良的下场就更为可怜，因让官忤逆了朱元璋而被迫自杀：“太祖物色得之。（洪武）十五（1382年）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以上皆见《明史》）
到了清代，情况变得更加极端。皇权不仅不容许臣子“让官”，甚至连正常的“乞休”都横加干涉。“（雍正）六年（1728年），上念振扬老，召诣京师，授兵部尚书。振扬以病固辞，上疑其恋外任、怀怨望，命停俸，旋改銮仪使。”雍正怀疑其让官之动机，故对其做出了停俸的处罚。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朝元老、内阁首辅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搬出“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的道德大旗进行绑架，强行将其留在相位。张廷玉虽最终获准致仕，却因其“急于求去”而遭乾隆帝削夺伯爵，命其缴还御赐之物，更为打击的是，这位满清第一汉臣，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配享太庙（《清史稿·张廷玉传》）。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大学士史贻直以年迈请求致仕，乾隆只准其不必兼摄工部事务，每年额外加赏俸禄五百金，用高薪和殊荣强行把他架在岗位上。虽然说乾隆帝行为或有顾念老臣的心态，但温情外衣下的皇权压力，还是可见一斑（《清史稿·史贻直传》）。真可谓：雷霆雨露莫非君恩，嬉笑怒骂都是臣错。
在这方面，嘉庆朝名臣刘清的案例最为典型。刘清由拔贡议叙入仕，在四川为官多年，政声卓著，被川民称为“刘青天”。嘉庆帝也曾亲自赐诗褒奖：“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清官能臣，却因为一次不当的“自陈不胜”，差点断送了前程。《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刘清传》载：“忤巡抚初彭龄，劾其袒护属吏，降四级，以从四品京堂用。清亦自陈不胜藩司之任，诏斥冒昧，降补刑部员外郎。”刘清服阙后被授为山西布政使（从二品）。因与山西巡抚初彭龄产生矛盾，初彭龄弹劾他“袒护属吏”。刘清不仅没有反抗，反而顺水推舟，主动上奏“自陈不胜藩司之任”。这在唐宋以前的官场，或许会被视为有自知之明的谦退之举，但在绝对皇权面前的清朝，这无疑是“政治不正确”的。嘉庆帝看到奏折后，非但没有体谅他的难处，反而勃然大怒，当即下旨痛斥其“冒昧”，并以“降补刑部员外郎（从五品）”的重罚来警告他。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直隶候补知府石振铎正值壮年，却因患有脚气、腹痛等症，屡次上书请求开缺回乡调养。这在现代职场再正常不过的病休，在当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有人参奏他“年力正强，托病求退，居心巧诈”（《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一）。光绪帝览奏后勃然大怒，当即下旨痛斥，并命裕长的哥哥，时任直隶总督裕禄“确切查明，毋稍徇隐”。虽然后续裕禄调查证实石振铎确实是“抱恙非虚”，并出面替其求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内政类·职官项》，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裕禄查复奏折）。
相比前代，明至清中期史料中让官的案例不多见。清初官员熊文举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本朝无辞让之例。”（《熊文举文集》）这是因为，此时皇权与士人的关系极端不平衡，天下士人汲汲于功名，除非迫不得已很少主动让官。另外，官位本身在皇权执行者看来就代表中一种“王家秩序”，官员让官的“潜台词”就是不尊重这种秩序。所以，就让官而言，官员已然丧失了自主性。官职是皇权的延伸，是皇帝恩赐奴才的。皇帝赏给你，是看得起你；你敢推辞，就是不知好歹，甚至是对皇权的挑衅。正是在这种君要臣受，臣不得不受的僵化体制下，裕长在光绪二十五年的一系列动作，才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见皇上一面
清代新任督府大员就职前，如无特殊情况，照例是要进京陛见“请训”的。前文提到，命裕长“速来京陛见”目的就是请慈禧太后训。根据第二份旨意让其“回任”河南巡抚，我们有理由推测裕长是去了北京，并当面向慈禧提出让官请求。在清代，尤其是晚清官员利用进京陛见的机会，与最高层当面勾兑、试探上意乃至扭转仕途的案例并不鲜见。
光绪三年，时任福州将军文煜，“命迅速来京陛见……寻命留京，授内大臣、镶白旗汉军都统、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清史稿·文煜传》）。文煜早年有较为丰富的刑名履历，这次留任，旗籍大员掌管法司，应是光绪初年两宫政治平衡的一种体现。
当然，被任命后来不及进京就调任的案例也有：“（同治六年十二月）丁酉，以浙江巡抚马新贻为闽浙总督；未到任前，以福州将军英桂兼署。”（《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九）。当时，马新贻刚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并在赴任途中请假回乡祭祖。就在他假期已满、行至山东济宁准备前往福建时，朝廷紧急传递公文信件接连追上他，宣布了两道新的谕旨：“上谕两江总督著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复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著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马端敏公奏议》）。此时恰逢两江总督曾国藩被调离，马新贻的调任，应有压制湘军势力的考虑。
但是，裕长这种新获升迁就立即获得改任的情况仍属罕见。乾隆年间有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陛见，“奏称伊父年老，难以远离，情词恳切。著留京补授刑部尚书。云南总督员缺，著庆复调补；两江总督员缺，著那苏图补授。那苏图现兼办兵部事务，即著尹继善兼办。”（《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十二）。
类似的情况在晚清坊间也有传闻。据裕容龄在《清宫琐记》中记载：1907年清廷调任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他深知一旦入川便远离权力中心，遂果断拒绝赴任，而是强行进京要求陛见。岑春煊在面见慈禧时，打出了极为高明的“忠犬牌”。他并未直言抗拒，而是泣诉道：“臣话尚未说尽，又要远赴四川，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未知上意如何？”这番以退为进的表忠言论直接击中了慈禧的软肋。念及庚子年护驾的功劳，慈禧顺水推舟，直接将他改任为邮传部尚书，留在了权力核心。
那么，裕长是否具备岑春煊这样的高层关系呢？裕长，字寿泉，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其父崇纶曾任湖北巡抚。凭借着满洲亲贵的身份，裕长早早便在官场中崭露头角。光绪十年（1884年），年仅三十岁出头的他便出任奉天府府尹。此后十五年间，他先是被调入京畿，升直隶布政使；随后又辗转调任四川、甘肃等边疆大省出任布政使；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短短几个月内，他的职务如同坐过山车般经历了甘肃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的剧烈变动，最终在当年十月，被直接擢升为河南巡抚。
而他的哥哥裕禄，更是作为慈禧心腹，在戊戌政变后的敏感时刻，从四川总督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替荣禄掌控“疆臣之首”，足见其是慈禧托付身家性命的绝对自己人，且裕禄家族与荣禄家族的世代联姻（荣禄之女即末代皇帝溥仪之母），更使其与最高权力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据野史记载，裕长曾卷入“珍妃卖官”丑闻，“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胡思敬《国闻备乘》，就此点也有说法，事主是同样担任过河南巡抚的瓜尔佳裕宽，这两人一长一宽，但并不是兄弟）。我们姑且不讨论此故事的真实性，即便确有其事，也没有影响到裕长和喜塔腊家族的荣宠。所以，可以判断裕长是有机会利用进京陛见的机会，绕过正式的行政文书流程，辞让盛京将军一职的。
那么裕长为什么死活不愿意赴东北上任呢？难道是因为他高风亮节吗？
微臣做不到
裕长为人，还真没什么底线。《尊瓠室诗话》揭露了其不堪的底细：他与兄长裕禄、裕德等人为争夺公爵袭爵，竟然不惜伪造债务，逼迫自己的堂兄、理藩院候补员外郎裕善客死异乡。裕善死后，他们还不罢休，连寡妇孤侄都不放过，继续兴讼驱逐，硬生生将人家母子赶出门去。最后还是晚清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不畏权势，力平此狱，裕善的遗妾董氏才勉强保住了旗籍。为了袭爵，逼死堂兄，苛待寡嫂孤儿。这样一个心狠手辣、对家族亲人毫不留情的纨绔子弟，怎么可能突然之间生出功成身退的高洁情怀？时人吴汝纶在给裕长写六十寿序时，极力渲染其“非可苟焉就迁擢为荣观而已”（《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暗示他有自知之明。但这层“美德滤镜”经不起推敲。吴汝纶接着说：“谈者谓公有济变大略，而河南无事，奉天与俄界，边备旦夕警，朝廷听公固让，就夷易，避险难，殆非公驰驱报国本志也。”答案只有一个：他怕死，他要避祸。
《桐城吴先生全书》书影
光绪二十五年的东北，堪称大清最烫手的山芋。甲午战争刚过去四年，虽然清朝因“三国干涉还辽”勉强收回了辽东半岛，但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因列强的贪婪变得更加千钧一发。根据《清季外交史料》及《清季外交年鉴》的记载，就在裕长被调任的前夕（1898年），沙皇俄国利用其欧洲列强忙于瓜分中国的“机会”，以“租借”为名，直接以兵力占据了旅顺、大连湾，并胁迫清廷划出辽东半岛作为其势力范围。“二十四年（1898），以旅大问题，与俄磋商……俄人利用其机会，以兵力占据旅顺、大连湾，复胁迫清政府，租借其地，并逼认可筑造中东铁路支线，及划辽东半岛为中立地为条件。”(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年鉴（1875-1911）》，《清季外交史料》附录)
与此同时，驻德公使许景澄在前线发回的《奏俄人强租旅大并划隙地折》中，更是痛陈了这种“关门打狗”的窒息感：“窃臣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传，俄国立办四条：旅大两口及邻近一带，专归俄国租用……隙地（即租借地以北至辽东半岛北岸）一切吏治，全归中国，惟中国军队，非与俄官商定，不得来此……若不早定，诚恐因而生隙，转误大局。”(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下)
同时，裕长接到任命时，应该会想到其兄裕禄，此前在东北的遭遇。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任盛京将军裕禄因“筹防不密”，导致南路安东（今丹东）、凤城等城接连失守。虽然裕禄及时“甩锅”给一线将领，指责他们：“带领各营并未迎战，节节退缩，犹复捏报战状，任意欺饰，厥咎甚重。”使得“蒋希夷并所部营官副将蒋广隆、参将邓朝俊、都司桑友良、守备曾自来、赵玉龙，均著一并革职，即由王文韶拿解刑部，分别治罪”。（《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四）但自己也以其防守不力，“交部议处”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二）。随后，金州、宽甸、复州、海城、盖平、熊岳、牛庄、营口各城又相继失守，裕禄再遭“降二级留任”。（《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七） 让裕长这个一直在关内做文职、习惯于颟顸度日的八旗贵族去东北前线处理日俄关系，无异于把他架在火上烤。
事实上，裕长的恐惧绝非杞人忧天，从甲午到庚子，从裕禄到依克唐阿，东北越来越像是封疆大吏的修罗场。而因裕长极限操作而接任盛京将军的增祺，则在面对俄军进攻时，兵败被迫与俄军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消息传回北京，慈禧震怒，下旨将其“革职留任”以平息众怒（《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六）。但荒诞的是，由于沙俄殖民者坚持只认增祺这个代理人，清廷最后只能低头，让他继续留在奉天收拾烂摊子。（可参阅徐炳三《增祺擅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问题新探》）。再看看同期在东北死战的将领，下场更是令人唏嘘：黑龙江将军寿山在齐齐哈尔城破之际，为不受辱于俄人，先吞金、后饮弹，壮烈殉国，然而清廷为了向沙俄妥协，竟在其死后下旨“开缺听候查办”（《清史稿·寿山传》）；瑷珲副都统凤翔在北大岭一役中右臂左足两受弹伤，三次坠马仍跃上马背死战，最终呕血而亡（《清史稿·凤翔传》），但战后依然遭到了清廷“再加革职”的严厉处分。前线将领哪怕以死殉国，死后依然难逃朝堂的政治清算，面对这等前绝境，裕长想尽一切办法不去东北，正如时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裕长的算计无非是“就夷易，避险难”。升官是好事，但要是把小命搭在东北，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对增祺的处罚
我也不背锅
裕长的“避祸之退”并非孤例。在清末新政与帝制复辟的动荡年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的高官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挖掘他们的原始奏折与书信，我们会发现，这些辞让行为（让官与辞官）殊途同归，都指向了帝国官僚体系的全面溃烂。
与裕长这种纯粹的纨绔子弟不同，李秉衡在当时被誉为“北直廉吏第一”。然而，在民族危亡关头，他的辞让同样暴露了晚清官僚的怯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就在裕长辞任盛京将军的同时，山东巡抚李秉衡也陷入了困境。当时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局势风雨飘摇。李秉衡在《奏为遵旨酌保人才以备任使折》中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整顿吏治、抵御外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教案》第2册）。然而，当真正的外交和军事压力袭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推卸责任。据《清德宗实录》记载，李秉衡在处理山东教案时，因手段强硬引发列强不满。清廷命其进京陛见，实际上是准备将其调离。李秉衡深知此去凶多吉少，竟以“病体难支”为由，连上三折请辞。他在私下给友人的信中坦言：“德人索地，恐开衅端，不敢任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复李鉴帅》）。这种“不敢任咎”的心态，与裕长“避险难”的算计如出一辙。一个号称“清流”的封疆大吏，在国家需要他承担守土责任时，选择的不是死战，而是让官以自保。
如果说李秉衡避的是战争风险，那么崇厚避的就是外交失败的责任。光绪四年（1878年），崇厚作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然而，他昏庸无能，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不仅割地赔款，还给予俄国诸多通商特权。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张之洞等人连上奏折痛劾崇厚。面对千夫所指，崇厚没有选择承担责任，而是上演了一出“病遁”的戏码。据《清季外交史料》记载，崇厚回国后，立即上奏“称病乞休”，奏折中写道：“臣自抵俄境，感受风寒，回京后旧疾复发，精神恍惚，实难供职。”他试图通过辞让来逃避朝廷的追责和舆论的审判。虽然最终清廷还是将其下狱论死（后改流放），但他的行为逻辑与裕长完全一致：官职一旦有风险，立刻抛之脑后。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进入白热化阶段，帝党与后党的斗争你死我活。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文韶，身处权力漩涡的中心。王文韶是官场著名的“琉璃球”，圆滑无比。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在变法最激烈的那些日子里，王文韶屡次“以目疾加剧请开缺”。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王夔石（王文韶）昨日递封奏，请开缺，今日未到书房。”王文韶真的瞎了吗？非也。他是因为看不清局势，害怕被卷入党争而遭灭顶之灾，所以借“眼疾”来辞让。与裕长利用陛见机会口头辞谢不同，王文韶用的是病假，但目的都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保全自己。无论是李秉衡的避战、崇厚的避责、王文韶的避祸，还是裕长的避死，他们的辞让行为都是出于一种利己考量都是一种极端利己的选择。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的表演。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两天内相继驾崩。摄政王载沣上台后，对权倾朝野的袁世凯动了杀心。最终，清廷以“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将袁世凯所有职务一撸到底，命其“回籍养疴”。当然袁世凯的足疾并非完全捏造，据当时在军机处任职的章京许宝蘅日记记载，就在1908年10月（慈禧去世前一个月），他曾“为项城拟请假折，因足疾请假五日”。这说明袁世凯当时确实患有足部疾病，但显然未达到“步履维艰”乃至必须罢官回籍的地步。面对这场政治危机，袁世凯的应对堪称乖巧至极。他深知反抗只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立刻上折“叩谢天恩”，随后连夜带着家属逃往天津，确认安全后才返回北京向载沣辞行，最后乖乖回河南彰德府洹上村钓鱼种菜去了。此时的袁世凯，让出的是一时的权位，换来的是保全性命的蛰伏。这是一种在绝对权力压迫下的避祸之退。
早晚坑里见
艾森斯塔德有言：“当体系内的精英群体只致力于短期风险的规避与局部利益的榨取，而不再维护体系的整体存续时，其最终的崩溃便不可逆转。”透过裕长这面镜子，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晚清官场的腐朽无能，更是一个古老政治制度走进死胡同的必然结局。当“让官”这门曾经充满政治艺术的行为，最终沦为算计时，它所依附的那个旧制度，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裕长回到河南后，终究没有避开祸事：“河南巡抚裕长、漕運总督松椿好拳，拳颇从之”，“今夏义和团之起，始自京津，其时荣刚二相心醉于朝，而裕禄与其弟河南巡抚裕长附和于外，至虚报战胜，取悦奸党，以误朝局，杀身亡宗，非不幸也”。他甚至将曾被自己驱逐的山东义和拳师高志中请回，充当军营教习。据《义和团档案史料》记载，裕长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谎报军情，称“义和团忠勇可恃”，并下令驱逐洋教士回国，逼令教民背教。这一系列激进的排外举动，最终引火烧身。其后则有英国使节发电，“裕长心恨泰西人”，朝廷先是将其和湖北巡抚对调，然后即行开缺。张之洞还专门就此事致电驻沪某西员“新调鄂抚裕长已奉旨开缺，长江互保之约可以始终不渝”。惊惧交加之下，裕长于闰八月十四日暴病而亡。即便如此，为了给列强一个交代，清廷最终还是秋后算账，命已经死了的裕长“开缺另候简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三）。这与庚子时寿山、凤翔的遭遇，又何其相似。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裕长们用尽一生心力去“避坑”，避战祸、避责任、避党争。他们以为躲过了盛京的烽火、山东的教案、中枢的倾轧，就能保全性命与爵禄。然而，当整个帝国都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时，他们费尽心机守住的乌纱帽，最终都成了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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