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房里的记忆（水彩）陈若兰
一
家里供着木匠，楼下几家共用的厨房里就有了整日的斧凿敲打之声，呛人的烟气中夹杂着一股浓浓的杉木的幽香。半条街的人都知道，老黄家的小儿子要办大事了，不断有人跑来看木匠打家具，有人拾几把碎木屑回家当引火柴，小孩子们把刨花黏在下巴上，满街地跑着唱大戏：呛呛呛呛呛呛……我不能对自己的事情不闻不问，于是便向厂里请假回家。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卧在二楼临街的窗台前，捧一本书，看楼下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各色人流，思绪渺茫，无着无落。
我们成年后，父亲便不大过问我们的事情。他自己也从不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即便退休后，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与母亲和小妹三人过着很紧巴的日子，却从不向我们开口。我要结婚了，父亲却从江北请来这位木匠，请他为我打几件家具，这让我多少有些感动。父亲做了一辈子木匠手艺，到头来，他还得请别人来给他小儿子打家具，而且是他曾经的徒弟。
木匠姓姜，其实也不年轻了，六十岁前后。他告诉我说，你父亲人是好人，就是脾气太过耿直，所以这几十年一直都不顺气。我不能完全赞同木匠师傅对父亲的评价，但又觉得他之所说也不无道理。我知道，他也不喜欢父亲，不喜欢这个曾经严厉得近乎刻板的师父，却又碍于情面，从遥远的江北隔江渡水地前来给我打结婚用的家具。母亲讨好着他，递茶倒水，在父亲每日规定的菜金中尽量把伙食弄好些。
木匠喜欢找我聊天。他说，你父亲的木匠手艺在老家那一片都是顶呱呱的，年轻时方木圆木样样拿得出手，他老人家打的骨牌凳，用了几十年都不会松动。直到我人到中年，有一年我回老家去看一个长辈亲戚，老人指着中堂一张紫檀木太师椅说，这还是当年你父亲打的，五十多年了呀。然而我所知道的是，很多年里，家里除了两只杉木箱子，一件立柜，一张两屉书桌，几把凳子，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大哥结婚的那一年除夕，眼看新嫂子就要进门，家里连一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父亲这才紧赶慢赶，在年夜饭的前一刻打制出一张四方桌子，自然是白木的。传说中父亲亲手打制的那些漂亮的衣柜，华丽的太师椅以及结实的骨牌凳，倒是和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父亲似乎是最近几年才老起来的，大哥结婚还不到十年，大哥房里的那几件家具就是父亲自己动手打的：一张吃饭的桌子，四人可坐，八人也可。四人相对，便叫麻将桌；八人对饮，便成八仙桌。用料是父亲从附近五里亭买来的一根近百年的柏木，刨出来的纹理红白相间，鲜亮可鉴，且有一股柏木的清香；另有两把椅子，两张骨牌凳。现在，父亲再也打不动家具，再也做不成他做了一辈子的手艺了，不得不请他当年的徒弟姜师傅来给我打家具，也就是这几样，木料却是杉木的。我无所谓，我对这些家具，包括结婚本身，都不感兴趣。
我自一九七一年从下放的农村招工到这家工厂，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但我迟迟拖延着，似乎感觉一旦结了婚，人生就被定格了。我不算是一个好高骛远的人，但却总想着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工厂，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干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却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喜欢的事业。
我工作的这家工厂是一个农机制造厂，书记是一位刚刚复职的老红军，而掌握实权的厂长是一位在“运动”中起家的中年男人，有过当兵的经历。他坚持要把工厂打造成一座兵营：车间被称作一连、二连、三连、四连。我被分在二连，其实是一个精加工车间，专门为国产F195农用柴油机生产零配件。清晨，在一阵紧促的军号声中起床，吃早饭，上班；晚上，要集中到车间里，整齐划一地坐成一排又一排，听人读报纸社论，批这个批那个。我的工种名义上是机床维修工，两年过去，我什么也没学到，不过是站在师父旁边打打下手，替师父递送钳子或是扳手。进入工厂的第三年，机会来了，车间主任递给我一张工农兵大学生推荐申请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把填好的表交给车间主任的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想象着北京清华园里的大学生活，为自己的将来设想着一百种可能，每一种都布满光环。然而后来收到入学通知书的却是另一个有着强大背景的人，我只能慨叹命运的不公。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父亲，我似乎什么时候都甩不开父亲当年历史的阴影所导致的“政审”包袱。我总是不甘心，总想着有一天我会离开这座工厂，去奔向另一个向往的世界，至于那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却是懵懂的。我终于到了该成家的时候，我不能耽误了我的未婚妻，她是一个不错的姑娘，为人忠厚，在车间里人缘特别好。自然，她的家庭背景也不错，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正如母亲所说，我是高攀了人家。
也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姜师傅的木匠活就完工了，楼下几家共用的厨房空旷处就有了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两只骨牌凳。果然与当年大哥的那一套一模一样。方桌用的清漆，杉树原木的纹路结节清洁明亮，只是骨牌凳上那黑乎乎的生漆让我看上去有些不爽。其实是我错了，是我的审美情趣的偏差与欠缺。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及父亲的徒弟姜师傅打的那几样仿古家具，完全符合明式家具的风格，简约，流畅，凝重，大气。年数久了，骨牌凳当初黑色的生漆渐渐变成褐红色，表面像涂了一层光洁的釉，看上去很有年代感。
二
小学毕业时，父亲曾想让我歇了学业，跟着他去学木匠。那个秋天，本县唯一的中学开学快半个月了，我还在家里与父亲无言地抗争着。每天早上，我坐到青通河边的一处沙滩上，看着一艘艘拖轮拖带着十几只木船轰隆隆地从眼前驶过，拖轮的螺旋桨击打着层层浪花打湿了我的裤脚，很多次，我都想跳上其中的一艘船，去四海飘零，去浪迹天涯。我发誓，将来一旦离开这条街道，永远不再回来。
那一年大哥在煤矿做电工，在矿上的业余话剧社主演话剧《春归何处》，风生水起地四处巡演，却又遇到下放潮，电工做不成了，话剧社散了，失业且失恋的大哥不得不回到家里。父亲将一把斧子交到大哥手里，大哥以自己的牺牲换来我上学的机会。就这样，父亲带着大哥频繁地出入周边城乡，为那些扛不过岁月的老人建造死后的房屋。有时候，那将死的人会在某一天夜里走进父亲的梦中，说，黄木匠，我一辈子活得好累，就只想死后能睡一张好床，你可要多用心啊。过了一段时间，那进入父亲梦中的老人果然就走了。
那些日子里，清晨，父亲就带着大哥出门了。出门时，父子间保持着一段距离，父亲用斧头扛着那只工具箱，出了镇子，再把工具箱交给大哥。傍晚回来，工具箱先扛在大哥肩上，临近镇子时，又换到父亲肩上，父子间仍保持着一段距离。大哥不愿让他的同学和朋友看到他落泊的样子，不想让人看到他现在成了一个替死人打棺材的小木匠。如此种种，都深深地刺痛了父亲，父亲用一把斧子养活了一大家人，到头来他的儿子们却对他的手艺不屑一顾。父亲只有把内心的愤懑发泄到母亲头上，母亲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吵也不闹。
一九六八年下放前的那一段无聊的日子，我卧在阁楼里昏天黑地地读那些从学校图书馆搬回来的书，幻想着将来一定要做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小仲马那样的大作家。大哥谋到一份职业，坚决地将斧子交还给父亲，去一家化工总厂做采购员。父亲重新打我的主意，我差不多要妥协了，却接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通知书。我情愿下乡去做一个新式农民，也不肯接过父亲的那把斧子。
终于，父亲再也扛不动他的工具箱，再也不能去为一个将死的人打一口结实的棺材了。父亲这一生里不知打过多少家具，也不知道为多少将死的人打过寿材，直到他七十岁那一年，忽然想着是到了给自己准备后事的时候了，但这时的父亲既然打不了一只骨牌凳，更何谈是一口高大笨重的寿材。他去了一趟青阳山里，过了几天，在一挂鞭炮声中，就有人将披着一条红绸带的寿材送到了大通共和街64号。
那口寿材就一直放在楼上他卧室的隔壁。有时候，他会躺进他未来的屋子里，看那口寿材能否放得下他颀长的身体。透过屋顶上的亮瓦，父亲看着头顶上那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天空，也一定在数着自己的日子。父亲习惯用一把斧子不断地修理着他屋子的前庭后院，再用一只平刨将那屋子的六面墙壁刨得平整光洁；他用桐油细细地调着石膏，将那口寿材的每一处缝隙都涂抹得严丝合缝，干透了，用生漆刷上一遍又一遍，再用砂布一遍遍细细地打磨。父亲在做这件事时，已经把死亡看作人生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他知道人活一世，无论风光还是落泊，结局都是一样的，都要走这条路。
计划经济的时代，大哥的足迹开始踏遍全国各地。他不断往家里寄他在一些风景名胜的留影：杭州的三潭印月，苏州虎丘，济南的趵突泉，扬州瘦西湖，北京颐和园。那时候，我们都盼着大哥回家，尤其是逢年过节。大哥一进门，就从包里变戏法似的取出一样样那个年代紧缺的商品：猪油、白糖、肥皂、茶叶，还有糕点。父亲躺在厨房里的那张帆布靠椅上，享受着子孙绕膝的欢乐，脸上开始有了久违的笑容。
招工进工厂的那一年，目睹铸造车间的几个年轻学徒利用制作模具剩余的边角料打制一些简易的家具：圆桌、沙发、书架，可以折叠的杉木靠椅。这几个来自石台山区的青工原是上海知青，他们有着上海人精细的审美和对木材纹理精准的把握。看着他们制作的过程，忽然就感觉那每一道工序都是那么熟悉。那一次回家，便想拿几样木工工具，与那几个上海佬过一过招。但寻遍了家里每一个角落，却不见一件。冬日的阳光下，父亲正戴着一顶草帽晒着太阳。不远处，有人正用父亲的斧子在一下下地劈着柴火。不知为什么，这一刻我的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凉，为了父亲，也为了自己。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清晨，父亲放下对这世界所有的执念，去了远方。在装殓父亲时，忽然发现那口搁置很久的棺材里有一把平刨，仿佛是父亲留给自己的最后的纪念。
恢复高考的那年，我考取了一家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工作调动，从池州到安庆，搬家时，一套桌椅留给了附近乡下的外甥，而那两把骨牌凳就一直带在身边，算是留下一份对父亲的念想。这些年来，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换房改造，客厅越来越大，客厅里的家具也被一次又一次淘汰换新，而那两张骨牌凳就一直摆在客厅里。那一年书法家唐罡先生送我一只白釉仿宋插瓶，骨牌凳就成了花架（下图），放上那只插瓶，古雅而端庄。有时独坐于客厅，看着那张骨牌凳，眼前就浮现出父亲做木匠活时的场景，杉木的幽香弥散在屋子里，父亲在锯一根木条时一脚踏地，一脚踩在木条上的气定神闲；他在刨一块木板时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随着一声声“嚓、嚓、嚓”刨子与木板的摩擦，雪白的刨花从刨子里一卷一卷地吐出来，爽脆而又丝滑。想着父亲在世时的不易，遂知那几年把人生的困窘归咎于父亲是不公的。每想到此，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短视频的时代，有一次看到有人在一根烂树桩上用一把电锯快速地运作着，电锯嘶鸣，木屑纷飞，视频用的是快放模式，那根烂树桩在屏幕里魔术一般地变化着，不一会儿，那根原本看不上眼的烂树桩就被加工成一张漂亮的茶桌。平台开始不断地向我推送着各种木工技艺，每一个都让人赏心悦目。忽然想，如果我当初做了一个木匠，几十年过去，说不定我也会成为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工技师，在现代发达的电动工具的加持下，从我的手上制作出一样样精美的工艺品会让我的生活缤纷多彩。相比起来，这些年用尽心血写出来的那些连自己都懒得再读的文字，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用我的笔去写一些违心的文字。
原标题：《父亲的木匠手艺养活了一大家人，却在儿子这一代失传了 | 黄复彩》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本文作者：黄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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