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万毅》《于学忠》《常恩多》《郭维城》词条;维基百科《万毅》《东北军》词条;学习公社数字图书馆《常恩多将军与东北军百十一师起义》;祖国网《万毅传略》;百年旅顺《参加中共七大的大连人——万毅》;抗日战争纪念网《于学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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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鲁南山区的春意尚未完全驱走严寒,夜里仍有料峭的风从沂蒙山脉吹过来,把屋檐下的灯烛吹得摇摇晃晃。

于学忠坐在鲁苏战区总部的房间里。

桌上摆着两份来自重庆的密电,并排放着,字迹清晰,意思明白——蒋介石要求他将现已关押于鲁苏战区监狱的第111师第333旅代旅长万毅秘密处决。

这不是第一份了。头一封密电来的时候,于学忠没有立刻行动,拖了一段时日。

重庆那边不见回音,紧接着第二封又发了过来,语气比第一封更急。

两封密电摆在面前,于学忠盯着看了很久,终究没有下令,也没有回电,只是把两张纸压在了桌底的文件堆下面。

这样拖下去是不行的。

于学忠明白,重庆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蒋介石的命令发出去两次,迟迟没有得到执行,时间拖得越长,对他自己越不利。

可话说回来,要他对万毅下手,也并非那么容易。

万毅这个人,于学忠太熟了。不是面子上的熟悉,而是真正一起在战场上滚过来的那种交情。

鲁南的土地上,这支部队打过多少恶仗,吃过多少苦头,于学忠心里有数,万毅心里也有数。

让他亲手把这个人送上死路,无论从哪个角度想,都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两封密电,一边是来自重庆的军令,一边是十几年的袍泽情义。于学忠就夹在这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那个夜晚,鲁南的风还在刮,屋里的灯还在摇,而于学忠最终做出的那个选择,将在日后的历史里留下一笔不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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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金州走出来的满族少年

要说清楚这段历史,得把时间拉得更远一些,拉回到万毅最初走进军营的那个年头。

万毅,原名万允和,字顷波,1907年8月8日出生于辽宁金县,就是今天大连市的金州区,满族人。

他出生的那个年代,东北这片土地正在日俄两国的利益角力之间喘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安稳。

万毅家里是农民,田地本来就不宽裕,日子过得紧巴。

偏偏在他幼年的时候,家里仅有的那点土地被日本人以修公路为由强行征占,一家人失去了立身的根本,被迫在1914年迁往金州县城,从此靠打零工度日。

万毅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念过金州公学堂,算是识文断字,但家里没有余钱供他继续读书,少年时代就去大连的一家钱庄当了童工。

后来辗转到奉天省财政厅征榷科谋了一份雇员的差事,就这样一边维持生计,一边寻找更宽的出路。

1925年3月,18岁的万毅考入东北军军士教导队第四期步兵科。

那一年,教导队的队长正是张学良。万毅进了军营,才算真正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半年学习期满后,他凭着同学的介绍,进入天津的东北陆军第一、第三联军司令部副官处,从文书股的上士干起,一步一步往上走,先后做过少尉兵站员、中尉兵站员,1926年春通过考试,被录用在第三、第四方面军副官处任少尉副官,此后历任中尉、上尉、少校副官、少校军械官等职。

军营的历练让万毅越来越沉稳,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模样。

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已经在东北军体系内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资历,但真正让他走上历史舞台的,还是在东北陆军讲武堂那段刻苦用功的岁月。

1928年底,经过黄显声的引荐,万毅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学习。

讲武堂的训练并不轻松,从早到晚都是操课和文化学习,万毅咬牙撑下来,不光撑下来了,还以该期学员考核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张学良亲自给他颁了奖,一块怀表,一把指挥刀。

这两样东西,对于一个从底层爬起来的年轻军人而言,是莫大的荣耀,也是沉甸甸的激励。

毕业之后,万毅被分配到东北陆军第二十旅担任少校团附,加入中国国民党,就此走上了他后来那条曲折漫长的军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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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火里磨出来的军人

1936年,是万毅军旅生涯里值得大书一笔的年份。

那一年,张学良破格提拔他为中校团长。那一年的万毅才29岁,在整个东北军的将佐圈子里,这是最年轻的团长,无人能出其右。

张学良亲口对他说的话,被许多记录者引用过:你是东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以后在他们中间好好干吧。这句话里带着一分期许,也带着一分看重。

也是这一年前后,万毅结识了在东北军中从事地下联络工作的中共党员刘澜波。

刘澜波当时在东北军中任职,两人多次深谈,万毅的思想随着这些谈话慢慢发生着变化。

他对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西北来打红军、压着军队不让打日本人的做法,心里的抵触越来越深。

这种情绪在东北军的许多官兵里都有,东北故土沦陷多年,家乡的父老受苦,军队却整天在内地忙着剿共,这笔账怎么想都算不过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万毅当时在军中的位置虽然不算高,但作为东北军的一份子,这件大事的影响他自然感受得到。

事变的最终走向是和平解决,但张学良随后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陷入分裂和混乱。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万毅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937年,万毅率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那一仗打得极为惨烈。

他所带的第672团在南京城下与日军血战,几乎全军覆没,万毅只身幸免于难。

南京的硝烟散尽之后,那些曾经跟着他并肩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没能活下来,这件事在万毅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此后一生都不愿主动提起这场战役,只字不说。

1938年1月,万毅出任东北军第112师第334旅第667团上校团长。

两个月后的3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是在枪炮声里、在战场的泥土上做出的,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而是亲眼看见了太多之后的真实决定。

1938年5月到7月,万毅率第667团在苏北的孙家山一带进行阵地防御和反突击作战,与另一支部队联合进行了大桅尖战斗,两次战斗都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保住了连云港,让这座港口城市免遭日军的破坏。

这一段战斗经历,是他战场履历里可以称道的一笔。

1939年3月,万毅随第57军开进鲁南,在这片土地上开展对日游击战争,从此在鲁南扎下根来,与于学忠的部队在同一片战区里并肩作战。

1940年春,万毅出任第111师第333旅代旅长,驻扎于鲁南一带。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和师长常恩多之间的配合越来越紧密,两个人的关系也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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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二二锄奸"的风波

鲁南的战局在1940年秋天出了一件大事。

事情的起因,在于第57军军长缪澂流。缪澂流这个人,面对日军的不断扫荡和围剿,心态慢慢垮了,越打越觉得没有盼头,一心想着保存实力,不想继续硬扛。

1940年夏,第333旅的666团竟然有两个连的官兵在连长王明德、郝继贤的率领下,投向了赣榆县桃林镇的伪军。

这件事让缪澂流嗅到了机会,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早已有之的打算。

很快,他与副军长朴炳珊一起秘密与驻徐州的日军鹫津师团展开谈判,1940年9月,双方达成了一份"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议。

这件事被万毅察觉了。

发现这一情况的经过,牵涉到一个叫于文清的人。于文清发现了缪澂流与日军勾连的证据,连夜找到万毅报告。

万毅听完,当即判断情况紧急,带着警卫员快马赶到军部,找到正在养病的第111师师长常恩多,把详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常恩多听完,拍案而起,两人当场商定,必须采取行动。

1940年9月22日,万毅和常恩多联手发动了日后被称为"九二二锄奸"的行动。

万毅利用请客吃饭的机会,先把知情的董汉卿控制住,逼其写下检举书和自白书。

当晚,万毅调动两个营的兵力,一举端掉了军部,活捉了副军长朴炳珊和参谋处长徐鸿恩等一批人员,军长缪澂流得到消息,带着亲信仓皇出逃。

常恩多和万毅随即联名发出通电,向国内外揭发缪澂流叛逆卖国的罪行,同时向重庆方面和战区总部的蒋介石、于学忠各发了一份电报,备案说明经过。

这个行动,从军事和道义上说,是杀了一头窝里的害群之马。但从政治角度看,却捅了一个大马蜂窝。

蒋介石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是褒奖,而是发来电报,责备常恩多"不识大体,意气用事"。

在重庆看来,缪澂流的那份密约,或许有其复杂的背景考量,而万毅和常恩多擅自行动,打乱了很多部署。

更要命的是,缪澂流的背后是有人撑着腰的,他随即找到机会,向蒋介石大加诉说,把万毅的行动描述成通共闹事,蒋介石那边原本就对这支东北军老部队抱有戒心,这么一说,更加深了对万毅的不满。

事情就这样埋下了祸根,拖了几个月,等到1941年初,终于爆发了。

1941年2月17日,万毅参加完师部会议,往回走的路上,第331旅旅长孙焕彩把他拦住,热情地邀他去旅部吃顿饭,说是叙叙旧。

万毅和孙焕彩平日并不亲近,略作犹豫,想着也不好驳面子,就答应了。

饭桌上谈笑了片刻,几名士兵忽然冲进屋来,宣布奉上级命令逮捕万毅,罪名是"涉嫌通共"。

一顿饭,赴的是鸿门宴,万毅就这样被押走,关进了鲁苏战区监狱。

他在那里,一关就是将近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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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于学忠收到两封密电

万毅被关押之后,鲁苏战区内部的气氛变得格外微妙。

常恩多师长对这件事勃然大怒,却因为病势日重,难以有更大的作为,只能在病榻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郭维城在战区总部担任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消息比别人灵通,凡事都盯得紧,时刻关注着万毅的处境。

而于学忠的位置,是整件事里最尴尬的一个。

于学忠是个有来历的人。他原本不是东北军出身,早年在北洋直系任职十年,1927年才跟随奉系,这种"外来户"的身份,让他在升迁的路上必须事事谨慎,出众的能力和忠诚两件事缺一不可。

他靠着这两样,在东北军里站稳了脚跟,张学良对他是真正的信任和器重。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专程从兰州赶到西安,参加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兵谏。

事变当天,他还在兰州发动了同步行动,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以实际行动配合了西安。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临走之前将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于学忠,这份信托分量不轻。

于学忠接手东北军之后,带着这支队伍辗转转战,1939年1月受命担任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第51军、第57军等部队,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线、津浦路,深入敌后鲁南,在山东、江苏一带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

到了鲁南之后,于学忠和共产党的接触并不少。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方面主动来联系,把一些文章和思想资料送给他看,他的秘书主任郭维城本人就是共产党员,平日里帮他整理和解读各方面的动态。

于学忠对这些事情态度宽松,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既不红,也不蓝,两条道路走中间。

这句话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既是一种政治表态,也是一种自保策略——不死忠蒋介石,不公开反共,在夹缝里寻求生存空间。

正因为这个立场,他对手下部队里那些暗地里与共产党有来往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主动追究。

万毅的情况,他多少是知晓一些的,但只要不出大事,他不会主动去点破。

然而1942年4月,重庆的密电来了,而且来了两次。

两份电文,措辞清楚,要求将万毅"秘密处决"。

于学忠把两份密电压在案头,不动声色,但心里已经开始权衡起来。

他向来知道,蒋介石对东北军这支队伍的心思,从来都是用而不信,借力而防患。

西安事变之后的这几年,东北军被慢慢分拆削弱,调来调去,消耗在各处战场上,兵力一点一点地减少。

于学忠作为名义上的鲁苏战区总司令,辖区范围名义上很大,实际能够真正指挥调度的,只有那几支东北军的老部队,中央系的部队根本不听他的。

这种处境下,他手下的每一个能打的将领,都是他仅剩不多的依靠。

万毅在鲁南打了几年,无论是打日军还是处置军中的叛逆,都拿过实打实的战绩出来。

就这么一个人,被两封密电要了命,于学忠无论从情分上还是从现实利益上考虑,都难以痛快地举刀。

拖是不行的,动手又下不了决心。于学忠最终决定,先找人商量,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条折中的出路。

他派了参谋长,专程去找常恩多,征询这位师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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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个卧病将军的回答

于学忠派参谋长去找常恩多的时候,这位师长已经卧病在床多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常恩多是第111师的师长,也是那支部队里公认的灵魂人物。

他在鲁南这片土地上带着官兵打了几年,部队里的人心向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本是中共特别党员,对万毅被捕一事一直放在心上,只是因为体力不支,许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

1942年初,于学忠的鲁苏战区总部因为遭受日军袭击,被迫转移,突围之后辗转来到甲子山一带,恰好就在第111师的防区附近,距离师部驻地纸坊只有四五里路。

这样一来,于学忠和常恩多之间的往来反而比过去密切了不少,两人经常见面,有时也谈及局势和人事。

郭维城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和常恩多走得越来越近,两个人经常彻夜长谈,把胸中的很多话说了出来。

于学忠派来的参谋长把密电的内容传达给常恩多,说的是总司令征询他的意见,看如何处置万毅。

常恩多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在病榻上缓了片刻,抬起眼睛,盯着参谋长,然后开口了。

他说的那番话,被后来的史料记录者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大意是:这不是在处置万毅一个人,这是在处置所有曾经为抗日除奸出过力的人,他不能接受这个决定。

他还让参谋长带话回去,说蒋介石是借东北军的手来杀东北军自己的将领,让亲者痛仇者快,再这样下去,对不起张学良副总司令,对不起东北的父老乡亲。

他说万毅是他的部下,没有罪。

他说如果总司令一定要执行这道命令,那就先请解散第111师,先杀了他常恩多,再说万毅的事。

参谋长带着这番话回去了。

常恩多这番话,把于学忠从两难困境里推了一把——不是往执行命令的方向推,而是往另一边。

于学忠沉默了很久之后,给重庆发出了回电,四个字:不能执行。

这四个字,顶回去了重庆两次密电。

然而,重庆那边并没有就此罢手。

密电被顶回去,并不意味着万毅安全了——蒋介石换了一条路,绕过于学忠直接出手,整个事态随之急转直下,而当万毅在鲁苏战区监狱的那座农家小院里等来最终的结局时,等待他的那一幕,让所有得知消息的人都大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