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和戏剧，可能会被认为更不可靠。但优秀的文学和戏剧通人情、达事理，它们有可能会更具备去伪存真的神奇能力。
海南省琼剧院新近首演的《丘濬问天》，就是这样一部历史题材的好戏。丘濬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人物，在封建王朝官修正史《明史》中有千余字的记载，曾官至宰辅，亦有巨著存世；但历史浩如烟海，丘濬在普通人的记忆库中往往略显陌生，不如“海南双璧”中的海瑞知名度高。有历史研究者花了很多力气论证丘濬远超于同时代人的商品经济思维等过人之处，骨子里还是有点西方史观的味道，仿佛历史是一个根据各项超乎凡人的事迹来打分的排行榜。《丘濬问天》则用文学和戏剧的力量，让我们明白中国史观中到底是什么值得被记住、被生生不息地传承。
一、大时代的小人物：中国历史的文化连续性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绵绵不绝。当然，她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懂得实力与“规则”，理解这些跨越民族差异的出发点。但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是文化。孔子曾在比较夏商周三代文化时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赞扬周代以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明制度。当困厄之时，他又说：“天之未丧斯文”（老天还没有要让这文化道统消亡），那我为什么要畏惧坏人呢？在最严峻的时刻，承载文化传承因子的个体数量有限，但文化毕竟传承了下来。待到适当时机，这种文化因子又在更广泛的个体中焕发生机。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文化连续性。
海南在明代被称为“海外邹鲁”，是因为那时的中原大地，在经历蒙元立朝前后的社会变乱之后，礼崩乐坏，礼失而求诸野，丘濬、海瑞，海南这几位性格拗硬的汉子，居然保持了在不少中原士大夫身上已经消淡的“文化连续性”。
原谅我生造这么一个词：文化连续性。但这确实是看了《丘濬问天》这部戏之后获得的启悟，不得已驽钝地先造一个词，以待方家赐教。具有这种文化连续性的中国人，并不只是活在一个“此生”的物质世界里；而更是活在一个在精神文化的意义上生生不息、永无断绝的世界里。顾准先生曾把这种文化连续性称为“史官文化”——这是上个世纪末人文精神大讨论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概念。丘濬不正是史官吗？就像司马迁对刘邦乃至汉武帝一定要秉笔直书，丘濬也一定要在史书写作中还自己的文化偶像于谦一个清白。
陈艺天老师写丘濬的上一部戏《布衣卿相》（海口市琼剧团创排）可以说就把属于“史官文化”这个脉络中的丘濬写活了。但到这部陈艺天、王羚合作编剧的《丘濬问天》，我发现“史官文化”可能只是这种中国人的精神文化连续性的一个维度。
的确，我们活在历史之中，我们相信历史评判的正义和权力。但是这种文化连续性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它同时也是文化的、文学的、审美的、情感的。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精神中的“历史”，和欧美文化中所说的历史学本身就是颇有不同的。
在《丘濬问天》这部戏里，除了“尾声”让学生们口中追溯其已完成晚年丰功伟业并进入史册的光芒，男主人公丘濬从头到尾都是一位“小人物”。官不大，但情深意切、精神担当很大。创作者抓住主人公尚未闻达的小人物时刻，刻画中国历史的精神承续。
戏的序幕，是大时代的大英雄于谦问斩。小人物丘濬跑到法场喊冤，挨了棍子，仍要问苍天在上，岂有公道？从此他也成了石曹两位权奸重点关注的人。但其实他直笔写史（此时只能算是私人修史）、寻访证据等行为，从剧情上来说并不构成惩恶扬善的直接触发点；最终还是商大人这样的大人物的运作，直接扳倒了曹公公，还带着救兵在千钧一发中救下了差点倒在黎明到来前的丘濬等三人。如果用情节剧的逻辑，有人可能会批评商大人带兵来救是“机械降神”，剥夺了戏的主角的能动性。但它展示出一种可贵的真实：丘濬这样的小人物，在这些大事件中，不是直接决定事情走向的人。
哈姆雷特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能左右《哈姆雷特》剧中的丹麦王国的大事件走向，《丘濬问天》中的丘濬亦如是，但哈姆雷特和丘濬当然是这两部戏的主角，何也？他们不是创造历史的人，却是历史的情感主体。
作为西方戏剧的代表，《哈姆雷特》是个人主义的，哈姆雷特不是一个大人物，按照塔可夫斯基导演在其名著《雕刻时光》中所说，哈姆雷特是一个精神上远超其同时代人的个人。《丘濬问天》中的丘濬则属于另外一种文化。丘濬可能并不是使冤屈昭雪、正义得报的决定者，但他是千千万万个抱有同样朴素愿望的中国人的缩影。这是能让许许多多中国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共情的。
二、小人物的大情义：戏剧的历史编织术
戏的第四场《孤灯盟心》，中秋夜，伊天夫老师设计的舞台美术简洁而优美，自然而然地勾起观众对这个传统节日的情感唤起。月下，坏人在密谋，丘濬也在家赏月，吟诗：“客里逢秋景，思乡倍怆神。依然今夜月，不见去年人。”
旁人觉得他可能是思乡，想起故人，却未领会他说的“不见去年人”乃是去年中秋于谦于少保尚在，饮茶赏月时谈社稷民生、边防漕运的场景。这是一个寻常的情感场景，但不寻常之处在于，它的情感是二维的，既包含人之常情的情感，也深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义担当。
剧中多处都将人物的寻常情感与大情大义有机融合在一起。丘濬、丘妻、于谦旧部之女三娥、丘濬的书童小安，丘濬的学生们，这些大时代的“小人物”，都带着他们多维的情感，成为历史的情感主体。第三场《焚稿折膝》，国子监后山“望议亭”，一开场就是几位监生，辩论要不要按石曹权奸的意图来写史。有的说“商公削籍，御史死绝！你我几个书生，挡得住石兴禁兵？”有的争辩，“挡不住，就要跪着写？把忠写成奸，把热血写成谋逆——这史修出来，有何脸面进孔庙？”他们请来了先生丘濬做评判。丘濬的态度很明显：“修史首重存本心，自有青天鉴古今！”
然而石兴带领锦衣卫很快冲进来包围众人。为保学生们性命，不仅史稿焚了，丘濬还不得不下跪以示屈服！石兴尽兴撤队，留下监生们悲号。
在有些主题先行的历史剧中，正面人物被塑造得过于“伟光正”，那定是不会向恶势力下跪的。《丘濬问天》中的丘濬则不同，他不会丢弃真实生活的寻常情感，不会做随便牺牲掉其他更小的小人物的人，相反，牺牲自己的骄傲，有可能存留更真实的大情大义。所以，他可以唱出，“这一跪，不向权门折寸腰”，虽然身体跪了，但精神并未折腰；“这一跪，薪传火继待明天”，眼前的委屈是为了保留火种，等待正义的到来。
陈艺天老师在过去《路博德》《黄道婆》等剧中，塑造过许多情感鲜明的小人物，但在那些戏中，第一主角都还是以历史大人物的身份出现的，甚至在丘濬主题的上部戏《布衣卿相》中，丘濬这个主角也在剧中完成了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人物弧光”成长，但是到了《丘濬问天》，这位主角像哈姆雷特一样始终未有“成长”！正因为如此，他的情感更像我们在座的观众。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情感更把中国历史的底色编织进来。也许我们会忘掉像这些监生们、像三娥小安丘妻这些普普通通的追求善良和正义的人，甚至我们也会忘掉丘濬是谁，但是我们不会忘掉许许多多的他们，想要承续和存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因为同样的情感被编织在一起，我们就在这历史之中。
2026年5月底的这样一个夜晚，海南省歌舞剧院里，看完琼剧《丘濬问天》的观众们，仍然密密麻麻坐着，不肯散去。
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看戏是一种娱乐消遣，的确，戏剧首先是通俗文艺，但戏剧也因其通俗、通人情，有可能是族群精神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很多戏，看看图一乐，看完就该干嘛干嘛去吧。《丘濬问天》则显然属于另一种。观众精神底里的某些内容被扰动起来，欲罢不能，但又找不到足够的俗常语言来表达，欲说还休。
三、老情感的新课题：中国艺术的最高目的是文化
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已经从一个追赶者变为一个迅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参与者和领跑者，文化上的追赶甚至盲从当然也要让位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当此时，“文化自信”当然不是回到对传统的盲目崇拜和迷恋，而是对传统进行现代性思考和提炼的能力。
西方哲人尼采那句“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曾经让许多中国艺术工作者痴迷，但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可以自信地提出一个颇有差异的态度：中国艺术的最高目的是文化。
不是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不是唯流量是从的哗众取宠，而是让舍生取义的奋斗也罢、老天都眷顾也好、终归“天之未丧斯文”的“这个文化”，中心诉诸情感、诉诸审美而非依赖于霸权和武力的文化，能继续“郁郁乎”承续下去。
而能够美人伦厚风俗的戏剧，在情感上很直接地作用于我们历史的文化连续性，塑造着我们的气质。
怎样的气质才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不仅涉及到我们的自我认同，在这个时代，也关乎我们文化身份的对外传播。
《丘濬问天》就是这样一部来得恰逢其时的戏。
琼剧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最早的源头也许就可以追溯到爱好戏剧、看重戏剧的教化功能的丘濬。它在情感表达上有独特的优势。但如何将这种老情感的优势，融入新时代的课题，殊非易事。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海南观众爱看的琼剧就是才子佳人的寻常情感的戏。海南省琼剧院近年励精图治，与岛外的优秀艺术工作者合作，排演了一系列形式不那么“传统”、内容却浓浓本地味的琼剧，积累了丰硕成果。此番《丘濬问天》，知名演员张昌义挑大梁演丘濬，数段唱词，将沉郁顿挫之情透辟入里、余音绕梁地表现出来；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得者符传杰甘当绿叶，通过曹公公一角的生动反衬，形神兼备地烘托了正面的“小人物”们大地一般的情感；梅花奖获得者林川媚与青年演员林艳塑造的三娥和丘妻两位女性角色也把琼剧女性角色表演发挥得炉火纯青。谁能说这样不是才子佳人的戏就没有情感呢？
舞台美术、作曲和唱腔设计、导演王青的舞台调度，都是简约之美，绝不抢戏，把戏留给角色与观众的情感。妙哉！
这部戏才刚刚首演，相信它一定能把这个新课题越做越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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