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正林
东汉名将马援南征北战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建立了不朽功勋，不仅战功卓著，而且人格高尚，其为国为民的民族精神和超群的军事才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豪言壮语“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直到现在仍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为保卫祖国安宁而积极献身国防事业。
马氏溯源
《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 马服 君，子孙因为氏。”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秦国大举进攻赵国，赵以赵奢为将，率大军迎敌，结果在阏与（今河北武安县西）一举击败秦军，大获全胜。惠文王为嘉奖赵奢的战功，遂赐“号曰 马服 君”。从此以后，赵奢的后代就以马为姓氏，不再姓赵了。可见姓马的原来是姓赵的后代，其改姓时间在战国时代，改姓地点在赵国，即今河北省邯郸市一带。在中国姓氏中，像马姓这样有明确的形成地点、时间、原因的实在不多。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为什么赵奢的后代要改姓“马”，“马服”是什么意思？
就现有资料，关于马氏的来历有以下三种说法：
其一为《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意林》说：“马，兵之首也。号曰马服者，言能服马也。”此说显然是对“马服”二字的字面诠释，意思是说赵奢能够驯服战马，有驯马的本领。这完全为附会之说，与赵惠文王赐号的本意和赵奢的身份均不相称。赵奢因战功而获得封号，自然是一个十分崇高的荣誉称号，绝不是褒扬他会驯服马而已。
其二为马来西亚马氏宗亲会总会1994年7月24日《特刊•浅说马氏的由来》一文。该文说：“赵王封他（赵奢）在现在的河北省内，当时被称为马服的地方做官，并称为 马服 君，赵奢定居马服后，便改姓为‘马服’。后来便改为单姓‘马’。”此说不知何据？对改赵为马的解释十分牵强附会。首先《后汉书》记载，赵奢并未改变自己的姓氏为“马服”或“马”，只是说“子孙因为氏”。其次，封号和封地是两回事情，封号只是一个崇高的名号，封地就是划给采邑。事实上，今河北境内并无“马服”这样的地名，赵奢也没有“采邑”，该文作者完全混淆了封号与封邑的区别。赵奢没有“马服”这样的采邑，其子孙焉能以“马服”或“马”作为姓氏！
其三为，《史记•赵世家•正义》说：“因马服山为号也”，引《括地志》，“马服山，邯郸县西北十里也”。只有此说可信。马服山既然在赵国国都邯郸附近，应为当地名山，其著名度必然很高。邯郸为平原地区，附近有名山，赵奢战功卓著，其功劳可与山齐名，永载史册，故以山为封号，应该恰如其分，与赵奢的身份也极其相称。子孙以祖宗有此雅号，引以为荣，便弃赵改马，以“马”为姓了。既然是“马服”山，为什么不姓“马服”，而要单姓为“马”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姓氏中，单姓多而复姓少，而古人起名的习惯，又以两个字为时尚，故只采用封号的首字，而不是采用复姓。像赵奢以后的马姓子孙中，唐代以前能够列入族谱的共有38人，以两个字起名者就有36人（《扶风马氏家族史略》）。另外，“马服”二字作为复姓使用，在起名中也有诸多不便，因为“服”本身就含有被“驯服”的意思。单姓“马”不仅继承了祖宗的荣誉，而且又十分吉利，何乐而不为呢！马为六畜之首，即“马牛羊，鸡犬豕”，与人类的关系极其密切，不伦是农耕，还是征战，都离不开马。因此，马就成为勇往直前，取得胜利的象征，譬如“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马到成功”等都是例证。
由此可见，马氏来源于赵奢的封号 马服 君，“马服”为山名，以山为号，以山为姓，并非其他缘由。
马援故里
这里所说的马援故里是指马援的籍贯在那里，他是今天什么地方人士。《后汉书•马援传》，马援为“扶风茂陵人”。其祖先为赵国王室贵族，祖籍邯郸，汉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也就是说马援的祖先在汉武帝时已官至二千石，而二千石已经是郡守以上的大官了。可见马氏家族在邯郸时已成为王室贵胄之后的名门望族了。率领马氏家族从邯郸徙茂陵的为何人，史无明文。从《马援传》只追溯到曾祖父马通来看，应该是马通。因为马通在西汉时“以功封重合侯”，既因功被封为重合侯爵位，官位也当在二千石。至于何时迁到茂陵也有不同说法。根据《汉书•武帝记》，建元二年（前139年）四月“初置茂陵邑”，也就是茂陵县。《三辅黄图》：“本槐里县之茂乡，故曰茂陵，周回三里”。因在茂乡起陵建邑，故均以茂陵相称。按照西汉起陵建邑的惯例，在起陵建邑的同时，必然迁徙人口（《咸阳原与西汉诸陵》）。《三辅旧事》：“武帝于槐里茂乡，徙户一万六千”。建元三年（前138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政府给予极大的照顾和优惠。元朔二年（前127年）“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阳”。从《武帝记》的记载可知，武帝时曾三次向茂陵邑迁徙人口，集中了全国的豪杰强族于茂陵，使茂陵成为首都长安附近一个人稠地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犹如今天的经济特区一样，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首都长安。茂陵有户61087，口277277，其户数仅次于长安，而人口反而比长安多。长安有户80800，口246200（《汉书•地理志》）。西汉在咸阳原上设立了五个陵县，名义上是为了守卫陵墓，实际上是打击关东豪族，加强中央集权。正如班固所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汉书•地理志》）
马氏迁至茂陵的时间应该在建元二年（前139年）修建茂陵邑时，因为以官二千石而迁徙，又是赵国王室后裔、名门望族，不应晚至元朔二年（前127年），更不能在太始元年（前96年）。马通官至二千石，又因功封为重合侯，其食邑在今河北沧州市一带，官高名显，建陵邑时即被迁徙首当其冲。陵县因地位特殊，不称县而称邑，又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县（元帝永光元年划归三辅），达官贵人都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中，二千石的大官必然作为首徙对象，当了无疑义。
茂陵邑的具体位置《水经注•渭水注》有记载：成国渠“又东迳汉武帝茂陵南，……故渠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可见陵邑在茂陵的东南。今兴平市豆马村附近已发现故城遗址，有石子路面，五角形陶水管和拐角陶水管等。西汉的茂陵县应在今兴平市东北、汉武帝茂陵东南。那么马援故里在那里，当然应该在西汉的茂陵县，即今兴平市东北、汉武帝茂陵东南一带。
按照人们对籍贯的一般称谓，总是以省县两级或地县两级来表白。两汉时无省级政区建制，与省级政区相当的刺史部只是监察区，并不是地方一级政区（东汉中期以后才向政区演变）。两汉地方政区为郡县制，以郡辖县，由于关中为京畿所在（东汉建都洛阳，但关中京畿地位未变），三个郡级政区名称分别称为京兆尹，辖长安以东、渭河以南地区，左冯翊，辖长安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右扶风，辖长安以西地区。马援为“扶风茂陵人也”，“臣与公孙述同县”（公孙述：“扶风茂陵人也”），也就是相当于郡级政区的右扶风和相当于县级政区的茂陵邑。这种表述再明确不过了，犹如有人问本人是哪里人士，回答为陕西扶风人，或宝鸡扶风人。难道《马援传》对马援籍贯的表述有什么疑问吗？没有，十分清晰明确。“同县”何意？当然是茂陵县。
今天对马援故里产生疑问和争持不下，主要是狭隘的乡土观念在作祟，竟然可以不尊重历史事实，信口开河，乱说一起，使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其根源在于马氏后裔无能，在自己修的《家谱》中不能准确记述马援故里，致使别人产生种种猜测和臆说。现存山西柳林县明代所修的《马氏家谱》竟然说：“始祖名援，字文渊。东汉光武时伏波大将军、新息侯，谥忠成（侯），封忠显王。家世西秦，其府凤翔，其县扶风，县东三十里茂陵山居住，係定安里六甲人士。……由茂陵移居县东南二十里伏波古庄，又名马家窟宅，有家祠祖庙一所，前有水一池，俗名涝壩。”从《家谱》文字可知，马援故里只少有两处，一处在县东三十里茂陵山，一处在县东南二十里伏波古庄。“由茂陵移居”又未明示从茂陵山，还是茂陵县，若是后者，则只少有三处故里。现在对马援故里的争论，只争前两处，不管后一处。前两处原来都在扶风县辖境，从未引起争论，只有当伏波古庄，即今毕家庄划归杨凌以后，就产生了茂陵山与毕家庄的争论。尤其是毕家庄在涝池中发现石碑以后，就极力争取马援故里。1997年在当时杨凌区政府的支持下，邀请水利部西北水利所、西北林学院、石河子兵团农学院，共同规划设计马援庙，庙名为“毕公将军庙”。规划占地17.5亩，拟建殿房15幢，天桥3座，旗杆4座，石狮4座，辕门2座，并邀请全国著名学者赴杨凌参加马援学术讨论会，本人也在受邀之列。但本人看过规划说明书后，认为完全是胡闹，并未与会。由于毕家庄姓马的人很少，因此竟然把伏波将军称为“毕公将军”，设计者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岂不令人笑掉了大牙！庙是否建成，已不得而知，但本人手中仍保留有规划说明书和邀请函。恳请杨凌早早住手，以免遗笑后人！今天杨凌的“伏波古庄”，只是马氏后人在此居住时借用先人之名而命名的村庄，与马援故里毫无关系。犹如本人所在的村庄城门上也有“文渊启佑”四个打字，也只是借用先人名字而已，并非马援故里。
扶风县为了给茂陵以定位和解释，竟然不察历史事实，沿袭《地方志》和《家谱》的错误说法，在《扶风马氏家族史略》中，硬说茂陵就是茂陵山，位于县东杏林境内。就连著名学者、考古专家罗西章研究员（我的老朋友）也撰文，以今兴平境内无任何马援遗迹为由，认为茂陵为茂陵山。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兴平无遗迹，难道茂陵山、毕家庄有遗迹？历史上的全国名人故里有几个有遗迹？还不是根据文献记载寻找其具体地理位置。所谓家庙、祠堂都是后人对传说的附会，那里有什么准确的事实、史料，更不能作为远古先人故里的证据。明代的《马氏家谱》十分离谱，撰写者竟然不知道右扶风为郡级政区名称，扶风县之名始于唐贞观年间（唐初设湋川县），而用明代的政区名称来比附，岂不是笑话！今天的扶风县名，只是继承了右扶风“扶持风化”的优秀文化内涵而已，二者在政区管辖上毫无关系。今天扶风县东的茂陵山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并不是政区名称，仅为一条很小的土岭，怎么能成为马援的故里！把传说当成历史事实实在是一个严重错误，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马援故里在茂陵邑，并不是所有马氏后裔都在附会臆说，也有头脑清醒、尊重历史的人。本人所在的扶风县法门镇马家村仍保留一通清嘉庆年间的碑石，上刻有《马氏家谱》，但大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唯独“槐里”二字清晰可辨，承认老祖宗原居槐里，即今兴平市（茂陵邑辖境归兴平市），与《马援传》的记载完全吻合。马家村是明代建立的，立村者为马铎，从邢马迁来。邢马在今扶风县南阳乡。本人记得很清楚，直到解放初，每年清明祭祀，全村人都要到当时的老坟、新坟去上香、烧纸、叩头。这件事由会长管理，经费由香火地收益中支付。马家村有香火地数十亩，每年收益不少。除在本村祭祖外，会长还要去邢马祭祖，表示不忘根本。每年春节时家家都要摆出祖先牌位祭拜，而公共祭拜的祖先牌位就是马援。马援牌位原来在祠堂中供奉，祠堂焚毁后，就由会长保存。该牌位比每家供奉的先人牌位要高大许多，形式仿墓碑，有底座、碑头，边为蓝色，底为黄色，字为红色。同时供奉的还有 马援的 夫人和女儿马皇后的牌位。
马援十二岁就离开茂陵，到达边郡发展农牧业，尤其在陇西（今甘肃临洮）、凉州（今甘肃大部、内蒙一部分）一带生活的时间很长。成为光武帝的得力助手后，当然住在洛阳。他一生南征北战，四海为家，应该说在茂陵居住的时间很短，今天要到兴平茂陵一带寻找遗迹，犹如大海捞针，绝对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因为茂陵县在三国时已并入始平县（平陵县改），陵县的地位一落千丈，名门望族纷纷迁出。马氏后裔除追随马援迁出者外，遗留在当地的也在三国以后陆续迁出了。今天当地除豆马村外，已无姓马的村落就是证明。马援住在茂陵成欢里，成欢里在那里，已无从知晓。《家谱》中的定安里是明代的里，与东汉的成欢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完全是两回事。
当前全国的名人故里之争正战火纷飞，最著名的有赵云、李白、杜甫、曹雪芹、貂婵等，甚至连小说中塑造的人物西门庆的故里也争得热火朝天，完全突破了道德底线，实在无聊之至！希望马援故里能尘埃落定，不要陷入这种无聊的是非之争中，让马氏祖先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马援陵墓
马援陵墓在今扶风县西伏波村。本人查阅了明嘉靖《陕西通志》、清乾隆《凤翔府志》、嘉庆《扶风县志》没有歧义。因此，马氏后裔在今扶风境内的自然村落就达十几处，人口达两万余人，应该是全国马氏后裔聚集最多的地区。班马二姓为扶风豪门望族名不虚传，历史上的班马祠一直雄踞在县城南侧的飞凤山上，成为一方名胜和扶风县的标志。遗憾的是班马祠早已废毁，而至今仍未能恢复，除马氏后裔无能外，扶风县人民政府不大重视也是主要原因。班马二姓彪炳千古，其祖先的陵墓均在扶风，马援陵墓在县西，班固陵墓在县东，其历史功绩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给扶风县带来极大的荣耀，应该引起重视。
马援的故里在茂陵，其祖茔自然也在当地，那么马援死后为什么未能进入祖茔，却选择了今扶风县西进行安葬呢？这个问题《马援传》有详细记载。马援生于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九月十四日，卒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三月十日，享年63岁。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率军征“武陵（今湖南常德市）五溪蛮夷”。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于军中。据说所得疫疾就是南方山中的瘴气。由于军事失利，马援卒后便遭到皇帝女婿梁松诬陷，硬把马援从南方运回的薏苡种子，说成是一车“明珠文犀”，皇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買城西数亩地藳葬而已”。“严（马援侄）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由此可见，马援灵柩未能回归旧茔，由家属另觅新茔，草草安葬。由于被剥夺了新息侯印绶，其葬礼已不能享受王公大臣的待遇，一切从简。但就是这样简单的安葬也是六次诣阙上书诉冤才得到皇帝默许。这就说明，马援的葬礼虽然简单，但完全是公开的，并非偷偷安葬。这就为选择新茔和修建陵墓争取了时间。马援冤案直到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才得以平反，“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追策，谥援曰忠成侯”，前后相隔达三十年之久。
马援的祖茔在右扶风的东部，不敢回归旧茔，就只有在右扶风的西部寻找茔地。东汉右扶风辖有16县，而西部仅有五六个县，领有地理形势最优越的周原地区，地广人稀，有利于茔地的选择。狭义的周原就是湋水河以北、漆水河以西地区，正当今扶岐两县的北部，又是周人兴起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根基，在这里选茔实在是最理想的所在。世界名刹法门寺就建在这里，显然同这里农业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民风惇朴有密切关系（《周原与法门寺》）。另外，在右扶风西部选择茔地，远离长安、陵县和人口稠密地带，也显示丧事从简，避免非议。茔地的具体位置《马援传》记载在“城西”，这里的“城”何指？已不得而知。以“城”为方位标志应该是有建制的县城。但在今扶岐两县北部的周原地区却只有一个县城，即两汉的美阳县，位于今法门镇。对于东汉的美阳县，谭图（《中国历史地图集》）定在今武功镇西北，与马援陵墓的所在恰是东西方向，与《马援传》所说的“城西”方位相吻合。然而经 罗西章 先生考证，东汉并未迁徙美阳县，位于今武功镇西北的美阳县乃北魏所迁。如果此说不误，则《马援传》所说的“城”就无从考证了。因为今法门镇与马援陵墓的方位为东北、西南走向，不应以“城西”相称。
马援陵墓在今扶风县西，古今没有异义。马援家人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茔地，应该是经过认真选择 和风水 先生的指点才定下来的。在风水盛行的古代，选择茔地当然要讲风水，尤其像马援这样有身份的名臣猛将，虽被诬陷而获罪，丧礼可以从简，但茔地选择绝不能马虎，因为这关系到子孙后代的荣耀和繁衍。在扶岐两县北部的周原地区选择茔地，今马援陵墓的所在恰是风水最好的宝地。由此证明，茔地是经过马援家人的认真选择后才定下来的，并非草率从事。这里东、南两面临水，西、北两面背山，山环水抱，贵不可言。陵墓正好位于600米高地向南大弯曲的原头（也就是风水学上所说的龙头），地形高低错落，岐山两峰相岐，耸峙入云，湋水河与七星河在东南交会，犹如一条游龙蜿蜒东去，龙蟠虎踞之势历历在目。原头（龙头）突然向南昂首腾飞，悬于山环水抱之中，舍此风水宝地还能在哪里选择茔地呢？没有了，实在无处可寻。马援陵墓呈覆斗形，南北长28.5米，东西宽25米，周长107米，高6米，现存碑石两通。
马氏后裔寻根问祖和祭拜祖先，就只能到扶风马援墓前。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体现怀念祖先忠魂、安慰祖先在天之灵，告慰祖先永远安息的忠心和良好祝愿。因为马援故里已无影无踪，在那无影无踪的地方顶礼膜拜，岂不让人耻笑！马援忠骨埋在扶风县西已达两千余年，其后人要追思祖先，舍陵墓而求他，岂不荒唐！祭陵是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品德，已延续了数千年，不祭陵而祭其他，都是无聊之举，毫无意义。
关于墓祭的开始时间， 杨宽 先生认为“根据古文献来看，春秋以前，确实没有墓祭的礼俗，墓祭礼俗的兴起在春秋战国之际”。 杨宽 先生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考证，证明从春秋战国以后，祭祖就是祭陵，其他一切祭祀活动都有悖常理，根本不可取。今天的刘姓要祭祖当然是刘邦的长陵，李姓要祭祖，当然唯李渊献陵是从，而中华民族要祭的正是共同始祖黄帝陵。每年清明公祭黄帝陵规模很大，已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纽带。所谓的刘邦、李渊、黄帝故里统统无影无踪，只有河南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在传说中的黄帝故里新郑，每年对黄帝举行公祭。这实在不可取，违背中华民族祭祀活动的常理和礼仪制度，也无任何意义。或许有人说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故里无影，陵墓也不知所在。黄帝陵移到今天黄陵县的桥山确实有一个过程，西汉的黄帝陵在阳周县桥山（《汉书•地理志》），阳周县在今绥德县以西。北魏时皇帝在今甘肃正宁县祭黄陵，今天黄陵县桥山的黄陵，是从唐代才开始祭祀的，而且在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被“列于祀典”，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再也没有移动过（《关于黄帝陵的地理位置》）。由此可见，从唐代以后黄陵县的黄帝陵已被大家所公认，今天也只有到这里来祭祀，才是真正的祭黄陵。
马援墓没有歧义，马氏后裔只有到这里来祭祖才是真正的祭祖。马氏后裔人丁兴旺，历代为官者人数众多，实在是扶风县的光荣。希望扶风县人民政府能够整修马援墓，支持马氏宗亲会，征集马援史迹，宣传马援的光辉一生，为全世界的马氏后裔寻根问祖，回乡祭陵创造条件。马援的功绩和人格已名垂青史，其陵墓更是扶风县的名片，只要认真规划设计，加以利用，马援“腾声三辅，遨游二帝”（《马援传》），一定会提升扶风县的著名度，给扶风带来巨大的效益和实惠。
“伏波汉将并流传，铜柱勋名后胜前，都尉有灵应退让，千秋人念马文渊。”
（本文作者马正林，马援第五十二代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陕西扶风县伏波村，马援墓与当地老百姓的墓在一起：马援墓位于陕西扶风县域西的伏波村，周边是当地老百姓的墓葬。图片远景中的封土为马援墓，近景中的墓为老百姓的墓。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的出现对文物的保护不利，但从景观的角度来讲，却是一件好事情。
陕西省杨凌毕公村马援庙：现存山西柳林县所修的《马氏家谱》里说马援一家曾从茂陵迁至原属扶风县、现属杨凌区的的毕公村（原来名叫伏波古庄），因此有不少人将毕公村当作马援故里，并在此修建了马援庙，但马正林教授认为《马氏家谱》记载有误，同时考证指出：“伏波古庄”只是马氏后人在此居住时借用先人之名而命名的村庄，与马援故里毫无关系。马援故里应该在今天咸阳的兴平市。2013年5月本刊记者前往毕公村考察马援庙，不过不凑巧，没有开门，大门门头上写有“伏波古庄”几个字，又挂着“毕公村村委会”、“党员活动室”等牌子。门前两通石碑，分别是马来西亚和台湾的马氏后裔前来寻根问祖时所留。
扶风县法门镇马家村马援庙遗址：此处马援庙建于明代，现已毁。庭院原占地十亩，供奉有马援和其女马皇后等人的牌位，周边建有魁星阁、文昌庙等，庭院外有官地300余亩，其收入用于每年春节、清明的祭祖活动，今仅存清嘉庆五年“开宗始祖伏波将军庙碑”及民国六年“重修魁星阁碑”各一通。马家村旧门楼上原有“文渊启佑”石刻一方，今也已不存。马援第五十二代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马正林教授的老家即在马家村。在马家村做考察时，本刊记者巧遇了马援第五十三代孙、马正林教授的侄儿马周全先生，马周全先生原为法门镇二中历史老师，现退休在家，近两年和马正林教授一起修撰《马氏家谱》，今已刊行。马周全先生性格爽朗、知识渊博，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马家村马援庙的情况，此图片即为马周全先生在为我们讲解马援庙仅存碑刻。
扶风县伏波村伏波将军马援墓路碑：位于扶风县伏波村马援墓北1公里处的西宝公路南侧，为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知县毛士储立，上有长白鄂海题书“汉伏波将军马援墓”。路碑东侧有一条乡道通往马援墓。
《马援故里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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