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老周巷的时候，是九六年。那时候楼房还不多，巷子两边的房子挤挤挨挨的，像一排牙不齐的嘴，谁家炒个辣椒，整条巷子都呛得打喷嚏。

我家在三楼，顶楼。房子不大，两室一厅，是单位分的。那时候我刚调到城里的农机厂当技术员，老婆在纺织厂，孩子才两岁。日子紧巴巴的，但总算安稳。唯一让我没想到的，是楼下的邻居。

四楼，就是顶楼。

第一次听见麻将声，是在搬进去的第三天晚上。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去厂里参加一个技术培训。十点半上的床，刚有点迷糊，就听见头顶上哗啦一声——那是麻将倒在桌上的声音，脆生生的，跟炒豆子似的。

我翻了个身，没当回事。邻居嘛，偶尔打个牌，正常。

哗啦——哗啦——

我睁开眼，看了一眼老婆。她也醒了，侧躺着，一双眼睛在黑暗里看着我。

“楼上的？”她小声问。

“嗯。”

“明天跟人说一声吧。”她说完就翻过身去，拿被子蒙住了头。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早起，去敲了四楼的门。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剃着板寸，脖子里挂着个金链子，跟拴狗的那根差不多粗。他穿着一件花睡衣，睡眼惺忪地靠门框上，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

“啥事？”

“你好，我是三楼的，刚搬来。”我赔着笑脸，“昨天晚上你们家打麻将，声音有点大，我闺女还小，睡不踏实，您看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那男人眉头一皱，嘁了一声：“打麻将？谁家不打麻将？”

“我不是不让打，就是能不能小声一点，或者早点结束——”

“行行行知道了。”他摆摆手，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口，吃了一鼻子灰。

那天晚上，麻将声准时响起。

这次我学乖了，提前把孩子哄睡了，把卧室的窗户关严实了，还在耳朵里塞了棉花。可没用。那哗啦哗啦的声音像是长了腿似的，穿过楼板，穿过天花板，钻进被窝里，钻进耳朵眼里。

一下一下地响，像钝刀子割肉。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天天如此。

每次都是晚上十点开始，打到凌晨两三点。哗啦哗啦，胡了，再来。哗啦哗啦，自摸，给钱。有时候还有人吵架，拍桌子骂娘，那声音大得能把整栋楼震起来。

我又去找了他两次。第一次他不开门，第二次开了，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把一根烟叼在嘴里，斜着眼睛说：“你有完没完？老子在自己家打麻将，碍着你啥了？”

我说：“影响了，我家住你楼下，那声音真的很大。”

“大？你觉得大你去住别墅啊，住啥筒子楼？”他伸出手指头戳了戳我的肩膀，“我跟你说，我在这住了五年了，四邻八舍都好好的，就你事儿多。”

我没忍住，拨开了他的手。

这一拨不要紧，他往后一退，嘴里骂了一句脏话，抬手就是一巴掌。

我没躲开。那巴掌结结实实扇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楼道里当时有人上下，看见这一幕，有人拉架，有人报警。我不记得是谁报的警了，反正后来派出所来了人，把我们两个都带了去。那男人在派出所里跟换了个人似的，满脸堆笑，说我先动的手，说他只是推了我一下。

我脸上那红通通的巴掌印在那儿摆着呢。

民警说了几句，各打五十大板，让我们回去好好商量，别再闹了。

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多。我走在老周巷的巷子里，路灯昏昏黄黄的，照在地上像是撒了一层发霉的米。我摸了摸自己的脸，还是烫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一宿没睡。

不是因为麻将声——那天倒是没打了。是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道理，是靠嘴巴讲不通的。

我想过搬家。

可当时的房子是单位的，不是说换就能换。就算申请调房，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租房子住？我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才一千出头，孩子还要喝奶粉，哪来的闲钱租房？

也想过找居委会。

老周巷居委会的大妈姓孙，五十多岁，热心肠，可管不了这号人。我去找她，她叹着气说：“那户人家啊，街坊邻居都惹不起，去年跟二楼的也闹过，也是打麻将的事。后来二楼的搬走了。”她顿了顿，压低了声音，“那人在外面是混的，你懂吧？”

我懂。

混的。

所以他可以打麻将到半夜，他可以扇我巴掌，他可以当这栋楼里的土皇帝。因为他是混的，因为大家都怕他，因为没人拿他有办法。

可我不怕他。

不是因为我勇敢，是因为我闺女怕打雷，一打雷就往被窝里钻。麻将声和雷声不一样，雷声大，但一阵就过去了。麻将声是永不停歇的，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你的神经上，直到你崩溃、发疯、认输。

我认过输。他那一巴掌打过来的时候，我认了。可认了之后呢？他变本加厉，第二天麻将照打不误，声音比以前还大。

那天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家，而是骑着自行车去了一趟房产中介。

九十年代的老周巷，没有什么正规的中介，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在巷口支个牌子，上面写着“房屋买卖”“租房子”之类的字。我找了一圈，问有没有五楼的房子卖。

五楼。就是打麻将那家的楼上。

老周巷这边的楼，大多是四层、五层，很少有过六层的。我住的这栋是五层，也就是说，五楼是顶楼，在四楼的正上方。

中介的老头叼着烟袋，吧嗒吧嗒抽了两口，想了半天，说：“五楼那户你还真问着了，那家老太太去年跟儿子搬到上海去了，房子空着呢，说是要卖。不过那房子小，才四十来平，又要价高，一直没人问。”

“多少钱？”

“一万二。”

一万二。九六年的一万二，对我和我老婆来说，是三年的工资总和。

我没吭声，骑车回家，跟老婆商量了一个晚上。

我老婆叫淑芬，在纺织厂当挡车工，三班倒，本来就辛苦。楼上的麻将声吵得她白天睡不好觉，眼圈都黑了。我把买房的打算一说，她愣了。

“你有病吧？”她第一个反应是这句话。

我没说话。

“楼上打麻将，你把他楼上买下来？这什么逻辑？”

“我不跟他吵了，”我说，“我搬到上面去。”

淑芬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你说你这个人，犟起来怎么跟头驴似的？”

“那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她擦了擦眼泪，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说：“咱们存折上只有四千块。”

第二天我去找了我爸。

我爸在乡下种了一辈子地，供我上了中专，进了城，当了工人。我从来没跟他开口借过钱，这是第一次。我爸听我说完，把烟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要多少？”

“八千。”

他第二天就坐长途车来了，棉袄里缝着一个布包，鼓鼓囊囊的，塞到我手里的时候还是温热的。他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说：“不够再跟爹说。”

那八千块钱里，有两千是我妈生前留下的，有三千是他卖了两头猪的，还有三千是他跟亲戚借的。

一万二，凑齐了。

买房的手续办得很快。那老太太急着去上海跟儿子团聚，价都没怎么还，痛痛快快地签了字。过户那天，房产中介的老头拿着那张盖了红章的房产证，感慨了一句：“小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把这房子买下来。”

“为什么没想到？”我问。

“五楼啊，没电梯，冬冷夏热，谁愿意住？”

我笑了笑，没解释。

五楼在四楼上面，谁愿意住？我愿意。

拿到钥匙那天是礼拜六。我请了两个工友帮忙，趁着四楼那家人不在，往五楼搬了几袋水泥、几袋沙子和一车红砖。

五楼的格局跟三楼差不多，但因为是顶楼，层高比下面几层都高出一截。我量过了，净高足有三米四。我要做什么，心里早就算好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起了个大早，开始干。

我买了五袋水泥，倒在地上，加水搅拌，然后用砖头在房间正中央砌了一个台子。那台子不大，两米见方，半米高，刚好卡在四楼房主卧室的正上方。

水泥和沙子是我一锹一锹拌的。楼下的麻将声又响起来了。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我听见那个金链子的声音，隔着楼板传上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他在底下笑，笑得很响，大概是在牌桌上赢了钱。

我手里的水泥刀顿了顿，然后继续往砖缝上抹水泥。

中午的时候，淑芬带着孩子来看我。她站在五楼的门口，看着我这间灰扑扑、水泥味呛人的屋子，看着我浑身上下沾满了灰浆，眼圈又红了。

“你这是何苦呢？”她说。

我没回答，把水泥刀往砖上一插，走到窗户边，往下看了一眼。下面是巷子，巷子口有几个老头在晒太阳，旁边是那棵歪脖子槐树。再远处是农机厂的大烟囱，冒着灰白色的烟，袅袅地飘到天上去。

“淑芬，”我说，“你觉得一个人被人欺负了，该不该还手？”

“该，可你这——”

“我没打他，也没骂他，我就是在他家楼上倒点水泥。”我打断了她，“这犯法吗？房子是我的，我在自己家里搞装修，谁也管不着。”

淑芬张了张嘴，没再说话。

那天下午，我继续砌。台子砌好了之后，我又往上浇了一层水泥，抹平，然后洒水养护。等水泥干了，我把一车红砖一块一块地搬上来，在那个水泥台子上又码了一层砖。

砖码好之后，我再往上浇水泥。

一层一层，像盖楼一样。

我所做的这一切，从结构力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五楼的楼板是钢筋混凝土现浇的，承重能力足够。我加的这个东西，总重量不超过两吨，对整栋楼来说完全在安全范围内。

但从声学的角度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任何一栋楼的楼板，都有一定的隔音能力。但如果有人在楼板上方建造一个刚性的、直接接触楼板的实体结构，那么声音的传导就会发生质变。那个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振膜，把楼上的一切声响——走路声、挪椅子声、东西掉落声——毫无衰减地传递到楼下。

如果楼上的那个人，刻意地、有规律地在那个结构上制造某种特定频率的声音，比如，水泥刀敲击水泥的声音——带着一种恒定的、持续的、如心跳般的节奏——那么楼下的住户将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

这当然都是我从理论上推测的。我一个农机厂的技术员，哪懂什么声学？我就是在自己家里搞装修，不小心搞出了一些响声罢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十点，我会准时出现在五楼。

然后我会拿起我的水泥刀，开始敲那个水泥台子。

哒。哒哒。哒。哒哒。

节奏不快不慢，刚好是心跳的两倍。每一下都清脆，每一下都干净，像是水滴落在石板上，又像是秒针在寂静的夜里走动。

第一天晚上，我才敲了十分钟，楼下就传来了动静。

先是椅子挪动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噔噔噔，很重，像是有人在原地跺脚。再然后，是敲天花板的声音——梆梆梆，竹竿或者拖把杆捅的，一下比一下急。

我没理他，继续敲。

哒。哒哒。哒。哒哒。

敲了大概二十分钟，我听见楼下传来一声怒吼。隔着楼板听不清具体内容，但那个愤怒的语气，隔着钢筋水泥都烫人。

关灯，睡觉。

第二天晚上，十点，我准时出现在五楼。水泥刀握在手里，冰凉冰凉的。

哒。哒哒。哒。哒哒。

这一次，不到五分钟，楼下就炸了。

有人在用力地敲我的房门。不是五楼的，是三楼的那扇。

我知道是谁。

我下了楼，打开门。金链子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皮夹克，脸涨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他的身后还站着两个人，都是麻将桌上的常客。

“你他妈故意的？”他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大到整栋楼都能听见。

“什么故意的？”我靠在门框上，手里还拿着那把水泥刀。

“你他妈的在上面敲了一晚上！”

“哦，我在装修。”

“装修？半夜装修？”

“白天上班，没时间。”我笑了笑，“再说了，你不是喜欢晚上活动吗？我以为你不介意噪音的。”

他愣住了。

那表情，就像是一个人抡圆了拳头打出去，结果打在一团棉花上，棉花底下还藏着一块铁板。

“你给我等着！”他丢下这句话，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的麻将，打到十二点就散了。比平时早了整整两个小时。

我心里记了一下。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我准时上五楼敲水泥台子。周一敲，周二敲，周三敲，雷打不动。周六周日也不休息，反而延长到一个半小时。

第四天晚上，麻将声没了。

一点都没有。

整栋楼安静得像是没有人住一样。

又过了两天，居委会的孙大妈来找我了。

“小陈啊，”她搓着手，表情有些微妙，“楼下的老方找我来了，说他最近身体不好，晚上睡不着觉，让你能不能……别敲了？”

“老方？”我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金链子姓方。

“他说他这几天精神都快崩溃了，白天上班都没精神，还说你这是打击报复。”

我请孙大妈坐下，给她倒了杯水。

“孙大妈，我在自己家里搞装修，犯法吗？”

“不犯法，可是——”

“那我敲我自己家的水泥，犯法吗？”

“那倒也不犯法，就是——”

“那不就结了。”我把水杯往她面前推了推，“他以前打麻将的时候，您帮我去说过他吗？”

孙大妈不说话了。

我又说：“他在楼道里扇我巴掌的时候，您帮我去报过警吗？”

孙大妈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眼睛没敢看我。

“孙大妈，我不犯法，不惹事，就是安安静静地在家里敲敲水泥。至于楼下受不受影响，那是房子隔音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孙大妈走了。

那天晚上，我照例上楼敲了一个小时。下来的时候，发现我家门口放了一箱牛奶。

没有留条。

我看了看四楼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第十一天。

那天我正在上班，忽然接到淑芬的电话。她的声音抖得厉害：“老陈，你快回来，楼下的老方拿了把刀在楼下等你。”

我骑自行车骑疯了似的往回赶。

到楼下的时候，我看见老方站在单元门口，手里真的攥着一把菜刀，刀子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冷光。他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睡觉的样子，眼眶深陷，嘴唇发白，整个人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周围站了一圈邻居，有人劝，有人拉，但没人敢靠近。

他看见我，眼睛像狼一样亮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又像泄了气似的，软了下去。

“我给你跪下了。”他说。

然后他真的跪了。

哐当一声，膝盖砸在水泥地上，刀也扔了，发出一声脆响。他跪在那里，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我求求你了，别敲了。我把麻将戒了，我把麻将桌卖了，我搬走，我搬家还不行吗？”

我站在他面前，看着这个曾经在我脸上扇了一巴掌的男人，这个整栋楼都惹不起的“混的”，跪在地上涕泗横流。

风吹过老周巷，吹起地上的落叶。

我想起我爸从乡下送钱来的那天，想起淑芬红着眼圈问我“你这是何苦”，想起那一巴掌落在我脸上的声音，想起无数个被麻将声折磨得睡不着的夜晚。

我伸出手，把那把刀踢到一边，然后蹲下来，和那个跪在地上的人平视。

“你搬家的事，你自己决定。”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我楼上的装修，还要再搞一阵子。什么时候你觉得打麻将确实不好，我什么时候停。”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都是血丝。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上楼去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敲水泥台子。

不是因为心软，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打算真的把一个人逼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一件事：你施加在别人身上的痛苦，终究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自己身上。

他用了十一天学会了一件事。

而我用了三十年才学会另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道理，拳头讲不清，道理讲不通，只能靠水泥讲。

后来老方真的搬家了，搬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就悄悄地走了。四楼空了大半年，直到新住户搬进来，一个在菜市场卖鱼的中年人，一家三口，老实本分，每天晚上九点就睡了。

五楼的水泥台子，我一直留着。

后来淑芬问过我一次，说那个台子留着干什么？我说留着当纪念，提醒自己，能忍的时候忍，该刚的时候还是要刚。

她白了我一眼，转身去厨房炒菜了，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比麻将声好听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