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化建设未来“开新”之高度，无不取决于其“返本”的深度。——题记
这句判断，今天听起来似乎已有些耳熟。然而反复咀嚼之下，我们仍不得不追问：所返之“本”究竟是什么？是某种凝固在时间深处的古老范本，还是某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本源？“开新”又意味着什么？是在旧的枝干上嫁接些异域的花叶，还是从根系深处重新汲取力量，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生命形态？
这些追问，对于当代中国书法而言，绝非纯粹学理上的玄思，而是迫在眉睫的存在之问。当书法从“游于艺”的士人生命实践，蜕变为围绕评审与展示的“专业生产”，它便从本应有的“道心”高处坠落，沦为飘浮于展厅之中的视觉浮尘。正是在这样的本体迷失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那个最古老的命题——“道者也，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礼记·中庸》）。书法之道，中国文化之道，究竟是否“可离”？如果“不可离”，那么当下这条“若断若续”“神龙见尾不见首”的文化命脉，又当如何重新接续？
我的近著《中国书法嬗变与思考》（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正是基于上述忧思而展开的一次系统性探索。这部28万字的著作，着眼于中国当代书法文化的现象、观念和实践领域，以文化生态体系化演变与发展为理念，在古与今、中与外、书法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比较和贯通，试图回答三个根本问题：为何传承发展？传承什么？如何发展？
一、文化诊断：书法的当代困境与“本”之迷失
（一）三重断裂：书法与道统的疏离
当代书法所面临的困境，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写得好不好看”的技术问题。它的本质，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断裂。我在《中国书法嬗变与思考》前言中曾经作一判断：当代书法“正在逐渐丧失与哲学、文学、绘画的血缘关联，丧失与社会生活和大众的亲密互存关系”。这里所指出的，实际上是三重断裂——
其一，书法与哲学的血缘断裂。中国书法从来不是单纯的“视觉艺术”，它是“道”的物化形态。古人论书，始终将其置于天人关系之中。唐人张怀瓘《书断》将书法与人文、教化、人格相贯通：“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孙过庭《书谱》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点明书法本质。然而今天的书法创作，大多已经不再追问“道”为何物，转而沉迷于形式构成的翻新、视觉张力的制造。技术日精而道心日远，这正是最令人忧虑的“本体失落”。
其二，书法与文学的血缘断裂。历史上的经典书法作品，几乎都是“文书俱佳”的典范——《兰亭序》是文学名篇，《祭侄文稿》是血泪文字，《黄州寒食帖》是诗心书韵的完美合一。然而当代书法创作中，“抄写”取代了“创作”，机械抄录古诗词、警语成为常态，缺乏自主创作内容的能力。当文字内容与书写者的生命体验不发生任何内在关联时，书法便沦为一种空洞的笔墨游戏。
其三，书法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断裂。电脑普及与无纸化办公使毛笔书写失去了日常基础，书法从实用书写技能蜕变为纯粹的艺术展示。书法创作围绕展厅效应展开，“圈内热、圈外冷”的反差日益加剧。当艺术只聚焦于展厅的“雅玩”，便会逐渐脱离滋养它的民众生活土壤。
（二）表象背后的文化贫困
表象层面的种种乱象，不过是深层文化贫困的外显。我曾为2017年《乌海论坛》撰写的《我们以什么贡献这个时代》一文中指出：当下书坛存在着心态的浮躁、艺术的浮华、形式的浮夸、评论的浮浅、交流的浮面……这“五浮”之症，折射出书法艺术本体的价值取向与传统文化命脉似连又断的深层危机，不同的价值取向使得当代书法在文化身份上陷入了深刻的认同危机。
那么，这一切断裂与迷失的根源何在？我在拙著中归结为“本体转位”的问题——书法的本体，原本不在笔墨形式本身，而在笔墨所承载的精神——“道”。当“道”被抽离或遗忘，书法便只剩下形式的空壳，无论这空壳被包装得多么华丽，都无法掩盖其内在精神的贫乏。因此，当代书法的根本出路，不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而在“返本”——回到书法赖以生长的文化本源中去。儒道释哲学在艺术中的贯通，是中国书法数千年不坠的根本所在。然当代书法过分强调视觉冲击性和形式至上，将导致中国书法文化在哲学和文化上的失却。
二、返本之路：文明溯源与“道”的考古学重构
如果说上文揭示了当代书法“本”何以迷失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必须追问：我们所要返的这个“本”，究竟在哪里？它有多深？这便需要将视野从当代书法的困局中抽离出来，向上追溯数千年，进入对中华文明本源的考古学与哲学探索。因为书法的“本”，绝不仅仅是二王法帖或颜柳楷则，而应当追溯到汉字诞生之初、追溯到中华先民与天地万物打交道的最原初的生命经验。
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上古时期中国古人的思维和观念就具有哲学思想的雏形”。从殷商至春秋战国，天人关系成为思想领域的首要问题，“类”“象”等观念先行产生，由此发展为阴阳、道、命、数、气等哲学理念。这便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规律：中国哲学的发展并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突破”，而是一种“从有到有”的连续性演进。这一判断对于理解书法传统具有深远意义——它意味着，中国书法的“本”不是一个可以划定时间界限的历史断片，而是一条贯穿数千年的精神长河。返本不是回到某个特定的“黄金时代”，而是重新接通这条长河的源头活水。
冯时教授以天文考古学为钥匙，打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另一扇大门。他指出，“中华文化所讲的文明，其根本追求是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而成就君子”。在冯时的考释中，“文”字的甲骨金文形体像“一个站立的人中间有一颗心”，其表意宗旨“是在强调修养内心，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而成就文明的重要标志”。
这可谓书法返本的意义——“文”既是“文明”之“文”，也是“文字”之“文”，更是“文德”之“文”。“文”字本身便蕴含着“心”的维度。而书法的本质，恰恰是以手运笔、以笔写心，在文字书写中呈现人心的修养境界。书法的“道”，不是文人茶余饭后的雅谈，而是与中华文明同其古老的根本法则。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此三本，与书法之“返 本”遥相呼应——书法所要返回的，正是这个以文德为核心、以天人关系为基本结构的文明本源。
说到书法，一部书法批评史就是一部追寻书法意义的历史。张怀瓘论书重“品格”“气象”“风骨”，以人品评书品，以人格定书格；孙过庭以“平正—险绝—平正”的三段论描述技法进阶，同时揭示其背后的人格修养进阶——“由技入道、由艺臻心、由形入神”。书法意义的追寻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法讨论，而是与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追求深度同构的。
可以看到，从商周信仰世界到前诸子时期，从天文考古到书法批评史，构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学术矩阵。他们共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书法所应返之“本”，绝非某一时代、某一流派的技法范式，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起源处的宇宙观、人生观与美学观——那是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根本追求、以道德修养为核心内涵、以文字书写为关键载体的文明形态。返本的深度，决定了开新的高度。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本”有多么深广，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大道之行”的意义所在。
三、形上反思：“本立而道生”与“道生而本立”的辩证超越
然而，当我们真正踏上“返本”之路，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追问便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究竟是“本立而道生”，还是“道生而本立”？
这不仅是一个语序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之“根与 本”逻辑的命题。在我的全部思考中，这一追问或许是通向“返本开新”最深层的钥匙。
（一）“本立而道生”的传统理路
“本立而道生”一语出自《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此语境中，“本”是道德实践的起点——孝弟为仁之本，仁为道之本。先立其本，道自然从中生长出来。这个逻辑可以表述为：立本→生道。有“本”才有“道”，本不立则道不彰。
这一理路贯穿中国书法传统。历代书论在讨论学书路径时，无不强调“固本培元”——先扎扎实实地临习经典法帖，掌握法度规矩（立本），然后才谈得上个人风格的创造（生道）。我在拙著中提出的“固质守本”原则，正是这一传统的当代延续。面对当代书法的种种乱象，最直接的回应便是“守住书法的文化特质和本体规律”。书之“品格”“风骨”是本，而后才有“神采”“气韵”之道的生发。
（二）“道生而本立”的逆向观照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本立而道生”的单向理解上，就会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所谓“返本”，似乎只能是回到过去，回到某种既定的权威范式。这样一来，“开新”便成了无源之水——因为“本”已经被锁死在历史之中了。
正是在这里，我们将思考推向对“道生而本立”的反思——这并非要否定“本立而道生”，而是试图从另一个维度揭示“道”与“本”之间的辩证关系。
“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在道家哲学的宇宙论中，“道”是先于万物的本源，包括所谓“本”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道”之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先有“本”后有“道”，而是“道”作为生生不息的宇宙法则，先于一切、蕴含一切。《周易·系辞》同样表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阴阳互动、生成变化的根本原理。在这一视角下，“道”不是某个“本”所产生的次生结果；恰恰相反，“道”是使得一切“本”得以成为“本”的先验条件。道是生生之源，本乃道之显形。
这一逻辑对于理解书法的“返本开新”至关重要。如果“本”只是后于“道”的显形，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返本”，就不是回到某个历史阶段的书写样式，而是通过穿透历代书迹的表象，直接与那个使一切书迹成为可能的“道”本身建立联系。冯时教授的天文考古学为这一理解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他揭示出，“文”的本义是“心中有人”，是人与天地相参的文明印记。这个“文”，不是先有了一套规矩然后才成为文明的载体；而是“道”的生生不息本身，通过“文”得以显现。“文”即是“道”的人文化成，“道”即是“文”的宇宙论根基。“文明以止”的“止”，指向的正是天地运行之道所昭示的人文法度。
（三）辩证超越：“道本不离”的圆融之境
经过上述双向反思，我们便可以超越“本立而道生”与“道 生而本立”的对立，进入一个更高的圆融之境——“道本不离”：“道即是本！”在中华文明的核心思维中，道与本从来不是两个可以分离的实体。“道”是生成的原理，“本”是生成的基础。如同树的根系与树的生命——没有根系（本），树便不能存活（生道）；但没有生命（道）的灌注，根系（本）不过是枯木。根与生命，一体两面，不可分离。这恰恰呼应了《中庸》那个古老而深邃的命题——“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如果“道”是可以离开“本”而独立存在的抽象概念，那它就不是真正的道；同样，如果“本”是可以离开“道”而自我维持的固化形态，那它也不是真正的本。真正的“返本”，就是“回道”——让书法的生命重新接续到那个生生不息的宇宙大道之中。
基于上述思考，我便提出“返本开新”的文化路径：返本不是复古，开新不是逐奇。返本是回溯到书法之道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积淀下来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接通那个使汉字书写成为“书法”而非仅仅“写字”的文化精神源头；开新则是在接通这一源头之后，以当代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创造力，让这一源自远古的道在新的时代土壤中长出新枝、开出新花。这就是我将书名定为“嬗变与思考”的原因——“嬗变”不是随意的变化，而是道体在历史中的自我展开；“思考”不是外在的评论，而是以当代意识参与这一展开的自觉努力。
四、开新之途：从书法学迈向文化生态学的跨学科重构
（一）超越书法学：跨学科视野的必要性
如果说返本的路径要求我们接通文明的源头活水，那么开新的实践则要求我们重构书法认知的学科框架。传统的书法研究，长期囿于技法品评、风格鉴定、书家传记等范式，使得书法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格局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学科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难以对话”的尴尬处境，造成了书法学的身份危机。
我在拙著中尝试打破这种封闭格局，“在古与今、中与外、书法与其他学科之间不断进行比较和贯通”。有学者在评论中特别指出：作者没有固守当代书法流派的特色分析，“而是另辟蹊径从哲学、文学、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当代书法文化内涵的丧失”。这不是方法论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基于一个基本判断：书法的问题，从来不只是书法本身的问题。它是中国文化在一个特殊载体——汉字书写上的集中呈现。
书法的当代转化，必须是整体性的“返本开新”，即在道心、行为、形器三个维度上同时着力，守正与通变并举。
（二）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书法重构
以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书法，“返本开新”便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法命题，而是一个涵盖道心（精神内核）、行为（创作实践）、形器（物质呈现）三个层次的系统工程。
在“道心”层面，需要重建书法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安顿。我一向主张的书法“向内、重和、尚简、贵神”的美学特征，根植于儒道释哲学在书法文化中的贯通。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必须从当代哲学意义层面把握两个要点：一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客两分”，这是中国哲学基本精神所在；二是以“万有相通”的时代思维看待中西艺术审美。这种文化自觉意味着：返本不是封闭性的复古，而是在接通传统精神内核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融古开新”，反对脱离传统的猎奇与哗众取宠，即把传统之“盐”溶入时代之“水”。
在“行为”层面，需要重构书法的社会实践体系。当代书法的开新不能仅仅在展览机制和市场上做文章，而应回归“人的艺 术”这一本体论命题，实现“以人立书、以文化人”的价值回归。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书法教育从技能训练向人文涵养的转变，重新思考书法创作从展览导向向社会生活回归的路径，重新思考书法批评从技法判断向文化判断的提升。
在“形器”层面，需要关注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创作与传播变革。这将是下一节讨论的命题。
五、AI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书法之道的存续与新生
（一）AI时代的冲击：书法何为？
当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模仿历代大师的笔迹，还能生成具有相当水准的“书法作品”时，书法之为“书法”的根本究竟是什么？这一追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技术发展之快令人震惊。AI书法机器人已可复现大师笔迹，通过分析海量书法作品，“学习不同书体、书法家的风格，为创作11者提供‘风格迁移’‘集字创作’等功能”。从机械手臂到机器人挥毫，技术进步的“加速度”指日可待，“预示着机器人可以取代‘一般’书法创作者的时代越来越近”。
面对这一局面，书法界出现了两极反应：一极是恐慌——如果机器都能“创作”书法了，书法家的存在价值何在？另一极是漠视——认为AI不过是工具，与书法的精神本质无关。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有所不够。
恐慌的根源，在于将书法等同于技法。如果书法的本质仅仅是“写得好看”，那么AI确实比任何人都更有“学习能力”。然而中国书法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孙过庭说“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书法是书写者情性、学养、胸襟、际遇的整体呈现，而非单纯技法游戏。AI可以模仿外在形态，但无法“哀乐”；可以复现笔墨效果，但无法“感慨系之”。南朝王僧虔《笔意赞》言：“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形质是机器可以逼近的，神采来自人的精神之光——此光无法被算法复制。
漠视的危险则在于，它低估了AI对整个书法生态的深层影响。当AI使得书法风格的复制变得极其便利，当集字软件使得普通人都可以“拼凑”出一幅看起来不错的作品，传统的书法教育、评价体系乃至市场机制都将面临深刻的冲击。我们不应低估技术进步的速度。
（二）返本开新：书法在AI时代的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AI时代带来的不只是威胁，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关键在于我们以怎样的立场来理解和回应。
其一，AI倒逼加深对书法本体的理解。当技法层面的功夫日益被技术消解，“书法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返本的意义在此凸显：书法之“本”不在技法而在人文，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书法是汉字书写与人格修养相统一的文化实践，其终极指向是通过笔墨的修行成就人的精神品格。这一“本”是AI无法撼动的。
其二，AI为传承创新提供了新工具。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下，AI可以成为“返本”的有力助手——通过对历代经典作品的深度分析，帮助学习者更精准地理解传统法度；通过对失传或残损作品的智能复原，让更多历史遗产重现于当代；通过对书法教育的数字化赋能，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和学习书法。“中华精品字库工程”已发布包括甲骨文、王羲之行书、颜真卿楷书等47款精品字库，“把古代的书法经典变成现代人人可用的字体”，这正是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传承的生动案例。
其三，AI时代凸显了书法作为“人的艺术”的不可替代性。在一切都可以被复制、被生成的时代，书法的价值反而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每一次书写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迹化，是书写者在特定时空、特定心境下与笔墨纸砚相遇的即时性创造。这种即时性之中蕴含的生命温度和人格力量，是永远无法被技术所取代的。因此，AI时代的书法开新，“一方面要让 AI回到工具属性，开发数字化展示、互动体验等项目；另一方面，书法家自身要更为重视书法艺术的创造性价值，即真挚情感的抒发和艺术原创力的实现”。
说到底，AI时代的根本挑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人文性的。当代书法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书法文化的本体规律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之上，而引领当代书法审美方向从根本上需要哲学的思考。回归不是复制，传统的美好不能一成不变地替代今天的时代脉动；“不能进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艺术家终将成为时代的弃儿”。这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是“开新”的当代表达。而其转化与创新的前提，恰在于返本：只有真正理解了传统的精神内核，才能知道何为转化、何为创新！
文后寄语：大道之行——回归“不可须臾离之道”
撰写此文的过程，也是我重新梳理半个多世纪书法修行与思考的过程。在这个梳理中，我愈发清晰地意识到：当代书法经历的一些困境，归根结底，在于“道”的失落或退隐。这个“道”，不只是作为技术规范的“法度”，也不只是作为哲学概念的“理念”，而是中国书法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积淀而成的那套独特的价值体系、那个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精髓的核心”的精神根据。当这个“道”被遗忘、被悬置、被边缘化，社会书法纵然热闹，也不过是浮尘。
因此，当代书法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形式的花样翻新，不在于市场的热炒运作，不在于流派的标新立异。当代书法界最急需的是思想的滋润与审美的纯化，让书法回归心灵。这就需要书法文化社会身份的重塑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书法艺术现代人文精神的重铸！
返本的深度，决定开新的高度。在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中，如何为书法这门古老而独特的艺术“注入青春活力，展现其蓬勃的艺术创造力，并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的答案，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数千年的文明深处。当今世界，文化已超越传统的艺术与遗产范畴，成为国家发展、国际认同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当我们在全球文化生态重构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书法时，便不难发现：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返本的，才越有开新的力量。
让我们共同努力：守护文化灵魂，回归艺术本真！
作者：言恭达
来源：抱云堂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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