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一女子在6楼卖淫窝点内，为躲避警方突袭检查，竟用床单绑住管道，试图从窗户爬出逃跑，结果不幸坠楼身亡，其丈夫将组织者与房东告上法庭，索赔120余万元，法院最终判决却令人深思。
（案例来源：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某以6500元每年的价格从陈某处租下一栋房子，并迅速开始他的生意，他通过隐秘渠道联系了多名失足女，其中就包括33岁的张丽。
王某的运作模式很清晰，他在多个地点租赁房屋，作为交易场所，他掌握着失足女的联系方式，有客人需要时，他就通知失足女到指定地点，交易完成后，他从中抽取30%的佣金，每次大概100元左右，短短几年，他通过这种方式获利十余万元。
张丽是王某的“老员工”之一，从通话记录可以看出，在那段时间里，都是王某主动联系张丽，通知她到兴同里小区的出租屋“上班”，张丽则随叫随到，把这当成一份“工作”。
事发当日中午12点左右，警方接到群众举报，某小区7号楼3单元603室疑似存在卖淫嫖娼活动，派出所立即指派民警前往处置。
大约13时，民警到达603室门外，他们敲响了房门，表明身份，此时屋内，王某和张丽正在里面，听到警察的声音，两人瞬间慌了。
王某的第一反应不是开门，而是冲到门口，用身体顶住门，还试图反锁，他对着门外喊：“等等，马上来！”但明显是在拖延时间。
张丽更是惊慌失措，她在这个行当里不是一天两天了，知道被抓的后果，她环顾四周，最后目光定格在南侧卧室的窗户，603室在6楼，离地面约20米。
张丽推开窗户，探出头往下看，又缩了回来，恐惧驱使着她做出疯狂决定：爬窗逃跑，王某看到了张丽的举动，他压低声音喊：“不能跳楼！不能跳楼！”
但王某的身体却仍然顶着门，没有去阻止张丽，事后王某在笔录中说，他以为张丽只是吓唬吓唬，没想到她真敢爬出去。
张丽从床上扯下床单，迅速撕成条状绑在一起，一端系在窗户旁的排水管上，另一端抛向窗外，她踩上窗台，小心翼翼地将身体挪出窗外，双手紧紧抓住床单拧成的绳子，试图慢慢下滑。
楼下的邻居看到了这惊险一幕，一位大爷正在小区里遛弯，抬头看见6楼窗户探出个人影，接着那个人开始往外爬，他赶紧喊：“姑娘，别跳！危险！”但为时已晚。
由于床单没有系牢，或者张丽体力不支，在下滑到5楼左右时，她突然脱手，整个人直坠而下，“砰”的一声闷响，张丽重重摔在楼下水泥地上。
邻居们惊呼着围上来，有人赶紧拨打120，但一切都太晚了，救护车到达时，张丽已无生命体征，警方破门而入，将王某控制，经现场勘查，确认张丽系高坠死亡。
在随后的刑事侦查中，王某因容留、介绍卖淫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张丽的死亡，警方认定系其为逃避检查自行攀爬窗户导致，没有立为刑事案件。
最痛苦的莫过于张丽的家人，她丈夫曹某接到通知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育有两个孩子，曹某将王某和房东陈某一起告上法庭，索赔121万余元，理由如下：
1.王某长期组织卖淫，在此次事件中，他明知张丽要跳窗却不制止，存在间接故意，应承担主要责任；2.房东陈某将房屋出租给王某从事违法活动，未尽到管理责任，且房屋窗户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张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6楼攀爬窗户有生命危险，仍选择以此方式逃跑，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
王某作为组织者，在警方检查时拒不配合，存在一定过错，酌情判令其赔偿5万元；房东陈某，无证据证明其知晓王某的违法活动，且张丽死亡系其自身行为导致，与房屋设施无关，陈某不承担责任。
曹某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曹某仍不甘心，向山西省高院申请再审，他坚持认为，法院忽略了死亡赔偿金这一重要项目，且王某的责任认定过轻，陈某作为房东难辞其咎。
法院会如何判决？
首先，张丽自担主责是法律的必然。
我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同时，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张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警方依法检查时，本应配合调查，却选择攀爬6楼窗户逃跑，她明知该行为有生命危险仍为之，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其次，王某的“补充责任”有法律依据。
王某组织卖淫系违法行为，在警方检查时又拒绝配合，确实存在过错，但这种过错与张丽的死亡之间，并非直接因果关系。
法院判决其承担5万元“补充责任”，而非按比例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是因为：张丽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自身攀爬行为；王某虽未制止，但无证据证明其希望或放任死亡发生；5万元赔偿更多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其违法行为的惩罚性。
再者，房东无责体现过错责任原则。
曹某主张房屋窗户存在安全隐患，但未能举证证明，相反，现有证据表明：陈某出租时不知王某的违法用途；张丽系攀爬窗外致死，非正常使用窗户时发生意外；公安机关未追究陈某责任，反证其无过错。
最终，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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