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以来，学术界就面临着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这项任务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要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多方面的展开，我们的学术也从总体上进入一种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和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和意义深远的。正是这样一种学徒状态，开展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如果没有这样的对外学习，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就意味着这一转折点的到来：我们的学术在经历了必要的学徒状态之后，要能够通过它的自我主张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绝不意味着仅仅带有一些中国色彩、中国元素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意味着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够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才能够开始积极地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为了有效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获得科学的方法论指引。如果没有这样的方法论指引，就像单纯的事实堆积不可能成为科学理论一样，实践基础上的经验内容也不可能自发地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尽管我们对学徒状态的积极意义给予很高评价，但这本身具有一个基本弱点：它是依赖的和因循的，并因而易于采用“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从哲学上来讲，外在反思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来活动的，它从不深入特定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之上。
这种思维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从不深入事物的特定内容之中，但它自以为得到了普遍的原则，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一般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佩服到五体投地，于是就把例如“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其结果是一连串灾难性的失败。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徒状态相联系的：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原则或原理还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而这样的普遍性仅仅适用于外在反思。
必须承认，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只不过作为抽象普遍性的原则或原理已不再来自俄国，而主要来自西方。然而无论这样的东西来自何方，只要它们仅仅停滞在抽象的普遍性之中，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就必然与现实本身失之交臂，甚至背道而驰。因此，为了能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这种思维方式所固有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不仅需要一种自主意识，而且需要一种正确而有效的方法论指引。
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来说，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方法论指引是什么呢？简要说来，它是由黑格尔发展起来并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批判性改造的辩证法。因为在我们所探讨的主题上，辩证法就意味着普遍者与具体事物的统一，意味着思维形式与事物内容的统一，意味着超出外在反思而深入特定的现实之中。因此，这种方法就是要求普遍的东西（如原则或原理）必须返回现实本身，并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现实而开展出全面的具体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意味着：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要求扬弃普遍者的抽象性，使之重新进入特定的现实之中，进入由社会-历史的现实来定向的具体化过程之中。
这里的关键在于把握普遍性及其具体化。两个切近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例如，自从现代性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一切民族之普遍的历史性命运。然而，这样一种普遍性将如何展开并得到实现呢？虽说现代化的必要性对于任何民族来说乃是普遍的，但不同的民族具有非常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因而这种普遍性只有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具体化，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这在方法论上意味着：除非现代化这一普遍性能够根据不同民族之特定的现实来得到充分的具体化，否则它没有真正的现实性。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得到具体化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理论上的情形同样如此。和任何其他的理论一样，唯物史观的原理当然也是普遍的；但内在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却最坚决地拒绝普遍的原理停留在它的抽象性上，而是要求使之进入一个由社会-历史的现实来定向的具体化之中。没有人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坚决地反对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贴到任何对象之上——只要唯物史观被当作现成的公式来使用，它就立即“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在这样的意义上，唯物史观的普遍性恰恰在于它的原理能够根据特定的现实开展出全面的具体化。因此，最为简要地说来：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得到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积极而有效地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不能没有哲学上的方法论指引；而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引，首先就在于从执着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展出由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来定向的、内容丰富的具体化。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引下，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将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于现实的过程中，迎来它在学术创新上的繁花盛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
原标题：《吴晓明 | 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获得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于颖
来源：作者：吴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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