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的魏宗万先生去世了，昨天刷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心里突然沉了一下。老白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居然是他在《三毛从军记》里演的那个老兵的形象。
白背心，大光头，一身瘦弱的排骨，叼着烟卷，让三毛跟自己在国军了边混的惫懒模样。
这部电影当年是学校组织看的，满场都是此起彼伏的笑声，有个隔壁班小孩笑得太用力，加上坐姿又不好，大半拉屁股卡在老影院的折叠椅中间了。
这种喜剧电影其实并不好拍，“三毛”这个人物是张乐平先生画的，诞生于1935年，在人均识字率不高的民国，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咖”。
看过《三毛流浪记》的人都知道，连环画一共有79组，471幅，一个字没有。虽然故事有一个题目、一个人物贯穿，却又是各自独立成篇的组画，并无一贯到底的环环相扣的情节联系。
想要把这样一个已被几代人熟知的漫画形象再度搬上银幕，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新颖的艺术创意，是很难成功的。
电影中的三毛该不该说话，说什么话，怎么说？ 导演兼编剧张建亚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把影片集中在刻画一个小人物、小把戏的可喜、可悲、可怜、可叹的命运遭遇上。
为了提高增加喜剧效果，他还特意增加了“老兵”这个新人物。后来，凭借此片拿下“金鸡奖魏”最佳男配的魏宗万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喜剧不是耍弄观众，而是要挠观众的痒处，引起发笑。不能照搬照抄过去的喜剧动作，一定要从生活出发，设计出新的喜剧语言与动作。
这一点跟导演的思路不谋而合，导演张建亚回忆说：张乐平的漫画在这里只有四幅，没有剧情，没有台词，没有脚本，没有分镜，即便
是到了现场我心里也是没有一点底。
在拍喜剧中，最难的一点，不是我每天都有灵感，两三天拍下来，感到沮丧，扫兴，不好玩。
导演都没有灵感了，还怎么拍？
魏宗万的理解是：到了片场先玩起来。
张建亚在谈到拍摄喜剧中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拍《三毛从军记》三毛杠木头那场戏。 “当时魏宗万、崔杰、小三毛，几个人尝呀试呀、玩呀，各种方式，怎么好玩就玩到什么程度，魏宗万的肩膀皮都给木头磨破了，用各种方式杠木头。”
制片主任在一边急得直跳脚：“你们玩！玩，一会儿下大雨，你们就不玩了。”
结果，您猜怎么着？ 这组镜头最终还是被“玩”出来了，也是电影中最终呈现给我们的表演方式：老魏与三毛杠起木头朝前走，三毛腿一软，老魏关心三毛，把三毛推走，老魏一杠，后面太沉。
然后，三毛又挂上去做配重，挂在前面，老魏不是更重了吗？ 还有三毛抡大锤，瘦弱的小身板，控制不住力道，直接把自己甩飞出去。
多年后，张建亚提到这场戏的拍摄时，依然掩不住满脸笑意，这场戏拍得好开心呀！拍成这样，人会兴奋，突然之间人会亢奋，充满了自信。
所以，你看真正的喜剧电影，首先要逗笑自己。三毛当兵操练时，伴随着一首轻快、流畅的“嘿格隆咚哟”的数板歌，乍一听像首顺口溜，仔细留意聆听，颇有滋味。
从“入伍先当大头兵，顶头上司是班长”，数到“团长旅长参谋长”结束在“统统不如委员长”，不知不觉地把大头兵和头号大人物又挂上了一笔。
导演兼编剧为这部电影写的解说词，也充满了语调冷
峻的“黑色幽默。常凯申在镜头面前反复强调：“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
经典的画外音，时而介绍剧情，时而批判人物，甚至对全片的幽默基调，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敌人一炮击中阵地，尘土压满三毛全身时，画外音说道：“尽管他还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但现在，他已经完完全全埋进国土里了”。 跟慌乱的三毛相比，老兵甚是笃定，脸上写满了“见怪不怪”。
一个炸飞的手臂飞来，老兵瞅了一看，迅速地撸下了对方的戒指。接着一口唾沫上去，还有心情帮对方看了掌纹：“呸，短命鬼”。 这部电影中的“金句”和名场面至今还流传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收获着无数点赞。
在《三毛从军记》的前半段魏宗万把一个老兵油子，贪生怕死，偷奸耍滑，演绎到了淋漓尽致。
敢死队要抽“生死签”的时刻，这位老兵还特意故意拉低了钢盔，遮住眼睛不敢去看。年少无知的三毛，还满怀期望地盼着自己抽到“敢死签”，这位老兵一脸生无可恋的撕掉了手中的纸片。经典的喜剧片，就是让人笑着笑着，忽然就品出了点别的味道。
魏宗万凭借“老兵”的精彩演绎，荣获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说：喜剧人物要“雅俗共赏”，可以运用夸张、幽默与变形的手段。喜剧主题可以深刻，但是人物的表演和动作，一定要通俗易懂，让老百姓一看就明白。这样才能收到“深入浅出”的效果；标新立异更是戏剧表演的生命力。
魏宗万先生走了，他留给观众的除了《三毛从军记》之外，还有《巧奔妙逃》那种不把观众当傻子的笑。
这笑声中，有汗碱味儿，有烟尘味儿，还有一个瘦巴巴的演员，把自己的老骨头当作“配重”，陪着那个三根毛的小孩，杠起了一个时代的喜剧重量。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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