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创新经济学家：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获奖理由：“阐明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

Joel Mokyr是经济史学者，著作《财富抓手 （Lever of Riches） 》，本文是本书开篇介绍。

我个人很喜欢、也常常提到在新基石立项时想出来的一个框架：（技术创新中）“从0到1、从1到10、从10到100，是规律和终局全然不同的三件事，必须区分以待”。原意是尽量提醒，决不能用商业思维看待科学精神和科学规律；大佬的著作则是鞭辟入里的解释，为什么持续健康增长的社会中，科学精神与商业思维必须积极共存、相互依赖、相互增强。

全文9000字，阅读时长20分钟。

正文

经济增长的历史，决定了我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一个新生儿未来能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关键的预兆往往就是他或她出生的地方。这一点几乎决定一切。比如，出生在喀麦隆乡村或爪哇城市，与出生在格林尼治、 康涅狄格州或挪威奥斯陆，生活水平将天差地别、难以相提并论。这种差距，用经济学家发明的一个略显抽象的指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可以体现出来。今天的水平，取决于过去的积累。在经济学领域，历史就是命运。

所以，说一个国家富裕，其实只是在说它曾经实现了经济增长。这种描述虽然面面俱到，却无法解释背后的原因。经济增长的根源——为什么有些社会走向富足，有些却止步不前——早已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反复思考、不断追问的问题。这本书，也只是又一次试图直面这一核心难题。我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技术创造力。本书提出一套关于经济进步、生活水平提升、营养改善、衣食住行与健康升级，同时减轻劳作、摆脱苦役、远离饥荒与疾病的观点。技术进步，始终是历史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赋予社会一种经济学家所谓的“免费午餐”——也就是，产出大幅提升，而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成本却远低于增长本身。

这种对技术变革的看法，其实与经济学课堂上反复灌输、几乎成了口头禅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并不一致。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突出这个说法最有力的反例。经济史中，“免费午餐”并不少见，更常见的还有“超值午餐”。当然，历史上也充斥着无数“天价盛宴”，最后却无法下咽，甚至害人性命。换句话说，技术变革，主要研究的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也就是经济生产潜力的提升。但纵观大部分历史，大多数社会并没有真正站在边界上，无法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而是停留在边界之内。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导致本来可以更高的生活水平，被拖慢了脚步。战争、歧视、失业、迷信、贸易壁垒、经济不自由、资源错配，以及各种各样的人为失误，让大量资源被白白浪费，只有极小一部分被用来创造真正的价值。如果通过减少浪费，经济可以在不增加劳动和资源投入的情况下提升生活水平。这样的增长，看似也是某种“免费午餐”。但这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想探讨的，是生产边界本身的扩展，也就是经济潜力的提升——因为只有它，才真正代表着经济增长的本质。

并非所有经济增长都与技术有关。大致来看，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四种不同的路径实现：

第一种，投资（资本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以及与之相伴的平均生活水平，取决于普通工人所拥有的设备和工具的数量与质量（经济学中称为“资本—劳动比”）。当资本积累速度快于劳动力增长时，每个人手中的资本越来越多，经济自然就会增长，人均产出也会随之提升。这种增长，我们可以称之为“Solow式增长”，以致敬Robert Solow，他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乍看之下，这种增长并没有“免费午餐”。投资来源于储蓄；而储蓄本质上就是放弃当下消费，为未来积累更多消费可能。所有未来的好处，都要靠现在的克制来换取，而这种克制本身就意味着代价和牺牲。

第二种，商业扩张。微观经济学的课程里常用一个基本例子：商品、服务、劳动力或资本的交换增加，可以使所有参与方都从中受益。只要不考虑交易成本，两个原本没有联系的主体——无论是个人、村庄、地区、国家还是大陆——一旦开始自愿交换，双方的收入都会提升。这种收益，就是“贸易收益”，可以视为“免费午餐”的典型。正如Adam Smith在1776年指出，贸易带来了《国富论》中所说的国民财富增长。Smith提出，劳动分工越细，专注和技能匹配越精准，生产效率就越高。通过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称为“Smith式增长”（借用Parker, 1984的说法）。贸易的产生，通常来自交易成本的降低（比如以物易物或市场买卖的成本减少），或者产权的明确和保护加强。不过，这并不是本书关注的“免费午餐”类型。

第三种，规模效应。有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本身也可能带来人均收入的提升（见Simon, 1977；Boserup, 1981）。如果说劳动分工能带来繁荣，那么对于极小的社会来说，人数增加就能让分工成为可能，自然也会推动产出提升。此外，至少在某个阶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道路、学校、产权保护机构等）都存在固定成本，只有在相对较大的人口规模下才能高效运转（参见North, 1981）。如果仅仅通过人口增加，经济规模扩大，经济人均生产潜力随之提升，这对个人来说无异于“免费午餐”。但如果人口持续增长，最终会加剧对那些无法扩张或增长缓慢的资源（比如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压力，经济从回报递增转向回报递减。一旦这种资源拥挤的效应显现，人口继续增加，反而会逼迫生产强度提升，最终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当然，其他因素有时可以抵消报酬递减，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可能并存。但在这种情况下，把人口增长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并不准确。

第四种，人类知识的积累，包括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也包括制度变革。还是借用Parker的说法，我将这种过程称为“Schumpeter（熊彼特）式增长”，以致敬Joseph A. Schumpeter，这本书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他。Parker（1984，第191页）将熊彼特式增长定义为：“来源于持续、但波动的技术变革与创新、以信贷扩张为支撑的资本主义扩张。”本书关注的，正是技术变革和创新。这里讲的技术进步，指任何将信息应用于生产过程、提升效率的改变，要么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同样的产出（也就是降低成本），要么创造出更好或全新的产品。但与Parker不同，我认为熊比特式增长并不该只局限于信贷推动的资本主义扩张。技术进步早在资本主义和信贷出现前几百年就已存在，也完全可能在资本主义之后依然延续。

我特意用了“信息应用”这个词。因为，正如后文将会看到，很多经济增长，其实来自于已有信息的有效利用，而不是全新知识的创造（见Rosenberg, 1982，第143页）。归根到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无论收入的提升是因为全新信息被引入生产环节（即便我们能就“新”到底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还是因为现有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新用户手中，本质上并无区别。

技术变革的历史，总是断断续续、高低起伏。某些国家在某些短暂时期，比如1760到1800年的英国，或1945年后的美国，技术进步突飞猛进。但这些高峰，往往很快就被技术停滞的时期取代。为什么会这样？虽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讨论甚多，真正的答案却始终难以捉摸。有位经济史学者（Thomson, 1984，第243页）甚至打趣说：“技术变革就像上帝，人们谈论它、有人崇拜、有人否定，但几乎没人真正理解。”这种困惑其实有充分理由。技术历史的多样性，让几乎任何观点都能被反例推翻。要在海量、复杂、零碎甚至不完整的事实中，寻找确定的规律，本身就极为困难。但如果绕过这些细致的工作，技术历史的研究就失去了意义，技术在经济史上的作用也永远难以看清。

当经济的资源基础扩张时，社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二是像H.G. Wells那句名言所说，把大自然的馈赠全部用在“无意义的人口膨胀”上。近代历史上，经济增长是在持续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的。而在此之前，正如马尔萨斯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反复强调的那样，人口增长总是迅速吞噬掉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全部成果，最终导致生活水平长期停滞，几乎没有变化。因此，从某些角度看，也许可以将增长定义为总收入的提升，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变化。Jones（1988）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分析的。

现代经济学家关于技术变革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所有有关经济增长的分析，都承认存在“剩余”——即那部分无法用资本或劳动力增加来解释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免费午餐”。技术变革，被认为是解释这一“剩余”的自然候选项，有时甚至直接等同于“剩余”。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为什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具技术创造力。相关文献很少借鉴经济史，几乎只关注1945年以后的时期；也很少参考技术史。即便引用像Abbott P. Usher这样的技术史学者，也多是因为他将格式塔心理学应用于发明的那些有趣但带有猜想色彩的观点，而不是他对机器实际演变历程的深刻认知（参见Thirtle和Ruttan, 1987，第2-5页）。经济学家通常通过考察需求与供给变量、研发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技术变革。在分析时，他们往往下意识地把技术当作一种投入品——虽然有其特殊属性——在研发市场中被“生产”和“出售”。这种市场分析，也许对1945年以后的时代有一定解释力（见Jewkes, Sawers, and Stillerman, 1969；Langrish等, 1972）。但如果要解释中世纪欧洲风能的扩散、汉代中国的铁器铸造推广，或者17世纪英国集约化农牧业的兴起，这种框架就完全说不通了。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技术变革，很难被视为有序的研发过程。它几乎没有规划，更谈不上精确的成本收益计算。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它？

一旦经济学家走出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安全区”，愿意考虑经济之外的各种因素时，常常会发现，现实的复杂远超预期——几乎每个现象都可以找到多种合理解释。基于地理、政治、宗教、军事、科学等因素的技术变革理论，往往很容易提出，却很难证伪。许多解释看起来都说得通。但它们真的正确吗？换个角度，也许更该问，这些解释是否有说服力？我们能否积累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一理论不仅合乎逻辑，还能被事实支持？接下来的分析，我会尝试采用这样的思路。

我强调熊彼特式增长，并不是要贬低其他类型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单一存在的技术变革极为罕见。四种增长方式之间，总是在复杂多变的路径上相互强化。例如，有一种广泛认可的观点认为，大量技术进步其实都融入了新资本品之中，没有资本积累，技术发展也会变得缓慢。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Solow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就是并行不悖、相互依赖的。熊彼特式增长同样也能带来Smith式增长，比如航运技术进步降低运输成本，直接扩大了贸易收益。为了尽量简明，我在这里主要聚焦于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变革，只有当其他增长方式直接关联技术进步时，才会一并讨论。

研究技术变革，必然要在整体与个体两个层面之间来回切换。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总体性的过程，而发明和采用新技术，常常由个人或企业等微观单元完成。经济史学者因此需要关注技术创造力的宏观基础——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激发个人创新，什么样的刺激、激励与制度能塑造一个鼓励技术创造的经济？技术创造力主要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不仅仅是个人差异。换句话说，我关心的不是为什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创造力，而是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持续孕育、吸引更多具有创造力的人才？这个问题，正是所有难题的核心——为什么经济增长，至少是熊彼特式增长，只在某些社会发生，而在另一些社会缺席？

正如Heertje（1983，第46页）所说，技术变革也许根本无法被真正解释。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标准经济理论——归根结底是在既定约束下分析理性选择——在面对技术创造力时，陷入了困境。技术变革，本质上是个体主动突破所有人都默认存在的约束。而经济学的方法论，始终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经济行为者只能在既有约束下尽力而为，却无法改变这些约束本身。因此，技术变革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被迫转向一些次要问题，比如某项技术究竟更节省劳动力还是资本，或者需求波动对专利申请速度的影响等等。

弗兰西斯培根曾经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做出过区分。在他看来，发明分为两类：一类依赖于整体知识水平，只有当科学和信息背景成熟时才可能出现；另一类则完全是经验性的，从理论上讲，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可能被发明出来。实际操作中，这种区分并不总能一目了然。有些看似纯粹经验的发明，其实也依赖于发明者对物理环境的理解和假设发生了微妙变化，或者依赖关键材料或部件的出现才变得可行。正如Cardwell（1968）指出的，培根曾认为活字印刷术古希腊人本可以发明，但实际上它依赖中世纪冶金技术的突破，因此，培根的判断并不准确。不过，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没有充分理由解释为什么某个发明会出现在特定年代，而不是早在几百年前就诞生。我们很容易归因于“未被察觉的需求”或“缺乏市场”，但也完全可能仅仅是此前没有人想到。中世纪有些极其实用、极其简单的发明，比如独轮车、马镫，就属于这一类。

在关注技术变革的经济学者中，区分“发明”与“创新”有着悠久传统。熊彼特指出，发明并不等同于创新，真正赋予资本主义以活力的是创新。按照这种逻辑，发明本身对经济学家来说意义有限。Ruttan（1971，第83页）甚至建议，干脆放弃“发明”这一概念，只把它看作“技术创新在制度上被定义出的一个子集”。但实际上，这种区分并不总是有帮助。在实际应用和推广阶段，发明往往会被反复完善、调试、改造，许多微小改动本身甚至也可以算作发明。创新在向其他经济体扩散时，也通常需要根据本地实际进行适应改进，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过程伴随着“边用边学”带来的进一步效率提升。

在我们贸然得出“发明不该成为技术变革经济史研究核心”这个结论前，或许还值得再深思一下。发明，其实应该被定义为某一社会总技术知识体系的增量——这个体系，就是所有个体技术知识的集合。有观点认为，这一集合本身并不成立，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绝大多数文化史和思想史都很难讲清楚。更重要的是，有人可能会质疑，这一集合根本无关紧要。毕竟，未被实际应用的新知识，对社会福利毫无影响，而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的主体，是对既有知识的应用。换个说法，在任何时刻，主流技术和最优技术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通过推广前沿企业的技术，来缩小这种差距，本身就是技术进步，但并不涉及新的发明。先进地区或国家的技术向落后地区扩散，也属于没有发明的技术进步。但如果据此断言，发明不该成为技术与经济增长历史的核心，这种推理站不住脚。讨论技术实践之间的差距，前提是我们必须知道“最优实践”究竟从何而来。如果没有知识的持续增量，技术扩散和差距收敛迟早会遭遇递减回报，最终走向枯竭。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追问：在那些尚未枯竭的历史情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如此。

换句话说，本书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发明与创新互为补充。从短期看，这种互补关系并不绝对——完全可能有发明而无创新，也有创新而无发明。但从长期看，真正具备技术创造力的社会，必须兼具发明力与创新力。没有发明，创新终将放缓、停滞，社会会陷入静止状态；没有创新，发明者会失去方向，也缺乏动力去追求新思路。本书第三部分我将进一步论证，正是这种互补性，解释了为什么极少数社会具备持续的技术创造力。因为只有在多种条件同时满足时，这种创造力才可能出现。发明，深受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制约，因为发明者在试图让新事物运作时，往往只能独自前行；而创新，则需要与他人互动，依赖制度和市场，本质上带有更强的社会性和经济性。

为什么有些社会能持续孕育技术创造力，而另一些却无法做到？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正如Gerschenkron（1967，第448页）所说，“单一、全面、通用的演化规律，属于幻想和肤浅，而非严肃研究的范畴。”但显然，我们能说的绝不只是“万事皆有影响”，也不能仅仅罗列创造性社会与非创造性社会的差异，然后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比如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中非的气候、东南亚对水稻的依赖，这些都曾被错误地视为这些地区技术创造力不足的原因。经济学分析可以帮我们识别哪些因素真正重要，哪些值得怀疑，还可以设计方法，去检验那些理论上难以判断的变量。

要理解技术创造力如何产生、为何产生，我们必须区分“ 发明—创新 ”链条中的两个基本环节。第一环节，是技术难题本身。这类难题，本质上是人与物质环境的较量，是对自然界的掌控。自然总是吝啬地隐藏秘密。技术突破，就是要设法从自然手中揭示这些秘密，并加以利用，转化为现实利益。最终结果，取决于发明者的胆识与才智、他（她）所拥有的材料和工具的极限，以及自然法则对人类意志的抗拒。第二环节，是社会层面。任何新技术要想真正落地，创新者都必须与社会环境互动，这个环境里有竞争者、客户、供应商、政府、邻居，甚至神职人员。社会要想具备持续的技术创造力，必须满足三项条件。首先，需要一批敢想敢干、足够聪明的创新者，他们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挑战物质世界、提升自身境况。在一个营养不良、迷信盛行或极度保守的社会，各类创新都很难发生。第二，经济与社会制度必须为潜在创新者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部分激励是经济性的——如果创新者有望通过创新致富，技术创造力更容易涌现。但非经济性激励同样重要。社会可以用奖章、诺贝尔奖、荣誉头衔等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奖励成功的创新者。第三，创新离不开多元与包容。每个社会内部都存在维护现状的稳定力量。有些力量捍卫既得利益，担心创新带来损失；还有些力量只是出于“不要折腾”的本能。技术创造力要想得到释放，就必须冲破这些阻力。

研究技术变革经济史的文章，无法避免涉及时间、人物和地点。技术创造力的历史，天然需要追溯是谁率先提出了某个想法，又是谁做出了关键修正与改进，让创意真正落地。但过去几十年，经济史学界很少采用这种写法。正如David（1987）所问，技术难道不是靠无数匿名者不断带来微小、几乎难以察觉的改进，才不断积累起来的吗？有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几乎所有发明都属于这种“技术漂移”（Jones，1981，第68页），其本质就是无数细小、渐进、匿名的改良（Rosenberg，1982，第62-70页）。作为对“英才论”——即一切进步都归功于个别天才的观点——的反击，这种“漂移论”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会不会走得太远，反而忽视了极少数重大发明的决定性作用？有些发明，比如印刷机、风车、重力钟，就是对渐进主义技术进步模型的直接挑战。技术史上，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始终存在着巨大、突变式的创新浪潮，让世界为之震撼，纷纷追逐模仿。现代研究确实发现，大多数成本节约来自于那些细小、隐形、层层累积的改进——但这些“改进”到底是基于什么？几乎每一项重大发明问世后，都会经历一个学习过程，生产成本随之下降；但要让成本下降，前提是那个“新事物”本身得先被发明出来。一个成年人150磅体重，其中95%都是出生后增长的——这难道能说明“受孕”本身并不重要吗？

在区分那些通过累积效应决定生产率增长的“小发明”，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大突破”时，我们不妨借用技术史与现代进化论之间的类比——我将在第十一章进一步探讨这个对比。一些生物学家区分了“微突变”，即在现有物种内部发生的小变异，慢慢改变物种的特征；以及“宏突变”，即直接催生新物种的巨大变化。这种区分，对理解技术史同样有借鉴意义。我将“微发明”定义为那些对现有技术不断改良、适应、优化的小步快进，比如降低成本、改善结构与功能、增加耐久性、减少能耗和原材料消耗。而“宏发明”则是指那些几乎无前例、凭空诞生的颠覆性新思路。从数量上看，微发明出现得远比宏发明频繁，并且贡献了大部分生产率提升。但宏发明在技术史上，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

技术进步的本质在于，宏发明与微发明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为补充。没有后续的微发明，多数宏发明最终只会沦为博物馆里的奇物，或是图册上的草图。事实上，在一些历史案例中，完成关键改进、真正让技术落地的人，往往比最初提出突破性想法的发明者更受赞誉，比如蒸汽机、充气轮胎、自行车的历史就是如此。但如果没有全新、激进的颠覆，单靠对现有技术的持续优化，迟早会遭遇递减回报，最终走向枯竭。微发明基本可以用标准经济学概念来解释。它们源于有目的的搜寻与创新努力，能够对价格和激励结构作出反应。“边做边学”“边用边学”都能提升经济效率，并与产出、就业等经济变量紧密相关。而宏发明则不同，它们往往不遵循明显规律，也未必会对激励机制产生直接反应，很难用外生经济变量解释。很多宏发明，其实是天才、运气或偶然灵感的产物。因此，技术史中始终留有一块无法用纯经济学解释的“未知领域”。换句话说，运气与灵感确实重要，个体的作用不可忽略。那些质疑个人作用的学者，常常诉诸“可替代性公理”——即如果发明不是由X完成，也会被Y做出来，这种结论通常源于大量“同步发现”的案例。确实，电话、白炽灯等一些发明属于这种情况，但还有许多重要发明，并不适用这个规律。

如果说有哪个领域，最能反驳“个体始终被更强大力量——无论是供需关系还是阶级斗争——所左右”的决定论，那一定是技术经济史。讨论重大突破重要，还是边际改进更重要，其实就像问一场战役到底是将军赢的，还是士兵赢的。正如军事史中我们会简化表达，“拿破仑1806年在耶拿击败了普鲁士”，同样，我们也会说某项发明在某个时间点诞生。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发明者理应独占所有生产率提升的功劳，就像说拿破仑击败了普鲁士，不等于他凭一己之力赢下整场战争一样。围绕这些关键事件组织叙事，是有意义的。

区分微发明和宏发明，是有意义的，因为正如技术史学者反复强调的，这一领域中的“第一”一词其实充满风险。许多技术突破的历史，往往早于通常被认为“发明时刻”的那一天，而几乎所有宏发明，都需要后续不断完善才能真正落地。但在大量关键案例中，确实存在一两个决定性事件。没有这些突破，技术进步最终会停滞。Usher（1954，第64页）强调了“洞察的艺术”的重要性。虽然他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个人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但同时也承认，个体特质与差异始终处于创新过程的核心。

本书的材料，必然取自极少数案例，并且不可避免地偏向西方经济史。在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创造力，有些则没有”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梳理清楚基本事实。许多关于技术进步经济影响的论述，往往脱离历史脉络，或者只挑选那些方便论证的事件和数据，拼凑出一种自说自话的“事实”。只有对技术史主流脉络有更全面的把握，才能抑制泛泛而论的冲动。因此，在第二部分，我将梳理过去25个世纪中的主要技术发展。这样做似乎野心过大——由Charles Singer等人主编、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五卷本《技术史》，就有4,000页正文，依然未被认为完整。我的目标，只是梳理少数几个领域里影响最大的创新。史前与早期时代，以及1914年之后的时期，都不在本书范围。即便如此，从公元前500年到1914年，这段历史留下的事实与证据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我也只能略作勾勒，管中窥豹。为保持全书体量可控，我基本不涉及土木工程、建筑、医学和军事技术，只聚焦那些对生活水平有明确影响的技术变革。

在完成历史梳理之后，我将分析“有创造力”与“缺乏创造力”经济体之间的差异。第七章，我会依次讨论多种解释路径，从营养到宗教，从制度到价值观与心态。为考察这些因素的实际作用，第八、九、十章将分别展开三组对比研究：古典社会与中世纪西方；14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以及英国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业革命，以及英国作为技术领先社会最终的衰落——这些案例把技术充满活力的社会与技术停滞的社会并置，揭示关键差异。

第四部分关注技术变革的动态机制。具体来说，我要探讨：技术进步到底是“跳跃式”的，还是“渐进且持续”的？为解答这个问题，我将技术进步与生物进化做类比，尝试把“间断平衡”这一生物学概念，应用到技术变迁的分析当中。

技术进步史常常被指责为“辉格式叙事”——它似乎总在讲述进步、改良、提供不竭动力，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富裕美好的未来。考虑到当今西方的生活水平与三百年前的落差，我觉得这种“辉格式”批评并不难反驳。E. H. Carr（1961）曾讲过，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禁止在其领地内使用“进步”一词，并尖刻地补充道，西方历史学家如今似乎也在迟来的追随他。不可否认，人类在将自然法则转化为经济成果的能力上，历史的进程是单向度的，这完全配得上“进步”这个词。哪怕不去评判技术变革对自由、博爱等非经济无形价值的深远影响，单从经济学者的角度来看，面对人类对贫困与苦役的持续抗争，技术变革无疑配得上“进步”二字。当然，如果技术变革最终导致地球物理层面的毁灭，幸存者或许再也不会用“进步”来描述技术史。但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我仍然理直气壮地使用“进步”这个词——不是以“终极目标”那种目的论方式，而只是强调历史的方向性。如果我们能用更低的代价生产同样的产品——前提是这些成本已准确计入包括环境破坏在内的社会成本——那么，“进步”就是恰当的描述。

但本书的核心观点绝非毫无保留的乐观。历史上，真正具备技术进步精神的社会，屈指可数。我们的世界在这方面虽然特殊，但并非绝无仅有。总体而言，反对技术进步的力量往往强于推动变革的力量。因此，技术进步的研究，其实是对“例外”的研究——只有在极少数特殊条件下，社会滑向停滞与均衡的常态才会被打破。今天人类大范围享有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其实源于一些偶然因素，这一点常常被人低估。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就像一种脆弱敏感的植物，既需要适宜的环境与气候滋养，其生命本身也往往短暂易逝。它对社会与经济环境极为敏感，哪怕外部发生细微变化，也极容易被扼杀。如果技术史真的有什么启示，那就是：熊彼特式增长，和其他一切经济增长一样，既不能、也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

文章2025年10月14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瀚海之因 （），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 译者简介

田江雪

原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创始成员，瀚海之因科学慈善智库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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