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高一了，语文课上到了苏洵《六国论》，课后语文练习册上有一道题，他犯了难：
历代评论家对苏洵一文推崇有加。明代何景明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请说明理由。
做题多了，他也明白，这样的题目都是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课文主题，可是六国赂秦要怎么和宋赂契丹结合起来谈，他就卡壳了。
也正因为他的卡壳，我忽然意识到，原来这篇经典之作，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
苏洵此文的主旨很明确，就是开头那句“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强调不可对敌妥协，因为敌国只会得寸进尺。这番话明面上是谈战国七雄的兴衰，暗地里就是讽喻宋朝对辽（契丹）议和，林纾说得明白：
观诸侯之割地赂秦，非谋诎智昏，出一不得已也，即不割亦未必不亡。老泉持论，不为无见。末数语，阴指契丹，特借题发挥耳。
问题是，“借论宋赂契丹之事”不假，但宋是否“卒以此亡”？并不是。
宋辽在1005年订立“澶渊之盟”后，边界就此稳定下来，直至辽亡（1125年），百余年间两国几乎未再兴战端。北宋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一味对辽退让所致，而恰是因为未守和约，试图联金灭辽，结果反而被金人窥见虚实。也就是说，如果宋人不撕毁和约，联辽抗金，结果恐怕也不至于那么惨。
苏洵《六国论》写于北宋嘉祐年间，有1056年和1059年两说，不论如何，总之距离澶渊之盟订立已有半个世纪之久。显然，他的立论是反对这一和约的，因为这一议和常为人诟病的是：宋每年须向辽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赂契丹”的证据，说到底就是这一条。
“岁币”看似屈辱，但据估算这点付出还不到北宋财政收入的0.5%，远比打仗便宜得多。更有甚者，边境安定后，宋朝仅在雄州、霸州等榷场所获的贸易顺差，都远远超过岁币，也就是说，给契丹的进贡，通过边贸又赚回来了。
这和“六国赂秦”那种“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并不是同一回事。宋对辽很难说是“割地求和”，也并未导致对方得寸进尺，不断蚕食侵吞。实际上，当时的辽国已经完全没了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意愿，也因此，双方才能在实际利益基础上达成妥协。
正因辽无意南侵、有意妥协，澶渊之盟时辽对宋在领土问题上还做了让步。本来辽军已深入宋境，但订约之后，所占城池全部归还，约定“各守旧界”，以白沟河为界，互不侵犯。
当我们立足中原来看待这段历史时，常常很难意识到一点：在此前长达二十多年的宋辽战争中，其实宋朝才是入侵的一方。
从宋的视角来看，发动战争是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似乎那“本来就是我们的领土”；然而，从辽的角度来说，辽立国在先（907年），宋建国在后（960），辽从石敬瑭手里得到燕云十六州时（938年），世上还没有宋朝。宋辽战争，与其说是辽试图侵吞中原，倒不如说是宋想要重占燕云十六州，而辽迫使宋承认双方实控线的现状。
实际上，燕云十六州，辽也已丢了两州。后周世宗柴荣北伐，曾夺取莫州、瀛洲（今河北保定、雄安、河间等地），史称“关南十县”，而辽占有的易州尽管险要，但土地贫瘠得多。澶渊之盟时，辽军南下，本已攻下关南十县，议和之后也退出，这就是承认实控的态度。宋付出的“岁币”，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补偿辽割让这十县之地。
这些说起来都是历史常识，在初一历史教科书上，也称赞澶渊之盟后，边境两边实现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普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可比之前连年战争好多了。
一边认可和谈带来的和平红利，另一边又暗示同一份和谈是屈辱的，坚决主张不可对敌有任何妥协退让，教科书这样不自相矛盾吗？
和孩子谈到这里，他也笑了。当然，话说回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政治和人文的事务，往往没有绝对的对错，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不等于相反的另一种说法就是错误的——有时候，两者都能成立，取决于各自的立论条件。
我们现在常觉得“和平”无论如何是好的，但落到现实中，那可就不一定了。
宋辽澶渊之盟还可以说是正面的，但后来的宋金绍兴和议，历来都被诟病——岳飞那样战斗到底才被赞赏，割地求和那种“领土换和平”，终究只是屈辱。没有一个原则能适用于所有现实，这必然要让人做出艰难的抉择：议和是不是好事？妥协到底对不对？
明人何景明（1483-1521）之所以称赞苏洵《六国论》“深谋先见之明”，恐怕也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明朝在土木堡之变（1449年）后，在面对蒙古势力时转而处于被动防守之势，令朝廷上下忧心不已。按照“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朝廷和“蛮夷”就不应该有任何妥协对等，无论“剿”还是“抚”，这两手最终都以“蛮夷”的顺从告终。
历代文人在“以史为鉴”时，表面上谈的是历史，但其实得出的结论常常都已经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而指向现实。
苏洵、苏轼、苏辙都写有《六国论》，但立论各自不同，苏洵认为六国“弊在赂秦”，强调不可退让；苏轼却认为六国之所以能久存，重在“养士”；而苏辙则分析六国亡于不明“天下之势”，未能联合起来援助抗秦第一线的韩魏两国。父子三人各有侧重，这不仅是因性情、见识不同，也因他们的现实关怀就不一样，看到的问题重点自然不同。
后人赞叹苏洵“深谋先见之明”，那是以后来两宋之亡归结于其议和，至于在逻辑上是否对契丹议和导致了宋亡，也就没细究了；然而文人议和战之策，往往“危事而易言之”，试想一下，在当时，如果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辽重启战端，这对宋真的有利吗？
当苏洵以“六国赂秦”暗讽“宋赂契丹”时，当然是把宋代入了六国的角度，也就是自居为弱势一方，但他忽略了一点：其实宋才是那个意在一统天下的“秦”。
宋朝960年建国之后，就志在并吞南方诸国，后蜀、南平、湖南、南唐、吴越、南汉、清源军，一一覆灭，最难啃的北汉也于979年攻下，随后就是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宋以软硬两手，志在必得，或攻灭，或施压，吴越即“纳土归宋”，只不过它自视为正统所在，所以这样的归并都被视为是正当的，但如果从周边小国的视角来看，当时的宋才是执行扩张政策的“虎狼之国”。
苏洵是四川眉山人，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宋朝灭了后蜀，他本来都不算是宋人。然而，他肯定不是一个地方主义者，至少他的立论根本不曾提到后蜀这些南方小国不该“赂宋”。反过来说，从大一统的角度来讲，如果六国没有“赂秦”，而是成功抗秦了，那中国历史会怎么走向？
当然，这些就没法跟孩子讲了，至少，这可不是老师想看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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