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河南南阳的骄阳下。
蒋多多走出高考考场，笑得比六月的太阳还灿烂。
周围挤满了焦灼的家长和神情疲惫的考生，她穿过人群时脚步轻快，不像刚熬完两天大考的人。
母亲在校门口等她，手里攥着一瓶矿泉水，问她考得怎么样。
她说挺好的。
那笑容让母亲心里悬了几个月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她不知道，女儿刚刚在语文试卷上，用八千字写就了一封讨伐应试教育的檄文。
作文答题区写满了，写到卷子边缘，写到监考老师收卷时多看了她好几眼。
那是一份高考零分的判决书，她还没有收到。
蒋多多曾经是那种会被老师反复点名表扬的学生。
河南南阳农村出身，家里三个孩子，父亲跑保险，母亲在家种地兼管家务，姐姐是村里少有的大学生。
她从小就知道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每天放学回家先把作业写完才肯吃饭。
邻居喊她出去玩，她说要复习明天的功课。
初中升高中考进南阳市第八中学，当地重点，升本率高得让县城里的家长挤破头想把孩子塞进去。
她在班上成绩从没跌出过前十五名，人缘也好，同学来问题目她从不藏着掖着。
高二那年，她的数学成绩开始往下掉。
她发现自己盯着大题看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眼泪就这么掉下来了，急的。
她开始写日记排解压力，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写小说。
她觉得写字比做题舒服太多了，舒服到让她觉得这才是她真正该做的事。
后来她姐看了她写的小说，夸了几句，建议她投稿试试。
投了，中了，报纸寄来稿费单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那笔钱不多，但足以让她产生一个极其危险的念头：原来人生不只有高考这一条路。
从那以后，她的早读课全用来构思情节，上午下午的课全用来在本子上把脑子里的故事写下来。
同学们看了她的小说都夸她写得好，她把这些礼貌性的鼓励全当成了对她才华的认证。
她开始觉得自己是被应试教育扼杀的天才，只是所有人都还没发现。
语文老师看到她作文卷上写的小说，把她叫到办公室，说你写东西很有灵气，但你这样考试是要出大事的。
她没听进去，反而觉得老师是体制的帮凶。
她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国外素质教育的文章，说国外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天赋。
她被那个描述击中，像被什么东西突然照亮了。
她开始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一个只认分数的教育体系里，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死记硬背，在浪费生命。
她要替他们喊出那声沉默的呐喊。
所以她高考那天带着一肚子慷慨激昂走进了语文考场。
把八千字讨伐应试教育的檄文郑重其事地写在了答题卡上。
以为这封信会像一块砸进死水里的石头，激起的涟漪会改变整个湖面。
成绩公布那天，她守在电话机旁边，心跳得比查分数的按钮还快。
母亲在旁边站着，手指交叉攥得发白。
电话那头的电子女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出她的分数。
母亲的脸在一瞬间从期待变成空白，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表情。
蒋多多放下电话之后没有哭，甚至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从容。
她把自己在考场上做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语气里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骄傲。
媒体来了。
高考零分的标签太醒目，太有传播力，像磁铁一样把记者和摄像机全吸了过来。
起初蒋多多对这些镜头是兴奋的，她滔滔不绝地对着记者讲她对教育体系的批判，讲她对因材施教的向往，讲她希望自己的行为能成为一个推动改革的事件。
她以为自己是振臂一呼的先行者，却发现回应她的是一句又一句的批评，还有人骂她是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的哗众取宠。
她受不了那些声音，揣着两百块钱偷偷跑到了郑州去找读大学的姐姐，想在她那里躲一阵子。
姐姐劝她回去复读，她听不进去，又从郑州跑到了山东菏泽，想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证明“不高考也能活得很好”。
没有学历，没有经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给她一份哪怕只是打杂的活。
她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之后，带着一身的疲惫和那种被现实磨得不敢再亮眼的眼神，回了家。
后来她试着外出打工，辗转了几年又回到村里，在父母的安排下结了婚，过起了和自己母亲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她当年在高考卷上写下的那些批判应试教育的话，其实并不是完全没道理。
只是她当时被自己的“才华”说服了，以为那些夸她小说的同学和选中她稿件的编辑已经构成了某种确凿无疑的认证，以为世界欠她一个不用走寻常路的特权。
但她不知道，那个给了她莫大鼓励的语文老师还说了一句话：你写的东西，现在还只能给自己看。
她在那个被阳光照亮的走出考场的午后，以为自己刚刚完成了一场神圣的反叛。
她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反叛从来不是用一张零分试卷向世界示威，而是在拿到那张入场券之后，再用一生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远比一场考试更辽阔。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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