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安排未免有些过于直白。加利福尼亚的“死亡谷”，一个女人攀爬着某种难以穿透的东西；同一个女人又在注定的危险面前露出甜美笑容。若说国家肖像馆的“玛丽莲·梦露：一幅肖像”证明了什么，那就是：梦露的一生是多么容易被叙事化，而一点流行心理学又是多么容易被套用到她生命的每个侧面。

诺玛·珍·莫滕森后来成了诺玛·珍·贝克，再后来成了玛丽莲·梦露，仿佛每一次重新塑造身份，都能修补某种破碎。她从未认识自己的父亲——其身份直到2022年才通过DNA检测得到确认——因此她把自己的每一任丈夫都叫作“爸爸”。展览中展出的几封写给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父亲的信，也显示她同样称呼对方为“爸爸”。

学者和作家、艺术家和公关人员、制片厂高层、网络侦探、小报记者，甚至梦露本人，都曾试图塑造、调整并投射出一个属于玛丽莲·梦露的故事。这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疲惫。

国家肖像馆试图通过对这些图像及其背后故事的选择，把某种主动权重新还给梦露。它希望把她重新定义为自己人生叙事的主导者，而不是被叙述的对象，或单纯的受害者。这样的努力值得肯定，只是有时也显得自相矛盾，甚至可能徒劳无功。

展厅中有整整一个房间，专门展示那些在她死后以她为缪斯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著名的彩色丝网印刷作品中，她面孔的负片被一再复制；波琳·博蒂的作品里，她在旋涡般阴郁的灰色中心发出光彩，而博蒂本人也在梦露去世仅4年后早逝；约瑟夫·康奈尔的致敬作品中，梦露甚至没有直接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俯视断裂锁链的天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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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每一件作品，几乎都可以被纳入你想赋予她的任何一种叙事：被诅咒的美人、女性主义先驱。真相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也许是因为我们终究无法知道真相。相比之下，人们在脑海中为她编织出的故事，似乎总要更令人满足。“玛丽莲·梦露：一幅肖像”将于6月4日至9月6日在伦敦国家肖像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