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的街头，有个卖米糕的妇人。她总是挎着竹篮，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糕点铺寄卖，篮子里装着用七成大米、三成糯米蒸出来的“定胜糕”。她穿着朴素的蓝布褂子，自称姓韩，但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

这听起来像个荒诞的传奇——一位掌管着数百万美元庚子赔款基金的大学校长，妻子却要隐姓埋名卖糕养家。但这就是梅贻琦真实的人生。

1931年冬天，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上任第一天，他就做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宣布放弃所有校长特权。家里佣工的工资自己付，电话费自掏腰包，学校每月供应的两吨煤不要，校方配的专车，夫人只能顺路搭车，绝不许办私事。他连起草报告都用废纸反面。当时清华的庚款基金雄厚，光是美国退还的赔款，从1909年到1940年分32年退还，总额超过2800万美元。这笔钱专门用于清华办学和派遣留学生，梅贻琦就是这笔巨款的管理者之一。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西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梅贻琦和普通教授一样租住简陋民房，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偶尔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的月薪只能维持三个星期的家用，后来甚至只能维持两周。家里四个孩子在联大读书，他却从不让他们领取政府发给联大学生的补助金。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韩咏华本是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千金小姐，此时不得不放下身段。她跟潘光旦教授的夫人学做上海式米糕，取名“定胜糕”，寓意抗战一定胜利。每天她挎着竹篮去寄卖，有人劝她把炉子搭在店门口现做现卖，她连连摆手：“不行啊，要是让别人知道，总有些不体面。”可纸包不住火，梅校长夫人卖糕的事还是在昆明城传开了。

最让人动容的是，这位校长还曾亲自帮妻子看摊子。一天临近上课，梅贻琦却迟迟未到。上课铃响过，他才气喘吁吁跑进来。学生递上一杯水问：“老师，您去哪了？”梅贻琦擦着汗说：“我内人去进货了，让我替她照看糕点摊，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就赶紧丢下摊跑过来了。”

1948年后，梅贻琦赴美管理清华庚款基金。这笔基金当时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本金约300万美元。他给自己定的月薪只有300美元，和受庚款资助的留学生一样。国民政府曾要求他将薪水上调至1500美元，被他坚决拒绝。夫人韩咏华来美后，只能去盲童学校打工看孩子，直到66岁不得不退休。

1962年，梅贻琦病逝于台北。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秘书整理遗物时，从他病床下找出一个从不离身的旧手提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几本账目，清清楚楚记录着清华基金十几年的每一笔收支，分毫不差。这个皮包他随身带了十七年，从北平到昆明，从大陆到美国，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等打开时，大家都怔住了：箱子里保存的是清华庚款账目，一笔又一笔，分毫不差。

他去世时，连住院的医疗费都付不起，丧葬费是学生们凑的。这位掌管百万美元基金的校长，口袋里没有半毛钱私产。

梅贻琦常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一生践行这句话，把每一分钱都用在聘请大师、培养学生上。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八年时间里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171位院士。而他自己的家人，却在为最基本的生存挣扎。

那只旧皮包里的账本，如今已成传奇。它记录的不仅是一笔笔财务往来，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手握巨款而分文不取，身处高位而甘守清贫，这才是真正的“终身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