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欧洲现在出不了像马斯克、乔布斯、山姆·奥特曼、扎克伯格一类的创新巨头？
这一现象好像已经延续了很长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欧洲——这个曾是西方文明发源地和科技重镇的地区——好像再也没有出现过重磅的科技巨头和改变世界的商业创新。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高福利、高税收，抑制了创新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欧洲的高福利、高税收制度抑制了创新。尤其是对富豪课以重税，税收甚至超过了收入的一半多。这无疑大大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富人没有意愿去投资、去冒险创新，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冒险，干多干少差不多。
我们看欧洲的“老钱”，大多还是集中在传统的领域，比如能源、制造、金融等等。在网络上，“老钱”一度被吹捧上了天，好像代表着贵族气，代表着家族荣耀，代表着松弛感和懂得享受生活。
可它又何尝不代表着守旧、代表着末路、代表着没有生机和朝气、代表着落日余晖呢？
而在高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欧洲好像集体失声，陷入了平庸和保守之中。
二、再分配谬误
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今天的一个观点：再分配谬误。
在我们的认知里，由于社会分配不公，那么再分配就成了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正义之举。我们已经习惯了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土地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革等等这些名词。这些名词的背后，其实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财富再分配。
因为社会不公明显，差距加大，所以需要再分配。这似乎是天然正义的，也非常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可是，许多我们天然认为正义的东西，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并不是说再分配不对，而是“该怎么分”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由谁来分”则更是难以取决的问题；“该分谁的财产”？这似乎更难判断。
这致命三连问，就道出了再分配机制的天大困境。
三、致命三连问
第一，该分谁的财产？
如果你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穷人，那你当然乐意分有钱人的财产——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可如果社会上中产慢慢壮大，那么作为中产的你，你的财产愿意被大家分吗？
似乎，那个“该被分”的人轮到你，你就犯嘀咕了：我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打拼半生，有了一个小窝，有了一点点存款，你们为什么要分我的呢？
可是，虽然你也很苦，但平均下来，你的财富显然在中间以上。那么你就要被平均、被分。你愿意吗？
第二，该谁来分？
肯定轮不到你分。那么政府来分。政府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肯定有专门的部门来分，目的是让社会更公平。
那么，是谁给谁权利去分配别人的财富？依据和标准又是什么？这个标准谁来制定？为什么由他来制定？再分配对谁更有利？公平的效果能达到吗？
回到现实中，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是绝对公平的吗？肯定会由一些活生生的人、有自私之心的人来负责这项工作。在一次次会议和文件里，钱最终会流向最需要帮助的人吗？
常识告诉我们，更可能受益的是这些人：
分配者本人
离分配权最近的人
会闹会喊、有影响力的人
最懂得盖章和填表规则的人
那么这场“再分配”就变成了以合法手段强制转移的行为，变成了以税收工具强制拿走、然后通过层层程序决定分给谁的游戏。这场再分配的核心是强制，而不是自愿。
四、制度化的偷窃
罗斯巴德说：再分配就是A和B投票决定C应该为D做什么，而C和D压根就不认识。
霍普则说得更直白：再分配是制度化的偷窃。
财产的正当性，一来自自己的生产交易，二是他人的自愿赠与。这也和罗尔斯的财产正当性来源的逻辑一样。除此之外，任何形式都是侵犯。
自由市场中并不存在单独的“分配”过程，随着交易完成，分配即完成。每个人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自由地和别人交换，只要这一过程无欺诈、无强迫，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公正的。
五、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分配出来的
财富的蛋糕是可以做大的，并不是不变的。自由经济的好处在于：企业家的创新、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都会让财富总量增加，人们变得比之前更富裕。这不是分配带来的，而是创造带来的。
所以，高税收打击了创造财富的信心，减少了资本积累，降低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如果社会奖励“拿走富人的钱”，那么富人就会离开，就业岗位就会减少，社会活力就会降低。那么社会就会出现“抢夺既有财富”、僧多粥少的局面，弱势者反而更加吃不上粥。
所以说，良好的目的不能为错误的手段辩护。“用心是好的”这种说辞，就是在为不负责任辩护。通往地狱之路，常常由善意和鲜花铺就。
彻底的自由市场和自愿慈善，也许才是达成社会公平的最好路径。
高福利养出了“老钱”，却养不出马斯克。再分配的善意，为什么常常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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