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以来，欧洲“经济保护主义”加速抬头，持续构筑贸易与投资壁垒，对华围堵力度、密度大幅增强，导致中国对欧出口受阻、投资受限、产业承压，并冲击中欧经贸关系稳定。本期“万里论剑”特邀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全面解读欧洲“经济保护主义”特点、深层原因、与美国式保护主义区别等，并深度剖析其对中国影响。
九万里：近年来，欧洲持续强化传统贸易救济措施，并频繁运用《外国补贴条例》等新的单边经贸工具，是否意味着欧洲已经从“自由贸易倡导者”转向“经济保护主义推动者”？
丁纯：从总体趋势看，欧洲经贸政策确实正在经历明显转向。过去，欧洲经济政策的关键词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规则约束”。当前，越来越倾向“经济安全”“产业韧性”“战略自主”。这一变化意味着欧洲正在把保护主义系统性嵌入规则体系中，通过法律、标准、审查、认证等，重塑市场准入条件。
欧洲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并非简单提高关税，也不是直接“关门”，而是通过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把外部竞争者放进一张“规则筛网”里。符合欧洲安全、产业、环境和数据标准的参与者，可以获准进入欧洲市场，不符合有关标准的，即使不被明令禁止，也会面临更高成本和更强不确定性。
欧洲“经济保护主义”正从过去的“贸易救济型保护”转向“制度嵌入型保护”，其宣称旨在“维护公平竞争”，实际行动却在把欧洲产业、安全和竞争焦虑等，逐步内化到经贸规则体系中。
九万里：欧洲“经济保护主义”最突出的政策表现有哪些？
丁纯：当前，欧洲保护主义不仅是借助单独法案实施的经贸限制，而是多类工具同时发力、彼此叠加的歧视性政策组合。传统的关税和贸易防御手段并未退出，反而与产业政策、安全治理和竞争审查等相互配合，逐步形成一套带有鲜明欧洲特色的“工具箱式保护主义”。
一是以《工业加速器法案》为代表的产业保护工具。2026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草案，该法案与欧盟《清洁工业协议》相衔接，旨在面对高能源成本和激烈全球竞争时，为欧洲工业提供更强支持。
结合欧洲所处产业竞争环境，这更像是再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其并非完全排斥外国企业，而是把过去对外资的“开放欢迎”姿态，转向“有条件欢迎”，以将关键产业尽可能留在欧洲内部。
欧洲担心的是外国企业控制区域内产业链、技术链和供应链，因此正在从“保护市场”转向“保护产业组织能力”。
二是以《网络韧性法案》为代表的网络安全工具。欧盟《网络韧性法案》将于2027年12月开始全面适用，部分漏洞和事件报告义务将于2026年9月提前适用，核心目标是降低来自“引发网络安全关切的第三国供应商”的风险。
这意味着，网络安全规则将成为欧洲新的准入限制门槛，未来将重点审查代码安全、数据处理、漏洞响应、远程更新、供应链透明度和供应商可信度等。但网络安全带有较强“政治弹性”，是否安全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指标，还与欧洲对供应商、来源国以及产业链控制权的判断有关。
一旦安全标准与市场准入、公共采购和关键基础设施审查相结合，便极容易从中性的技术规则演变成有选择性的市场筛选机制。因此，欧洲“经济保护主义”正在从过去相对可见的“关税壁垒”，转向更具延展性和模糊性的“安全壁垒”。
三是以《外国补贴条例》为代表的竞争审查工具。欧盟《外国补贴条例》于2023年7月开始适用，欧委会可以调查外国补贴是否扭曲欧盟内部市场。该条例的关键不仅在于审查产业补贴等行为，更在于其把审查对象从“商品”扩展到“企业背后的国家支持体系”，不只调查产品价格是否过低，还要审查融资、税收、研发支持等是否构成“扭曲竞争”。
只要欧洲启动调查、延长审查、要求补救措施、限制公共采购资格，就足以改变外国企业商业经营节奏等。今年，欧盟据此对中企调查频次、范围不断升级，调查范围扩展至安检设备、跨境电商、光伏、风电等，远超正常贸易调查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关税工具并未退出，而是与这些新型规则工具叠加，形成“关税措施+产业政策+安全审查+补贴调查”叠加的制度组合。
九万里：“经济保护主义”为何在欧洲加速盛行？
丁纯：欧洲的“经济保护主义”升级，主要源于三重压力。
一是产业竞争压力。欧洲发现，以往其在汽车、机械、高端制造和绿色规则等领域长期占据优势，但当前在电动汽车、电池、光伏、储能、关键矿产加工等领域，欧洲并没有巩固优势，反而在逐步“掉队”。
欧洲最担心的是，如果汽车产业链、能源技术链和关键制造环节持续外移，欧洲企业不仅将损失巨额利润，还会损失就业、税基、技术积累和产业话语权。
二是地缘安全压力。俄乌冲突的延宕、美伊冲突的爆发，使欧洲逐步改变了对“经济秩序”的看法。过去欧洲把对外依赖视为全球化分工，现在越来越将其视为“战略风险”，更加关注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经济依赖被武器化”等。既往属于商业部门关注的问题，正逐步进入安全部门、外交部门和产业部门共同决策范围。
三是大国竞争压力。随着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演进，欧洲发现自身处境愈加艰难。若倒向美国与华加速脱钩，会严重损害欧企利益，若继续维持高度开放，部分关键产业则可能被中国压制。
因此欧洲选择了中间路线——“去风险”，“去风险”比美国对华竞争策略更加温和，且操作空间更大，既可以表现为投资审查、供应链多元化、出口管制、数据监管、公共采购限制、技术安全评估等，还可以表现为产业补贴、本地化要求等。
综合来看，欧洲“经济保护主义”是在中美博弈加剧、俄乌冲突延宕、能源危机显现等背景下，欧洲作出的系统性回应，也是其内部增长乏力、财政约束加大和政治博弈加剧的外部化表现。
九万里：相比于美国式保护主义，欧洲“经济保护主义”有何特点？
丁纯：美国的保护主义更直接，欧洲的保护主义更规则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美国往往以关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金融制裁、技术封锁等为主要手段，政治色彩浓、冲击强度大。欧洲更习惯通过法律、标准和程序展开，很少直接排斥某国企业，而是强调公平竞争、网络安全、供应链透明、公共采购合规等，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扩散性。
隐蔽性在于，通常不使用歧视性语言，而表现为普遍规则。欧盟宣称所有企业都要适用同样规则，但规则设计本身更符合欧洲企业结构和治理模式，外部企业尤其是中企需要付出更高适应成本。扩散性在于，规则具有一定外溢效应。欧盟的碳规则、数据规则、隐私规则、供应链尽责规则等，可能扩散为全球性合规标准。一旦其他国家跟进，会构建起一整套“欧洲化”的国际规则环境。
美国式保护主义更像“重拳”，欧洲式保护主义更像“细网”，“重拳”容易看见，“细网”更容易长期收紧。
九万里：欧洲强化借“去风险”之名行“去合作”之实，将对中国产生哪些新影响？
丁纯：欧洲日益滑向保护主义深渊，对中国将产生长期性、结构性、多层次影响。
一是中欧经贸摩擦将从单一产品摩擦转向产业体系摩擦。过去中欧经贸争议多集中在价格、倾销和市场份额方面，未来欧洲可能更多质疑中企背后的产业政策、地方政府支持、供应链组织能力等。随着摩擦层级上升，中企层面的解释和让步未必能够满足欧洲要求，国家产业模式间的竞争将愈演愈烈。
二是中国优势产业在欧洲将面临更高规则壁垒。电动车、电池、光伏、关键矿产、通信设备、智能终端、机器人等领域，将是欧洲规则工具最密集限制的方向。未来中企进入欧洲，须额外证明供应链合规、数据安全、碳足迹可核查、补贴来源可解释，合规成本大幅攀升。
三是中企被迫调整对欧出海方式。欧洲更关注中企进入欧洲后，能否为其产业、就业和技术生态带来可观收益。
未来，中企需要提高本地化嵌入程度，加强与欧洲企业、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包括本地制造、研发、就业、采购等环节，才能增强在欧竞争力。
四是中国需要警惕欧洲规则的负面示范效应。欧洲保护主义会通过跨国企业供应链、国际认证、金融机构风控和贸易伙伴效仿等途径，影响非欧洲市场，中企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更高合规要求。
总体来看，中欧关系将进入“合作仍在、摩擦增多、规则博弈加深”的阶段。欧洲不会轻易与中国“全面脱钩”，他们的企业仍然需要中国市场，同时绿色转型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但欧洲会在关键产业上加强对华防范，在规则层面持续对华加压，在政治层面更频繁动用“安全”叙事。
中国既要看到压力，也要看到空间。欧洲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成员国对中国市场、美国压力、产业竞争和战略自主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中国仍可积极争取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推动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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