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车间那台德国五轴加工中心瘫了三天。
显示屏上一串红码，像血一样刺眼。
郭义方办公室的茶杯摔了两个，碎瓷片溅了一地。
彭长顺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食堂吃午饭。
他一把拽住我胳膊，指甲掐进我肉里：“沈师傅，你得赶紧看看那台床子！”
我放下筷子，手上还沾着油渍。
那台设备，是五年前我亲手调试的。
从安装到验收，外国的工程师只待了三天，剩下的活全是我一个人啃下来的。
他们走的时候，握了握我的手说：“Youareagoodengineer。”
可那时候，我只是个“临时工”。
车间里冷得像冰窖。我趴在地上，手电筒叼在嘴里，一个一个拆零件。
第三天深夜，它终于转起来了。
全厂都在欢呼。
彭长顺递过来一个红包，笑眯眯地说：“老沈，辛苦了。”
我捏了捏厚度，心里就明白了。
拆开一看，两张皱巴巴的红票子。
八百万，变成了两百块。
我没说话，把钱揣进兜里。
脱了工服，叠好，放在桌上。
走出厂门的时候，风刮得脸上生疼。
手机响了，儿子打来的：“爸，房贷首付还差八万，你那边……”
我张了张嘴。
“快了。”
可我心里清楚，这二十七年，我到头了。
01
那台德国加工中心，在我们厂算得上镇厂之宝。
五年前买的，花了两千三百万。当时厂里选了三个技术员去德国培训，车间的老主任拍着我的肩膀：“文博，你是咱们厂的希望，好好学。”
我点了点头，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到了德国，培训三个月。
一起去的两个人，白天上课，晚上出去逛，去啤酒节、去商场、去看教堂。
我没去。
每天晚上，我把白天学的技术笔记拿出来，一遍一遍翻译，一遍一遍画图。
德国人的图纸跟咱们的不一样，标注习惯也不同，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查，一句一句抠。
三个月的培训期，别人带回来的是纪念品，我带回来的是三本笔记，每一页都密密麻麻。
回国后，设备的安装调试全是我一个人做的。
那台设备有两层楼高，十吨重，一百多个模块，三千多个零件。
我跟着德国工程师，从地基找平开始，一点一点装。
德国人干活精细，每一个螺栓的扭矩都有要求，我记不住，就拿手机拍下来，晚上回家再整理。
外国工程师走了以后，厂里没人敢碰这台设备。只有我敢。不是因为我胆子大，是因为我知道，这台设备跟人一样，你了解它的脾气，它就听你的。
郭义方当时还是副厂长，来车间视察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沈，你是厂里的宝贝。”
这话我记了五年。
五年里，设备出过九次故障。
第一次是运行一个月的时候，主轴转速不稳定。
我花了三天，把控制系统的参数一个参数一个参数调了一遍，终于找到了问题——有一个传感器信号干扰。
第二次是一年后，刀库卡住了，机械臂换刀的时候自动停机。
我拆了刀库，发现是机械臂的齿轮磨损了。
没有备件，我自己用车床加工了一个，装上去，到现在还在用。
第三次是三年那个夏天，天热，设备散热不好，控制系统经常报警。我买了几台工业风扇对着吹，又自己加了一套水冷系统，问题解决了。
这五年，厂里省了多少维修费？我和小赵算过，至少三百万。
可我的工资单上，永远显示“技术岗，基本工资三千八”。
三千八，干了二十七年，一分没涨过。
儿子沈子轩今年二十四，大学刚毕业，在私企当程序员。
他从小就没过过好日子。
他妈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小学的时候，别的孩子有课外班，他没有。
中学的时候，别的孩子有手机，他没有。
大学的时候，别的孩子一个月生活费一千五，他只有八百。
他从来不抱怨。他越不抱怨，我心里越难受。
他谈了个女朋友，姑娘家要求买房。
首付四十万，我攒了十三年，现在手里只有十二万。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我把存折翻出来看了又看，把每一笔存钱记录都过了一遍。
十三年前的第一笔存款，五百块。
那一年沈子轩上小学，我把他妈看病欠的最后一点债还完了，才攒下这五百块。
后来每个月存一点，有时候五百，有时候三百，有时候实在没有，就跳过去。十三年，就这么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可这些钱，在四十万面前，什么都不是。
腊月二十八那天早上，我刚到车间，就看见一帮人围在那台加工中心前面。显示屏上密密麻麻的红码，像血一样刺眼。
车间主任彭长顺站在旁边，脸色比那堆红码还难看。他穿着那件永远熨得笔挺的工装，手里拿着保温杯，杯沿还有茶叶沫子。
郭义方也来了，西装革履，站在人群中间。他脖子上挂着的厂牌在日光灯下晃来晃去，反光刺得人眼睛疼。
他问：“谁能修？”
没人说话。
他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些：“有人能修吗？”
彭长顺低着头，小赵低着头，所有人都低着头。
郭义方急了，一脚踢在机床上：“这一个订单五百万！你们知道不知道！”
五百万。
全场鸦雀无声。
我站在人群最后面，看着那台设备。
这五年来，我跟它相处的时间，比跟任何人相处的时间都长。
它的每一个螺丝，每一根线，我都摸过。
它的脾气，我最清楚。
可我张了张嘴，没说话。
彭长顺突然转过头来，看见了我。
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
他三步并两步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老沈！你来了正好！你看看这个！”
他拉着我往设备前面走，力气大得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我没动。
郭义方也看见了我，皱着眉头：“沈文博，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他的语气很轻，很随意。像是在问一个打扫卫生的。
我站在原地，看了一眼那台设备。
它是我装的。它的脾气，我最清楚。
可我为什么要修？
修好了，五百万是厂里的，两百块是我的。
我僵在那里，手指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车间里冷得要命，北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人脚底板发麻。设备旁边的暖气片早就坏了，报修了两年，没人管。
我想起沈子轩的电话，想起他上个月发来的那条消息：“爸，女朋友爸妈催得紧，咱们年底之前得定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
“我试试。”
我说完，就走上去。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
02
那台设备的故障代码，我见过。
三年前出现过一次，也是年关，也是赶订单。
那次我修了三天，趴在地上拆了两百多个零件，最后发现是一个传感器接触不良。
装回去的时候，腰疼得直不起来，扶着设备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
这次的红码位置一样，但多了几个不认识的字母。
显示屏上那些英文单词像蚂蚁一样爬，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上海的一个老朋友。
他叫老张，做进口配件贸易干了二十年，比我懂英文。我们认识十几年了，这五年设备每次出问题，都是他帮我找配件。
五分钟后，他回了消息：“主轴轴承可能坏了，需要拆检。”
主轴轴承。
我蹲下来，把手电筒叼在嘴里，手指摸了一下主轴外壳。
温度正常，没有明显震动，但能听见一种细微的“嗡嗡”声，跟正常运转的声音不一样。
这种声音，不仔细听不出来。
我趴在设备底部，手电筒的光柱在狭小的空间里晃来晃去。
地面上全是机油，黑的，黏糊糊的，踩上去鞋底能粘住。
我侧着身子钻进设备底座，上面的油滴落下来，滴在脖子上，冰凉冰凉的。
小赵在外面喊：“师傅，我帮你。”
“不用。”我说，“你准备工具，十二号内六角扳手，扭力扳手，千分表。”
小赵答应了一声，跑开了。
我趴在设备底部，拿手电筒照着主轴。
轴承的密封圈裂了一条缝，里面渗出来的油脂已经变色了。
正常的润滑脂是乳白色的，现在变成褐色，说明已经被高温烧过。
我把密封圈扒开一点，手电筒往里照了照，心脏凉了半截。
轴承滚珠的表面有几道细小的裂纹。那几道裂纹比头发丝还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我知道，再开几个小时，轴承就彻底报废了。
我爬出来，拍了拍身上的油污，站在原地想了很久。
换轴承？
一个进口轴承，一万二。而且安装工艺复杂，要调整间隙到0.01毫米以内，没经验的人根本装不好。
我掏出手机，又给老张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
这次接了。
“老张，我沈文博。”我说，“我刚才发照片的那个，主轴轴承坏了，你那边有没有……”
“有是有，但不便宜。”老张说，“一个进口的，一万两千五百块。”
一万两千五百块。
我沉默了几秒。
“现货吗？”
“有，今天发顺丰，明天到。”
“给我发一个。”
老张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老沈，你厂里不报销？”
“报销……”我顿了一下，“先发货吧。”
老张说了声“行”，挂了电话。
我站在原地，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通话记录，愣了好一会儿。
一万两千五，是我三个月工资。
我回到车间，彭长顺走过来。他端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咂咂嘴：“怎么样？”
“找到了，主轴轴承坏了，需要换新的。”
“多少钱？”
“一万两千五。”
彭长顺皱了皱眉，眼睛眯成一条缝：“这么贵？”
“进口的，就是这个价。”
彭长顺想了想，把手上的保温杯往桌上一搁：“你先修，回头让财务报销。”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彭长顺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咔咔”的声音，走远了还能听见他跟旁边的人说笑。
我蹲下来，开始拆设备外壳。小赵在旁边递工具，小声说：“师傅，那个彭主任，他不像会报销的人。”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自己垫？”
我看着小赵，没说话。
我能说什么？说这设备必须修？说五百万的订单不能黄？说车间里四十多个工人等着发年终奖？
我说不出口。
我低头接着拆，螺栓一颗一颗拧下来，摆好。
车间里很安静，只有扳手碰在金属上的声音。
03
那天晚上我回去得很晚，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我推开家门，屋里黑漆漆的，沈子轩还没睡，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爸，吃饭了吗？”
“吃了。”
我知道他没吃，我也没吃。
“厨房里有面条，你自己下。”我说完就进了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把手伸到冷水下面冲。
手上的机油被冷水冲刷，顺着手腕往下淌，滴在洗脸池里，灰黑灰黑的。
我抬头看了一眼镜子。镜子里的人，两鬓都白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割的一样深。
五十岁。我今年五十岁。
二十七年，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七年。从学徒干起，跟着一个退休的老技工学手艺。那时候厂里还有八个技术工，现在只剩我一个。
我抽了两根烟，坐在客厅里发呆。沈子轩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面条放在我面前：“爸，吃吧。”
我看着那碗面，眼睛有点酸。
“爸，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厂里。
小赵已经在了，站在门口等我：“师傅，快递到了，我帮你签了。”
“好。”
我抱着箱子走到车间，打开包装，把轴承取出来。很沉，拿在手里有分量感。我仔细检查了一遍，型号对得上，没有磕碰损伤。
小赵在旁边问：“师傅，这个轴承，要多久能换好？”
“顺利的话，两天。”
“两天？那……”
“不用说了。”我打断他，“干活。”
那天我趴在地上干的，太阳落山了也不知道。车间里的日光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小赵递给我一瓶水，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嗓子眼干得像冒烟。
“几点了？”
“晚上八点半了。”
我点了点头，拧上瓶盖，继续干活。
手电筒的光在地面上来回晃动，扳手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回响。
轴承装上去容易，但调整间隙才是最难的部分。
0.01毫米——千分之一厘米，要用千分表一点一点调，调一次，转一下主轴，再调一次，再转一下主轴。
反反复复，直到数据稳定。
调到第三遍的时候，我手抖了一下，千分表的读数跳了0.02毫米。
我没忍住，骂了一句脏话。
小赵在旁边吓一跳：“师傅，怎么了？”
“没事。”我深吸一口气，“再来。”
第四遍，终于稳定了。
我把螺栓一颗一颗装上，用扭力扳手打紧。最后一颗螺栓拧完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不是累的，是用的力气太大，手指抽筋了。
我站起来，锤了锤腰。腰已经僵了，直起来的时候“咯嘣”响了一声。我扶着设备站了一会儿，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小赵端来一盆热水，让我泡手。手已经冻僵了，浸到热水里的时候，那股刺痛从指尖直窜到头顶，我咬着牙没出声。
“师傅，要不要去医院？”
“不用，习惯了。”
设备重新运转。
显示屏上的红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常的参数页面。主轴平稳运转，没有异响，没有震动。
小赵兴奋地喊：“师傅！修好了！”
车间里顿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
我站起来，扶着腰走到车间门口，看见外面已经天亮了。
郭义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车间的门口。他穿着一件黑色大衣，皮鞋擦得锃亮。他走进来，看了一眼设备，又看了一眼我。
“修好了？”
“修好了。”
郭义方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笑容：“好！老沈，你立了大功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个订单保住了，五百万！厂里不会亏待你！”
周围的人都在鼓掌。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笑。
笑得很开心。
可我心里，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一万两千五的轴承，是我自己垫的钱。
彭长顺到现在也没提报销的事。
04
腊月三十，厂里放假了。
我回到家，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沈子轩在厨房里忙活，锅里炖着我爱吃的排骨。电视开着，春晚还没开始，放着些文艺节目。
饭桌上，沈子轩一直在说买房的事。他说哪里的房子便宜了，哪里的房子涨了，说女朋友爸妈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
“爸，那个首付……”
“还差多少？”
“八万。”
八万。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他已经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大人。可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小时候跟着我在厂里捡废铁的小男孩。
“爸想办法。”
沈子轩没再说话，低头吃饭。
我看着他吃饭的样子，突然想起他妈。他妈走的时候，他才十岁。他妈拉着他的手说：“子轩，以后要听爸爸的话。”
他跪在病床前，哭得说不出话。
从那以后，他没让我操过心。
正月初三，厂里通知我回去上班。
我到了车间，彭长顺走过来，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个红包：“老沈，这是厂里给你的特别奖励，辛苦了。”
我接过来，捏了捏。
很薄。
我拆开封口，里面两张红票子。
两百块。
我抬头看彭长顺。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眼角的褶子堆在一起：“老沈，别嫌少，厂里也不容易。”
我没说话。
把两百块钱从红包里抽出来，装进口袋。
红包壳子扔进了垃圾桶。
“老沈，那个轴承的钱……”
“嗯？”
“厂里说，这个属于维修耗材，不在报销范围。”
我看着他，盯着他的脸。
他笑得很自然，很坦然。
“老沈，我也没办法，这是上面的意思。”
上面。
郭义方的意思？还是他彭长顺的意思？
我没问。
那天下午，我坐在车间角落里，一个人抽了两包烟。
车间里很安静，只剩下我没有节奏的脚步声。我坐在一把破了皮的老椅子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发呆。
小赵走过来，欲言又止。
“师傅，你别难过。”
“我没难过。”我说，“就是觉得，挺没意思的。”
小赵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师傅，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是一份内部通知。
上面写着：“关于调整核心技术人员名单的通知。”
名单里，有四个名字。
没有我。
我问小赵：“这个什么时候发的？”
“半年前。”小赵小声说，“彭主任说，技术岗不重要，把你的名字划掉了。”
我看着那张纸，一个字没说。
半年前。
半年前，他们就已经把我踢出去了。
而我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是厂里的宝贝。
小赵蹲下来，小声告诉我，这半年来，彭长顺把他侄子安排进了车间，学着修设备。
他侄子连基本的电路图都看不懂，可彭长顺硬是把他的名字写进了核心技术人员名单，每个月多领三千块钱的津贴。
“师傅，我告诉你这些，不是想让你难过。”
“我想让你知道，他们不值得。”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整整抽了一宿的烟。
烟灰缸满了，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拿出存折，翻开来，看着上面的数字。
十二万。
十三年的积蓄。
和两百块。
正月初五，我写了辞职报告。
工服叠好，放在办公桌上。
我走到车间门口，回头看了最后一眼那台设备。它在日光灯下发着暗蓝色的光，机身上的标签写着“德国制造”。
我转身走了。
彭长顺从办公室里出来，看见了我：“老沈，你这是……”
“辞职。”
彭长顺愣了一下：“老沈，你别冲动，厂里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
“没有但是。”我说，“我不干了。”
走到厂门口，碰上了郭义方。他正从车里下来，看见我手里拿着包，皱了皱眉：“老沈，你这是干什么？”
郭义方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就因为那两百块钱？”
“老沈，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你……”
“郭董。”我看着他，“我在厂里干了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这台设备，是我装的。”
“它的每一次故障，都是我修的。”
“一万两千五的轴承，是我自己垫的钱。”
“而你给我的，是两百块。”
郭义方的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不用说了。”我说，“我走了。”
我走出厂门，上了公交车。
口袋里装着我全部的积蓄，十二万。
还有那两百块。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的路灯一个一个往后倒。车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下夜班的工人，靠在座位上打瞌睡。
手机响了。
沈子轩打来的。
“爸，首付的事，你那边……”
“快了。”我说，“爸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车窗外的风灌进来，吹在脸上，冰凉的。
我想起二十七年，第一次进厂报到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冬天。
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年轻，有力气，什么活都干。
那时候的厂长是退休的老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好技术，好好干，厂里不会亏待你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我相信了。
这一信，就是二十七年。
正月初七，小赵打来电话。
“师傅，厂里另一台设备也坏了。”
“没人能修。”
“国外供应商报价一百二十万，还要等两个月。”
“郭董急了，在办公室里摔东西。”
“师傅，他们想请你回来。”
“我不回去。”我说。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一百二十万的维修费。
他们愿意出一百二十万，却不愿意给我一万两千五。
空调嗡嗡响。
我翻了翻身，闭上眼睛。
不回去。
就是不回去。
05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醒，门铃就响了。
我披了件外套，走到门口，顺着猫眼看出去。
郭义方站在门口。
旁边还站着彭长顺，还有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看着像是上级单位的。
郭义方头发有些乱，眼眶也发青，看起来一宿没睡。他搓着手，在门外喊：“老沈，老沈，开门，开门。”
我没开。
隔着防盗门，我问：“什么事？”
“老沈，厂里出了大事，你得帮帮忙。”
“什么大事？”
“那台新设备，就是去年年底刚买的那台，也坏了。”
“国外供应商报了一百二十万，还得等两个月。”
旁边的西装男补了一句：“三个月，不催的话三个月。”
郭义方的声音带着哭腔：“老沈，三个月，厂里就完了。”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
这个在厂里呼风唤雨的董事长，现在站在我家门口，头发乱了，领带歪了，像条丧家之犬。
“郭董，我不是技术岗。”
郭义方愣了一下。
“你把我从核心技术人员名单里划掉了。”
“我不是技术岗，修不了那台设备。”
郭义方回头瞪了彭长顺一眼。
彭长顺脸色发白，嘴唇哆嗦着，冷汗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
“老沈，那个事情是误会，是彭长顺……”
“郭董。”我打断他，“你既然来了，就说明白吧。”
“什么条件？”
郭义方抹了一把汗：“年薪，三百万。”
“技术顾问。”
“另外，轴承的钱，厂里报销。”
“之前的表彰，也会重新考虑。”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三百万。
比我现在三千八一个月，翻了六十多倍。
他开出了这样的条件，是想让我回去。
但他不明白，我离开不是为了钱。
“郭董，我在厂里二十七年，你给我三千八。”
“现在我走了，你给我三百万。”
“你觉得，我是因为钱吗？”
郭义方张了张嘴：“老沈，你……”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那两百块。”
“那两百块，不是钱的问题。”
“是尊严的问题。”
郭义方沉默了，站着一动不动，像是被钉在了原地。
“郭董，你走吧。”
“我不回去。”
我关上门，把防盗链挂上。
外面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了脚步声。
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靠着门，闭上眼睛，眼泪终于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06
郭义方走了以后，那个穿黑西装的中年人又单独来了一趟。
他自我介绍姓李，说是市国资委的。
“沈师傅，那个事，我们听说了。”
我让他进门，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坐在沙发上，打量了一圈我家里的陈设——老式的沙发，掉了漆的茶几，墙皮有些剥落。
“沈师傅，郭义方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组织调查。至于你，沈师傅，我们希望你能回去。回厂里。”
我摇了摇头。
“李主任，我不回去了。”
“那台设备，你们可以找别的厂家修。”
“我老了，不想再折腾了。”
李主任看着我：“沈师傅，那个厂里四十多个工人，都指望着这台设备吃饭。彭长顺已经被停职了，新的车间主任明天就到任。”
我愣了一下。
四十多个工人。
跟我一样，都是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等工资过日子。
“沈师傅，我们不是强迫你。你如果愿意回来，条件可以谈。”
我沉默了很久。
“李主任，让我想想。”
晚上，沈子轩回来了。他一眼看见我坐在阳台上，面前烟灰缸里全是烟蒂。
“爸，那件事我听说了。”
“小赵给我打的电话。”
“爸，你想回去吗？”
我摇头：“不想。”
“那就不回去。”沈子轩说，“四十多个工人，不是你的责任。你不是救世主。”
我知道他说得对。
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台设备。
那台设备，是我二十年心血的结晶。它就像我养大的一个孩子，我亲手给它扎了根、接上了筋脉。如果它真的坏了，没人能修，就成了一堆废铁。
“爸明天去厂里一趟。”我说。
“看一眼。”
沈子轩看着我，没再说话。
07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厂里。
车间里静悄悄的，设备停在那里，显示屏闪着红码。
四十多个工人站在旁边，看着我，眼神里都是期盼。
小赵跑过来：“师傅，你来了。”
我点了点头，走到设备前面。
看了一眼红码，又看了一眼主轴。
故障，跟年前那台一模一样。
主轴轴承坏了。
“谁修过？”
“没人敢动。”小赵说，“怕弄坏了赔不起。”
我叹了口气。
“厂里现在一个能修的人都没有？”
小赵摇头：“张师傅辞职了，年前就辞了。彭主任被停职，他侄子也调走了。”
我摇了摇头，走到车间门口，掏出手机给老张打了个电话。
“老张，你那个轴承，还有货吗？”
“有。”
老张笑了一声：“老沈，你又自掏腰包？”
“对。”
“这次收不收钱？”
“收。”我说，“回头给你转账。”
挂了电话，我走回设备前面。
蹲下来，开始拆外壳。
小赵在旁边问：“师傅，你不是说不回来了吗？”
“我没回来。”我说，“我就是来看看。”
“看看这设备。”
小赵没说话，递给我扳手。
我蹲在那里，一根一根拆螺栓。
四十多个工人站在旁边，安安静静看着。
没有人说话。
我把外壳拆下来，放在地上。开始拆主轴。这次的故障比上次更严重，轴承的滚珠已经碎了几颗，碎片卡在轴承座上。主轴表面也有轻微的磨损。
我皱着眉头，看了看那几道划痕。
如果不处理，就算换了轴承，运转起来也会有轻微震动。
“小赵，去拿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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