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腊月，爷爷韩德武的棺材刚抬出门。
大伯韩长河站在堂屋门槛上，手里捏着爷爷的遗嘱。
“120万存款，全给老二韩永财。”
母亲手里的搪瓷碗掉在地上，砸出一声闷响。
那年我十五岁，蹲在墙角啃着冷馒头。
抬头看见父亲蹲在门槛另一头，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我没哭。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从那天起就变了味。
01
爷爷是在冬至那天走的。
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从确诊到咽气，前后不到四个月。
那四个月里，除了他咽气那两天，我从没见大伯掉过一滴泪。
倒是我父亲，天天守在医院。
爷爷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父亲就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爹，忍忍，忍忍就过去。”
爷爷瘦得皮包骨，盯着天花板说：“明义啊，爹对不起你。”
我父亲说：“爹，说什么呢。”
爷爷摇着头，没说下去。
他咽气那天，大伯来了。一来就问我父亲：“老爷子留话没有？”
我父亲说：“没，没说啥。”
大伯点点头，转身就去操办后事了。
爷爷的棺材是杉木的，漆了六道大漆。孝子贤孙哭了一天一夜。头七刚过，大伯把全家召集到堂屋里。
老宅的堂屋不大，挤了十几个人。
伯母坐在板凳上嗑瓜子，二婶端着一杯茶，翘着二郎腿。
我母亲坐在角落里，攥着我的手。
父亲站在门边，头低着。
大伯清清嗓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这是爹临终前说下的，口述，我写的。120万存款，全给老二韩永财。东头那间老宅和两亩旱地，给老二韩明义。”
二婶第一个反应过来，笑着说：“大哥，这是真的？”
大伯点头：“爹的意思，老二要跑运输，需要本钱。”
我母亲腾地站起来：“大哥，我们家明义也在外头打工，他没本钱吗？”
大伯摆摆手：“明义老实巴交的，干不了那买卖。”
“凭啥？”我母亲声音都抖了，“120万啊，一分不给？”
父亲伸手去拉她衣角：“算了，别说了。”
“算什么算！”我母亲甩开他的手，眼眶通红，“咱爹活着的时候说过，两兄弟平分！你忘了？”
二婶放下茶杯，慢悠悠地说：“大嫂，话可不能这么说。爹临走前说的，我一个女人家也插不上嘴。大哥都主持了，咱们做小的，听就是了。”
我母亲气得发抖，她看向我父亲。我父亲蹲在门槛上，点了一根烟。
“明义！”我母亲急了，“你说句话啊！”
我父亲没抬头。烟灰掉在鞋面上，他轻轻拍了拍：“听大哥的吧。”
我母亲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她咬着嘴唇，转身冲出了堂屋。
那晚上我回了房，躺床上没睡着。隔着墙，听见母亲压低的声音：“你哑巴了？那是120万啊！”
父亲的声音更小：“大哥都定了，我还能咋办。”
“你就能让人骑头上拉屎？”
“他是我哥……”
“哥个屁！”
然后是摔碗的声音，脆生生的。接着是父亲的哭声，不像是大声嚎，而是闷在被子里那种，断断续续的。
那年我十五岁，可我懂了。人的心，一旦冷了就很难再暖过来。
后来爷爷那120万，果然全给了二叔。我和父母分到两样东西：东头那间快塌的老宅，和两亩旱地。
二叔很快就买了辆二手解放卡车，跑起运输。大伯逢人就夸：“老二有出息，咱家就指望他了。”
我爸还是老样子，在工地上搬砖。
我母亲开始摆摊卖早点，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和面。
天没亮就推着三轮车出门，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手上全是裂子。
有回半夜我从窗户往外看，她蹲在院子里揉面。月光照在她背上，腰弯得像个虾米。我轻轻拉上窗帘，转过头，枕头湿了一片。
那年寒假开学前，母亲从柜子底下摸出三百块钱：“轩子，拿着，别跟同学攀比，该花的花。”
我接过来时，手碰到她的手指，粗糙得像砂纸。我说：“妈，我不念了，出去打工。”
我母亲伸手就是一巴掌。不重，但很响：“你说啥？我跟你爹供你念书是干啥？你要是敢说不上学，我打断你的腿。”
我没说话，把钱揣进口袋。
出门的时候，看见父亲在院子里劈柴。
每一下都砸得很重。
我背着书包，骑上破自行车出了门。
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
院子里的槐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像个光着膀子的老头。
02
时间过得快，一晃五年。
二叔的运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第一年换新车，第二年盖新房。
第三年县里买了套商品房，逢年过节开着小轿车回村。
大伯见人就显摆：“看我二弟，没亏吧？当初我眼光准。”
我父亲还是老样子，在建筑工地上干零活。每天早上五点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我妈除了摆摊，还去附近的工厂干临时工。干一宿，给六十块。
我大二那年的秋天。
那天正上着课，手机震了。是母亲的电话，接通就说：“轩子，你爸住院了，赶紧回来。”
我脑子嗡了一声：“啥病？”
“心脏病，医生说三根血管堵了。要手术，不然撑不下去。”
我连夜买了火车票赶回去。县医院住院部，走廊里消毒水味刺鼻。父亲躺在病床上，脸上没一点血色。嘴唇发白，像涂了一层蜡。
我喊他：“爸，我回来了。”
他睁开眼，冲我笑了一下：“没事，老毛病。”
我妈拉我到走廊，小声说：“手术费八万，家里凑了六万，还差两万。”
我看着她的眼睛，底下全是红血丝。我说：“我去找大伯和叔。”
我妈愣了一下：“你……行吗？”
我说：“行。”
骑上那辆破自行车，我去了大伯家。大伯住村东头，二层小楼。院子铺了瓷砖，停着一辆电动车。
我敲开门，大伯正在看电视。他看见我，有点意外：“轩子，回来了？”
我说：“大伯，我爸住院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缺两万块钱。您看能不能……”
他拍拍沙发：“坐，坐，别站着。”我坐下，他把电视声音调小了点：“你爸的事我听说了，怪遭罪的。这钱嘛……你也知道，当年你爷爷的钱都给了你二叔。大哥我手里也没啥积蓄，早就不当家了。”
我心里一阵发凉：“大伯，您看……”
他从兜里摸出一张红票子，递给我：“这是大伯一点心意，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我盯着那一百块钱，愣了三秒。最后我还是接了过来：“谢谢大伯。”
出了门，我把钱揣进口袋。手有些发抖。不是我冷，是心寒。
从大伯家出来，我又骑了十里地。到二叔家已经是下午了。二叔住在县城的商品房里，五楼。
敲门，开门的是二婶，看见我愣了一下：“哟，轩子啊，咋来了？”
我说：“婶，我爸住院了，心脏病。家里缺手术费，我来找叔说两句。”
二婶靠在门框上，没让我进去：“你叔啊，不在家，去拉货了。”
我说：“那您能不能帮我转告他，我愿意写借条。”
二婶皱眉：“轩子，不是婶说你，你叔现在也难啊。生意不好做，钱都套在货上了。哪有闲钱往外借？”
我说：“叔不是刚买了辆车吗？应该……”
二婶一听，声音就变了：“你这孩子说话咋这样？买车的钱是贷款的，你懂啥？赶紧回学校去吧，别耽误你爸的病。”
门关上了。
我站在楼道里，闻着隔壁飘来的炒菜香。
肚子咕咕叫。
我蹲下去，把脸埋进膝盖里。
坐了大概半个小时。
楼上下来的邻居看了我一眼：“小伙子，找谁？”我摇摇头，站起来下楼。
走到楼下，我看见车棚里停着二叔那辆新买的别克。
车是他上个月才提的，还挂着红绸子。
我走到车头，手摸了摸引擎盖。
冰的。
可在那一刻，我的脸是烫的。
是羞的，也是气的。
我骑车回了医院。母亲在医院门口等我，看我脸色就知道结果。她没问，只说：“回来就行。”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宿。
父亲在病房里睡着，打着呼噜。
呼噜声一长一短，听着难受。
我妈靠在长椅上，头歪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灯光一闪一闪的。
心一横，我把二叔的电话翻出来。打了过去。
响了三声，接通了：“喂？谁？”二叔的声音带着嘈杂的背景音，还有划拳声。
我说：“叔，是我，轩子。我爸做手术缺两万块钱，您帮帮忙行吗？”
二叔沉默了几秒：“侄子啊，叔现在跑长途呢，在外地。钱的事叔确实没办法，刚压了一批货，手里没闲钱。”
我说：“叔，我爸是您亲哥，您……”
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笑声——是那种酒桌上拍桌子的笑。然后二叔的声音：“喂？喂？信号不好！先挂了啊！”
嘟——嘟——嘟——电话断了。
我攥着手机，指节都白了。母亲的肩膀动了一下，醒了。她看看我：“打给谁了？”我把手机塞回兜里：“没打给谁。”
母亲叹了口气，重新靠在我肩上：“轩子，别求人了。妈有办法。”
那个“办法”是什么，她没说。
可第二天一早，我看见她在医院门口的早餐摊上站着。
手里握着一沓皱巴巴的票子，十块、五块、一块的都有——那是她挨家挨户磕头求来的。
我不知道她到了谁家里，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好话。我只知道那天，她回来的时候，眼眶是肿的，裤子上还有泥印子。
那天晚上，手术室的红灯亮了四个小时。灯灭的时候，医生出来说：“手术很成功。”
我妈扑通一下，瘫在椅子上哭了。
我握着父亲的手，他还没完全清醒，嘴微微张着。
我说：“爸，没事了，我在这儿。”他没睁眼，但手动了动，攥住了我的手指。
那个劲不大，可我能感觉到，比什么都重。
03
父亲出院那天，我回学校之前做了一件事。
我把二叔的手机号码从通讯簿里删了。
没用拉黑，就是删了。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拉黑了也还在心里。
不如彻底丢开。
那时候我对自个儿说：韩文轩，这辈子你别再求人了。求人不如求己。
2012年，我大学毕业。
我学的是计算机，那年IT行情好。
可是大公司都不愿意要我这种普通二本出来的。
我投了六十五份简历，面了二十三家。
最后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收了我——卖搜索广告的，说白了就是销售岗。
底薪三千，剩下全靠提成。
我去报到那天，在深圳北站下车。
热浪扑过来，跟老家蒸笼似的。
背着蛇皮袋，我站在出站口看了眼高楼。
那些楼真高，高得脖子都仰酸了。
我心里说：这就是我要待的地方。
销售这行，熬人。
天天打电话，打给企业老板、市场经理。
人家一听是推销的，直接挂。
第一个月我一单没开。
月底发工资，到手三千块。
交了房租，买了桶泡面，我把剩下的一千八百块钱打回老家。
给我妈打电话：“妈，我在深圳挺好的，公司包吃住。”
我妈在电话里说：“多吃点，别省钱，身体要紧。”
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我打开泡面，用开水泡上。
宿舍里没开灯，只有泡面的热气在灯光下飘。
我一边吃，一边翻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电话话术。
第二天上班，我第一个到。办公室灯还没开，我坐在工位上翻通讯录。
那一年，我打了将近五万通电话。嗓子哑了又哑，含片都吃空了半斤。年底的时候，我开了四十三单，全公司新人里排第一。
老板姓傅，叫傅明华。四十多岁，瘦高个，总穿着格子衬衫。年底聚餐，他端起酒杯：“小韩，你这小子行啊。公司就缺你这种拼劲。”
我喝了那杯酒，没说话。他问我：“有没有想过干点别的？”
我说：“没有，就想多赚点钱。”
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继续努力。”
2014年，我升了主管。
2015年升了经理。
那年我二十三岁，手下管着十几个人。
每天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去见客户。
西装是在深圳东门买的，四百一套。
皮鞋穿到破了才舍得换新的。
我妈每次打电话都问我：“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存着娶媳妇？”
我说：“妈，我想买房。”
我妈在电话那头笑了：“咱家那条件，买啥房啊？”
我说：“会有的。”
2016年初，我辞职了。
同事们都不理解，说你好好的经理不做，想啥呢？
只有我自己知道——打工打到死，也就是个“打工人”。
我想干点自己的事。
那时候有个词刚火起来：社区生鲜电商。
我在深圳做销售这段时间，对市场很有感触。
城市里的人，下班回来都不想跑菜市场。
要是能把菜送到家门口，肯定有得赚。
我找了两个合伙人。
一个是我以前的同事，姓许，叫许俊楠。
做技术的，编程一把好手。
另一个是我大学校友，姓蒋，叫蒋思瑶，女孩。
她在生鲜供应链公司干过两年，懂货源和市场。
三个人凑了五十万。我出三十万，他们各出十万。
2016年夏天，公司在深圳龙华一个城中村租了三室一厅。
这就是我们的“总部”。
装修？
没有。
办公桌是二手市场淘的，椅子是捡别人不要的。
空调？
只有客厅一台老旧的窗机，嗡嗡响。
夏天热得像蒸笼。
我们天天光着膀子讨论方案。
许俊楠说：“咱们那个网站，UI得重新搞一下。”
蒋思瑶说：“货源我已经谈了两家，价格比菜市场低百分之十五。”
我说：“行，干。”
第一单生意，是我自己送的。
用户在东门附近，下了二十块的订单。
我骑着电动车，用泡沫箱装着菜，走了四十分钟。
送到的时候，菜上的水珠都干了。
开门的是个大姐，四十多岁。她看看菜，看看满头大汗的我：“这么快就送来了？”
我说：“是，刚摘的。”
大姐笑了：“别骗我了，超市买的吧。”
我也笑了：“您将就吃呗，下次给您挑更新鲜的。”
那单赚了三块钱。送完那单，我在路边买了瓶矿泉水。一口气灌了半瓶，看着天边的云发呆。
后来生意慢慢好起来了。
订单从一天三五单，到一天四五十单。
我们招了第一个全职配送员，是个河南小伙子，腼腆，爱笑。
骑电动车跟猴子似的，咻的一下就跑没影了。
2017年初，我们的用户量突破了三千。月营业额二十多万。我以为要熬出头了。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出了岔子。
04
2017年六月，深圳的夏天热得能把人蒸熟。
我们的订单量一直在涨，可仓库租金、配送员工资也在涨。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往外流，账上能动的现金越来越少。
许俊楠说：“文轩，咱得融资了。”
我说行，开始去见投资人。
见了十三个投资人，十个拒绝，两个说考虑一下，一个直接没回消息。
那些拒绝的理由，我都听腻了：“你们模式太轻了，没有护城河。”
“这种生意大公司分分钟能干死你。”
“你们团队太年轻，没有经验。”
有一次，一个投资人甚至问我：“你们这个项目，是准备锻炼锻炼还是真想赚钱？”
我愣了一下：“当然是真的。”
他笑了笑：“可你们的数据，说服不了我。”
那天晚上，我坐在公司楼下的夜宵摊上。叫了三瓶啤酒，一个人喝。蒋思瑶打电话来：“你在哪？”我说：“楼下。”
五分钟后她下来了，也坐下，要了一瓶啤酒：“咋样？”
我说：“没戏。他们都觉得咱是小打小闹。”
蒋思瑶喝了一口：“那就别求人了。咱们自己干。”
我看了她一眼：“可钱快没了。”
她说：“那就省着花。”
可省钱不是办法。到我这边的现金，连员工的发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七月中旬，我给员工们开了个会。会议室就是客厅改的，挤了十二个人。
我说：“账上的钱只能撑到这个月结束。下个月开始，我只能先发一半工资。不想留下来的，我理解，随时可以走，工资我尽量补上。”
沉默了很久。那个河南小伙子第一个举手：“韩哥，我留下。你在哪我就在哪，有钱给钱，没钱管饭也行。”
其他几个人也纷纷点头。
只有老许，一直低着头。
散会后，老许把我拉到厨房：“文轩，我想跟你说个事。”
我看着他：“你说。”
他挠挠头：“我老婆让我回老家，说这边太苦了。她怀孕了，我……我得回去陪她。”
我说：“理解。”
第二天，老许走了。他是我们公司最早的技术骨干。他走了，代码这块摊谁头上？
蒋思瑶说：“我来顶。”
我说：“你会写代码？”
她说：“会一点点，能撑一阵子。”
她撑了十天就撑不住了。
不是能力问题，是体力。
她白天跑供应链，晚上写代码到凌晨三点。
第八天的时候，她在办公室趴着睡着了。
脸挨着键盘，脸上压出印子来。
我看了半天，把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
可老天爷就是不肯放过我。
八月中旬，出事了。我们仓库租在城中村的一个民房里。那天下暴雨，排水管堵了。水淹了半层楼。
等我们赶到仓库的时候，菜全泡在水里了。西红柿漂在水面上，像一个个红气球。
当天晚上，我们算了一笔账。
损失的货值加上损坏的包装设备，少说五六万。
蒋思瑶蹲在仓库门口，一言不发。
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滴，衣服贴在身上。
我递了条毛巾给她：“行了，哭也没用。”
她没接，抬头看着我：“你说，咱还能撑多久？”
我说：“不知道。但我不想输。”
那晚回去的路上，经过一个彩票店。我停住了。蒋思瑶问我：“干啥？”
我说：“买个彩票。”
蒋思瑶愣了一下，扑哧笑出来：“你疯了？”
我说：“万一呢。”
我买了一张双色球，两块钱。当然，没中。可我宁愿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因为除了相信，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早上四点起来，去市场进货。
上午跑客户，下午处理订单，晚上处理售后。
困了就在办公桌上趴着眯一会儿。
被蚊子咬醒，翻身再睡。
有回凌晨两点，我站在阳台上抽烟。
楼下城中村的夜市还没散，灯火通明。
炒粉摊、烤串摊、水果摊，一路上全是人。
突然想起老家来。
想起爷爷的灵堂，想起大伯念遗嘱的样子。
想起二叔那辆系着红绸的别克车。
想起那个电话里的笑声。
我咬了咬烟屁股，眯着眼看着远处。深圳的夜晚很亮，到处都是灯。可没有一盏灯，是为了等我回家。我得自己点一盏。
05
九月中旬，转机来了。
有个客户是我们的老用户，姓郭，叫郭文柏。四十多岁，做生鲜供应链的，在深圳有好几个仓库。他给我们下了大半年订单，很认可我们的服务。
那天他打电话来，说请我喝茶。
我去了，在一间茶楼里。郭总穿着短袖，戴着金丝眼镜。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小韩，我注意你很久了。”
我接过文件一看，是一份投资意向书。五十万，占股百分之十。
我愣了三秒：“郭总，您这是……”
郭文柏摆摆手：“别急着谢我。我投你，不是因为你可怜，是因为你的模式能跑通。你们做了大半年，数据我一直在看。复购率百分之四十，获客成本比行业平均低一半。这个赛道，你能跑出来。”
我的手有些发抖：“郭总，我现在账上只剩不到两万块钱了。您就不怕我把钱赔光？”
郭文柏笑了：“做生意哪有不赔的？赔了就当交学费。但你这个人，赔得起。”
我问他：“您怎么知道的？”
郭文柏说：“你们仓库被淹那晚，你一个人泡在水里搬货的照片，有人发给我看了。凌晨三点，一个老板亲自下水搬货，这种人不值得投，谁值得？”
我把那份意向书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说了句：“郭总，我有个条件。”
郭文柏挑挑眉：“你说。”
“这笔钱，算借款行不行？我不要股份。等我赚回来了，连本带利还您。”
郭文柏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笑了：“行。给你一年时间。一年之后，连本带利还我七十万。还不上，按投资协议走。”
我点头：“好。”
那天从茶楼出来，我在路边站了很久。脚底下踩着的，是深圳烫人的柏油马路。头顶是灰蒙蒙的天。可我觉得天亮了。
五十万到账那天，我把所有员工叫到一起：“下个月，工资全额发放。另外，每个人涨五百块钱。”
那个河南小伙子跳起来：“韩哥万岁！”
蒋思瑶站在角落里，冲我笑了笑。
有了钱，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升级了仓库，换了新的包装设备。蒋思瑶从老家挖了个程序员同学过来当技术主管。
十月份，我们抢到了两个大型小区的独家配送权。小区里住了两千多户人，等于有了几个大客户。订单量一下子翻了倍。
那段时间我每天泡在小区里。和物业谈合作，和业主拉关系。在业主群里发红包，搞活动。送菜的时候送点葱姜蒜，搞点小恩小惠。
三个月后，我们在这两个小区的渗透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每个月的流水稳定在十五万以上。
2018年春节，我没回家。
我一个人守在办公室，处理订单、做账、规划明年的扩张计划。
除夕夜，深圳的夜空到处是烟花。我站在窗前看了会儿烟花。打电话回家。
我妈接的：“儿子，过年好啊。”
我说：“妈，新年好。爸的身体咋样？”
“好着呢，现在天天打太极。”
“那就好。”
“轩子，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太累。”
我说：“不累。”
挂了电话，我继续工作。桌上放着一碗泡面，是我给自己做的“年夜饭”。
2018年三月，我们又拿下了两个小区的配送权。公司规模扩大到了三十人。为了方便管理，我租了正规的写字楼。
搬家那天，我看着办公室里一排排的电脑、工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一年前，我还挤在城中村的三室一厅里吃着泡面。
一年后，我坐在写字楼里，窗外就是深圳的天际线。
可我没有太多时间感慨。因为我知道，这才刚刚开始。
2018年六月，我们上线了自营的小程序，用户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下单。用户量突破了一万。月营业额突破了八十万。
2018年十月，郭文柏又来找我，这次带来了更大的单子。
他说有个朋友的生鲜平台想和我们合作，把配送业务外包给我们。
条件是：我们必须在三个月内铺到二十个小区，日订单量超过三千单。
我算了一下账，接了。
那三个月，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盯配送、跑供应链，晚上盯产品、写代码。累得不行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眯一会儿。
蒋思瑶说我瘦了。我说没事，就当减肥。
2019年春节前，我们完成了目标。日订单量达到了三千五百单。月营业额突破了两百万。
那年除夕，我包了一整层饭店，请全体员工吃了顿年夜饭。开席的时候，我端起酒杯：“这杯酒，敬我们自己。敬你们每一个不放弃的人。”
那个河南小伙子——现在已经是配送主管了——站起来，眼眶红红的：“韩哥，我跟你说实话。去年我差点就走了。是你说，有钱给钱，没钱管饭。我信你，所以我留下了。我没信错。”
那晚上，我喝了半斤白酒。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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