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五代史》《宋史》《蜀梼杌》《岁时广记》《老学庵笔记》《涑水记闻》《戒石铭》原文碑刻资料、《孟蜀石经》相关史料、《十国春秋》《花间集》欧阳炯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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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5年正月，北宋军队开进成都那天，这座城里的百姓几乎倾城而出。
不是为了迎接新王朝，而是为了送别一个人。
那个人坐在车驾里，穿着亡国之君才穿的素色衣服，车队沿锦江缓缓北行。
成都的街道两旁，人群密密匝匝地站着，哭声从城门一直延续到城外，一路跟随的人群绵延了数百公里，直到键为县才陆续散去。
史书里记了一个细节：沿途"哭得恸绝者凡数百人"，车驾里的人掩面痛哭，老百姓把他送了数百公里，才肯停下脚步。
这个人叫孟昶，后蜀最后一位皇帝，刚刚向北宋递交了降表。
按照史书里对他的定论，他是一个沉迷酒色、穷奢极欲、拿七种宝石装饰夜壶的昏君。
宋太祖赵匡胤见到那只夜壶，当场让人摔碎，说了一句流传千年的话："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昏君亡国，咎由自取，这是《新五代史》给他的最终评语。
可就是这样一个被钉在"昏君"耻辱柱上整整一千年的人，成都数万百姓却哭着送他走了数百公里，恸绝于地者凡数百人。
这中间的落差，藏着一段被史书大幅简化的历史。
孟昶在位三十二年，是五代十国所有皇帝里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
这三十二年里，他留下了三样东西，中国人用了一千多年，渗透进了每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
【一】乱世里的蜀地王朝
五代十国，公元907年到979年，唐朝倒塌之后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北方中原大地接连冒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平均寿命不足十五年，皇位像走马灯一样轮换，大多数皇帝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死在政变里。
与此同时，南方和西南地区割据出十个大小不等的政权，史称"十国"，后蜀是其中之一。
后蜀的地盘大致是今天的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一带，四面环山，易守难攻。
这片土地从秦汉时代起就以富庶著称，号称"天府之国"，出产丝绸、茶叶、漆器。
北方打成一锅粥的年代，蜀地靠着天险，相对安静了很长时间。
孟昶的父亲孟知祥是后蜀的建立者，原本是后唐的将领，因政治变故选择留在蜀地，逐渐掌控了整个四川，公元934年正式称帝建立后蜀。
但他称帝仅七个月就病逝，把摊子留给了时年十六岁的第三子孟昶。
十六岁，按今天的标准还是个学生的年纪，孟昶就在这个年纪接过了父亲刚刚打下来的江山。
后蜀朝廷里，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几个拥兵自重的老将。
李仁罕、张业等人，都是跟着孟知祥打天下的功勋武将，仗着资历和兵权，根本不把这个少年皇帝放在眼里。
李仁罕直接开口要当宰相，意图把持朝政；张业则在成都明目张胆地放高利贷，搜刮民财，私下养着自己的军队，还私设监狱，《蜀梼杌》记他"蜀人大怨"。
孟昶坐上皇位头几年，表面上对这些人不动声色，暗地里等待机会。
公元935年，继位第二年，他以"专横跋扈"为由下令逮捕并处死了李仁罕，满朝震慑。
公元948年，又设计将张业捕杀，为后蜀除了一个长期把持军政财政大权的祸患。
两次清洗之后，后蜀朝廷里再没有人敢于公然挑战皇权。
孟昶把军政大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一局面维持了将近二十年。
权力稳固之后，孟昶把注意力转向治政。
他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减少徭役，鼓励农桑，兴修水利，整修了都江堰的部分设施。
在中原战火不断的年代，蜀地的农业生产保持了较高水准，成都的丝织业和商业相当繁荣。
《蜀梼杌》称赞他"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又说他"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
他还在朝堂上设置匦函，让臣民投书陈情了解下情，这是中国官方设立意见箱的早期记录之一。
孟昶继位初年就在后蜀境内开设科举，选拔人才不完全依靠门第，让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有了进入仕途的通道。
后蜀文化上最鲜明的标志，是孟昶下令满城遍植的芙蓉花。
《蜀梼杌》记载，广政十三年（950年）九月，孟昶命人在成都城墙上广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
孟昶对左右说："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
成都被称为"蓉城"，市花定为芙蓉，这个名字就从这里来。
【二】九百六十四年，除夕夜的那十个字
公元964年，后蜀广政二十七年，除夕。
按照惯例，宫中各处门扇要悬挂桃符。
桃符这个东西，在中国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
《荆楚岁时记》记载，南北朝时期民间就有在正月元旦用桃木驱鬼辟邪的习俗。
到了五代前后，桃符演变成两块削好的桃木板，上面写着传说中能镇压鬼怪的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挂在门两侧，功能单一——驱鬼辟邪，和表达美好祝愿毫无关系。
《宋史》里描述孟昶此前的惯例："每岁除夕，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
年年如此，是一个固定的年节程序。
这一年除夕，孟昶让学士辛寅逊在桃符上题字。
辛寅逊写完呈上，孟昶看了，嫌文辞粗陋不够雅致，当场让人重取桃木板，自己提笔写下了十个字：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上联意为新年承接先人遗泽、祈纳吉庆，下联意为节日佳庆、春意常在。
两句对仗工整，不用典故，明白晓畅，和桃符上惯常出现的神名咒语相比，这十个字说的是祝福，不是驱鬼，气质完全不同。
《蜀梼杌》的原文记载是："学士辛寅逊撰词，昶嫌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这十个字，被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副春联。
孟昶之前，桃符上的文字功能是辟邪，内容是神名；
孟昶之后，门板上的文字变成了承载节日祝愿、以文学形式表达美好期盼的对联形式。
宋朝建立后，这个做法从后蜀宫廷向外扩散。
到了明代，朱元璋对贴春联极为重视，他曾下令全国各家各户过年必须贴春联，并亲自为某些人家题写。
明代起红纸取代了桃木板，春联形态就此定型，成为除夕最不可缺少的仪式之一。
中国每逢除夕，家家户户门上贴的那两条红纸，追溯起源，正是从公元964年那个成都除夕夜的十个字开始的，距今超过一千年。
这副春联还有一个历史巧合，被宋代多种文献记录了下来。
孟昶写下"新年纳余庆"的第二年，965年，北宋军队攻入成都。
宋太祖任命的第一任成都知府，名叫吕余庆；赵匡胤的诞节，被朝廷定为"长春节"。
联里的每一个词，都在后蜀灭亡之后找到了现实对应。
《宋史》专门收录了这个巧合，称之为"联谶"。
写下这十个字的孟昶，当时绝然想不到，这两句他随手题写的节日祝词，会以这种方式被历史记住。
【三】十六个字，从成都刻到全国每一座衙门
公元941年，后蜀广政四年。
这一年，距孟昶继位刚过去七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完成了对朝廷内部跋扈权臣的清洗，政局趋于稳定。
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当时看起来不算轰动、却影响了此后将近一千年中国官场文化的事：亲自起草了一篇文告，全文九十六字，题为《颁令箴》，又称《官箴》，下令颁发给全国所有郡县，要求刻在衙门最显眼的位置，让官员每天上堂办公都能看见。
《颁令箴》写的是告诫官员廉洁奉公、体恤百姓的内容，语言直白，没有大道理的外壳包装。
全文九十六字，核心是四句话，共十六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意思拆开来说并不复杂：当官拿的俸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普通百姓容易被欺压，但老天爷不好骗。
话说得很直，不绕弯子，把一件本来人人知道却没人明说的事，白纸黑字写出来，竖在官员每天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
这篇文告颁布之后，在后蜀境内各地衙门里，这十六个字被刻在石板上，竖立在公堂正中，官员抬头就能看见，绕不开，躲不掉。
后蜀灭亡后，宋太宗赵光义在翻阅后蜀制度档案时，看到了这篇《颁令箴》。
他从中提炼出那最核心的十六个字，于太平兴国年间颁令全国各地官府衙门竖立，命名为《御制戒石铭》，要求"所在长吏，并刻石于厅事之南"——大堂正南方向，进门第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
宋哲宗时期，黄庭坚曾专门以书法写就《戒石铭》颁赐郡县，流传甚广，江西泰和县博物馆至今珍藏一块黄庭坚手书的原碑。
到了明朝，朱元璋明令各府州县在衙署堂前竖立戒石，并专门建亭保护，称为"戒石亭"。
清代因戒石亭挡住了甬道出入，改为牌坊形式架在甬道之上，称"戒石坊"，各地又有"触目惊心坊""圣谕坊"等不同叫法，名字各异，本质是同一件事：那十六个字，一直站在那里。
今天，河南内乡县衙、山西霍州署等保存较完整的古代县衙遗址里，仍然可以找到这块石碑或其遗迹，字迹有的已经模糊，有的依然清晰。
从后蜀广政四年到清朝覆灭，这十六个字在中国各地官府衙门里站立了将近一千年。
写下这十六字的孟昶，在史书里是个昏君；这十六个字，却被那些骂他昏君的王朝，一个接一个地原封不动沿用了下来。
【四】一部词集，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一个走向
公元940年，后蜀广政三年，成都。
后蜀官员赵崇祚——开国功臣赵廷隐之子——完成了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位置极为特殊的书：《花间集》。
这部词集收录了温庭筠、韦庄、欧阳炯等十八位晚唐五代词人的作品，共五百首，分为十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总集。
赵崇祚将这部集子呈给孟昶，孟昶大加支持，这部书在后蜀宫廷里得到了广泛流传。
《花间集》能够在成都编成，背后有一个具体的历史原因。
唐末战乱，中原大批文人为躲避兵祸纷纷入蜀。
蜀地相对安定，成都成为当时少有的文化避难所之一。
这些从各地聚来的文人，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文学传统，在成都的宴席和游乐场合填词演唱，积累了大量词作。
《花间集》序言里，欧阳炯记下了这批词作的功能：按拍引歌，供公子佳人传达情意，用于各种娱乐宴会场合。
词这种文体，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文学形式。
它的核心特点是配合音乐演唱——先有曲调，后按照曲调的节拍和格律填入文字，这就是"填词"，曲调的名称就是"词牌"。
《花间集》汇集了当时最好的词作范本，让这种文体有了一部可以抄录、参考、学习的选集。
有了《花间集》，词这种文体才有了一个公认的起点，后来的词人有了可以学习和超越的范本。
宋代的词人，从柳永、苏轼到李清照、辛弃疾，无一不是在这个传统上生长出来的。
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宋词"的那座高峰，沿着《花间集》这条根向上生长，这条根扎在公元940年的成都。
孟昶本人对文学有明确的态度。
他曾对臣下说："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
他一方面排斥前朝冶艳浮华的文风，另一方面大力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元白诗风，主导了后蜀宫廷里相当独特的文学气质。
《花间集》在这个氛围里编成，并在孟昶的支持下广泛流传。
一副贴在除夕门板上的十个字，从后蜀宫廷走向民间，走进此后一千多年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年节生活，成为中国春节最普遍、覆盖面最广的文化符号之一，今天还在用。
十六个刻在衙门石碑上的字，从成都出发，随着宋太宗的诏令扩散到全国，在历朝历代的官府大堂前站立了将近一千年，直到清朝覆灭。
还有第三样，到这里还没有说。
这第三样东西，比春联低调，比《戒石铭》少被提及，在正史里占的篇幅也不显眼。
但它实际上是这三样里，影响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深的一个。
它悄无声息地渗进了此后每一个朝代读书人的书本里，渗进了元明清三代科举考场上的每一张答卷里，渗进了两千年儒学经典体系最核心的那块地基里。
这第三样东西，有一个具体的起点——发生在成都，发生在后蜀广政年间，起点是一个宰相拿出了自己的私产，做了一件此前从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完整做过的事。
他做的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轰动，史书里不过寥寥数笔，放在孟昶的传记旁边，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就是这件事，在它完成后的某一天，悄悄改变了中国每一个读书人必须读的那套书的结构——
而这套书的结构，支撑了此后长达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走进了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一生的命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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