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海开埠，外国侨民引入奶牛，一边产奶自食，一边开起了牛奶棚。在源头的牛奶棚和终端的订奶户之间，到处“流窜”的印度阿三是很重要的“中介”。“阿三们”到牛奶棚打上一桶早上刚产的鲜牛奶，随手挂在自行车把手上，摇摇晃晃地骑到订奶户的门口。
印度裔经营奶业的时间跨度（1909-1963）
通过已有史料，特别是当时的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将旅沪印度裔群体中从事奶业活动的最早记录追溯到1909年。在该年《北华捷报》发布的“英国在华最高法院”案件公告版块上列有两件印度人起诉英商奶牛公司的案件公告。两位当事人分别叫A. B. Khan和Ah Khan。可汗（Khan）是非常典型的印度名字。这一年距离租界巡捕房首次招募印度巡捕来沪的1884年已经过去了25年。
上海街头的印度锡克警察
在印度巡捕来到上海后，始终存在着部分印度人主动辞职，或因合同期满、行为不端而被迫解职的情况。仅以最早可以追查到、收录印度裔巡捕数量的《1895年上海工部局年报》统计数据为例，年底在职印度裔巡捕人数为69名，该年度新招募21人，因病辞职3人，合同期满及其他原因辞职3人，开除4人。也就是说，仅在当年，就有10人离开了总人数仅为69人的印度裔警察队伍，流向其他地区和职业。这不禁令人联想，A. B. Khan和Ah Khan二人是否有可能是以巡捕为职业起点来到了上海，而后因为主动或被动的原因，加入了奶牛业？换言之，巡捕与奶业从业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英商奶牛公司Inshallah Dairy Farm是另一例证。该厂由英国商人A. M. A. Evans于1900年开办经营，属上海最古老的规模化奶牛厂之一，占地面积120亩，位于租界东部的华德路71号（今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生产牛奶和其他农产品，供应符合“西方标准的”食物给租界内的外国侨民、酒店和俱乐部。Evans先生在退休时接受过《北华捷报》的访谈，提及曾在农场受到过公牛袭击，而周围的中国人与印度人却没有一人向他提供帮助。由此可见，1900年代确实曾有印度裔员工受聘于此地。
1908年今天长阳路一带的英商奶牛厂
在印度裔奶业从业者群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从1933年起在水电路、江湾、飞虹路开设4家牧场的印度人邢德生（Indar Singh）。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印度人在宝山境内仍开有奶牛牧场。
印度裔奶业从业者逐渐消失于上海的时间节点是在1963年之后。及至1963年，中印关系交恶、印度驻沪总领事动员在沪印侨出售奶牛、离沪之时，仍有相当数量的印度侨民坚持留居上海。据统计，1960年代初，旅沪印侨有30多户，其中半数以上是乳牛饲养户。到1962年12月印度单方面关闭其驻上海总领事馆、撤走外交人员前夕，有18户印度侨民申请出售乳牛208头，但申请离境回印者仅1人。此后几年，一些印侨陆续出境。至1972年5月，上海尚留有印侨3人。
1963年，在《人民日报》刊发的新闻稿件与《上海外事志》中明确统计到印度裔奶业从业者有6位：潘林生（一作“潘林辛”）、葛金生、亲能生（一作“亲能辛”）、凯哈生（一作“凯哈星”）、迦浦生和郝甲生，并透露出印侨在沪享受职工待遇、工会福利等情况信息。
《上海外事志》中记录了两位印度裔奶业工人迦浦生和郝甲生在中印关系紧张之际的个人经历：
印侨牧场主迦浦生在提出卖牛申请后不久，即撤销其申请，并写信给《解放日报》说，他在上海养牛已23年，但解放前美国奶粉倾销，他的牧场生产的牛奶卖不出去，只能将奶牛送往屠宰场。上海解放后，情况完全不同了，牛奶不愁销不出去，牧场扩建了，奶牛逐渐增多了，全家生活也随之好转，过去住的是破房子，现在住上了红瓦房，家具都是新添置的，还得到中国政府很多照顾，所以他不愿离开中国。
另一旅居上海30多年、在印侨牧场工作的印侨郝甲生向人诉述说，1962年在他两次因心脏病和关节炎急性发作住进医院治疗期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先后帮助他清偿医药费用，并给予救济金，使他度过了危机，这一切都使他终生难忘。1963年春节前夕，郝甲生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总理抵沪的消息时，又给周总理写了信。信中说：“中国对于印度普通侨民的友好关怀和照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像我这样一个进入晚年的老头，一个过去长期受压迫的苦工，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命早已不存在了。我之所以有今天，要感谢中国政府的侨民政策，要记住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出生于上海的林达（笔名）系列回忆文章里，曾写到作者于1959年就读的上海市虹口区祥德路小学紧邻一个奶牛场，“还有一些老上海留下的印度人。头上包着大大的白缠巾，留着胡须，深邃眼眶里大大的眼睛，在小学生眼里显得面目狰狞”。在小学读了六年书之后，“毕业时，印度人和奶牛都不知所踪，养牛场变成了小工厂”。在林达的个人经验里，印度裔奶业工人消失于1965年之前。
由以上叙述可知，印度裔奶业从业者在上海的历史跨度，最早应当不晚于1909年，最迟不早于1963年。在这超越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们的足迹遍布上海，以牧场和个体户形式向外侨和本地市民供应牛奶，群体规模受时局政策影响而发生变化。
印度裔经营奶业的从业形式
旅沪印度裔奶业从业者对城市的互动和依赖，远超从事其他职业类型的同胞。他们不同于巡捕、门卫对租界体制的依附关系——租界巡捕体制一旦被打破，印度裔巡捕们也随即失业。奶业工人也不同于贸易商人能够凭借雄厚的资本、资源网络轻松转战香港或其他贸易城市。奶业工人视自己的奶牛为生产资料，就如同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一般。在整个奶源收购和牛奶贩卖的上下游关系中，他们与所在社会建立了信息网络。这也令他们成为留在上海最久、最不愿离开的一批人。
由印度裔开办、可查得正式登记在案的规模化牧场并不多（表1）。1950年之前有4家，1951年新开设1家。1950年新设1家供应牛奶的“印度咖喱店”，考虑到其坐落于城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区（北京西路262号），不太可能是规模化养殖奶牛的牧场。综合上述牧场地址可知，印度牧场均集中在上海东北片区的杨浦和虹口两区，属当年的租界边缘和租界之外。在上海的城市居住地域特征中，上海的贫民窟遍布近郊，且常设置在租界的边界。由此可见，印度裔群体已经深入到上海的华人居住地，毗邻本地贫民窟和棚户区，与本地社区接触密切。
表1 旅沪印度裔开设的奶牛牧场
目前统计得到的由印度裔投资的5家牧场主要开设于1933年至1938年间。1933年登记在册的中外商业牧场总共有90家，饲养奶牛2677头。对比相近几年的全市行业数据，印度裔投资的牧场占比不算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侨民数量在1935年最高值时也只有2389人。在这2000多人的印度裔群体中，便已开办数家规模化牧场，这一数据在本族裔人群中的占比却并不低。
除此之外，印度裔群体中还有“灵活就业”的奶农和奶贩，他们遍布上海各个角落、穿梭在上游奶源和下游牛奶客户之间，扮演“微型贸易商人”的角色。这种兼职和灵活的就业形式在统计上有相当大的困难，所以迄今为止也没有印度裔奶业从业者的规模年表。我们只能通过新闻报刊“违法案件”板块里找到他们的身影，观察不同奶贩的背景信息、身份特征，据此描绘当时的场景（表2）。在新闻报导及当事人口述中，都展示了旅沪印度裔群体的基本共识——养牛、贩奶是本族群内不言自明的生财之道，而他们也一贯大胆地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
表2 印度裔奶业工人违法通报案件
从1930年首起案件开始，共有至少9起、10人次印度裔奶业从业者受到工部局的处罚。他们的罪名大都是销售无照牛奶、掺水牛奶。早在1898年开始，租界内就开始实行执照制度，无执照的牛奶棚是被禁止在租界内营业的。但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尚有大量没有申请执照的牛奶棚不受直接监管。这些游走在租界边缘的印度裔奶贩了解牛奶棚和租界内客户需求，铤而走险，两头奔走。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执照制度颁布30多年后的1932年11月10日，才出现了新闻报导所指称的首例因贩卖不合格牛奶被法庭起诉的印度人。更有趣的是，直到执照制度颁布40多年之后的1940年8月，当Chenjel Singh在今上海市霍山路（Wayside Road）一带犹太难民区销售无照牛奶时还声称，在当地的锡克教徒社群里没有其他人因销售无照牛奶而被罚款的先例，因此他也不知道销售牛奶还需执照。这透露出锡克教徒以贩奶为业的普遍性，也显示出“销售无照牛奶”问题可能已经长期而广泛存在，并存在着较大的执法漏洞。据1936年的《工部局年报》统计，当年缉捕22名贩卖无照牛奶的印度人，以至于《年报》写道：“贩卖无照之印度人仍形活跃，欲加取缔深感困难，向法院控诉亦难得圆满结果。”
1940年8月20日，租界稽查员G. V. Volchkoff尾随Chenjel，一同穿过街道来到位于霍山路东边的犹太居民区。稽查员发现Chenjel是个“老熟人”，他之前已经几次见过Chenjel把几桶牛奶挂在自行车上进行贩卖活动。被逮捕后，Chenjel辩称，他虽然拥有门卫的正职，但是一个月仅45元的微薄收入无法维系高昂的生活成本。所以，他通常每天从租界外的江浦路（No.320，Chemuplo Road）购买15磅牛奶，然后带到租界内进行销售。还有目击者称Chenjel贩卖的牛奶是掺水的，经租界分析员L. H. Barton检测，牛奶中掺有12.26%的水。但Chenjel又辩称，这些牛奶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给他提供奶源的中国上游卖家添加的。最后，Chenjel被处以罚款40元的惩罚，其中因本次销售无照牛奶罚款20元，因在其他4个场合屡次销售无照牛奶而追罚20元。
类似事件在1941年3月再次被报导。稽查员G. V.Volchkoff在静安寺路（No.441，Bubbling Well Road，今南京西路）一带跟随印度人Sandu Singh进入一间屋子，发现他卖了7夸脱牛奶。分析员L. H. Barton经过检测，发现牛奶中掺了4.15%的水。Sandu哭诉上海生活成本高，只能靠卖些牛奶补贴家用。
有些印度裔奶贩还精通中文，擅长与中国客户沟通交流、讨价还价。1940年，印度人Jagat Singh在今辽阳路一带销售无照且掺水的牛奶。他和昆明路138号一位名叫Woo Sung Sai的中国店主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截止Jagat被探员抓捕，他的中国合作者已经从他那里连续购买牛奶1个多月，价格也从最初25分一品脱涨价到30分一品脱。
在华界地区，则有印度裔牛奶“个体户”饲养少量奶牛。他们与雇佣的中国苦力居住和工作在一起。1926年，发生了一起为印度老板打工的中国苦力意外死亡的刑事案件。相关报道透露了两名兼具老板与打工族身份于一身的印度裔“个体户”在生意上的分分合合。
案件主角Jagat Singh和Badawa Singh是两名居住在华界的印度锡克教徒。最早，他们一同合伙经营，并雇用了中国苦力Nyi Ching-zung（又作Nee Ching-zung）和他的兄弟。后来Badawa抱怨总是受到Jagat的欺压，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自此“分家”。两人分别各得5头奶牛，却还继续在同一屋檐下饲养，堪称“分家不分屋”，每日争吵、打闹。后来中国苦力Nyi Chi-zung被疑因饮用掺有砒霜的牛奶后死亡。经调查发现，该案属于意外事件。由于牛奶桶的材料为铜，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没有做好清洁，Nyi Chi-zung实为因为铜的析出物中毒身亡，并非死于恶意投毒。
分别在1933年和1940年因销售无照牛奶而受到处罚的Kishan Singh和ChenjelSingh的正职也都是门房。对于相当数量的旅沪印度裔而言，奶业是他们在正职之外最重要的兼职和收入补充。他们不再是站在商场大楼门口高大威猛的门卫，转而化身为伶俐市侩、能够打通牛奶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的市井小贩。他们既认识能提供奶源的中国卖家，大家沟通默契并形成合作关系；又熟知犹太居民区、中国社区牛奶的需求情况，他们踏着自行车穿梭送奶。
他们的身份多元，堪称那个年代的“斜杠青年”——既有一份稳当但收入较低的门卫工作，又从送奶工、奶贩子副业上赚取外快。于他们而言，艰难求生计的“奶贩”是他们身上除了略带暴力因素的“门卫”之外的另一个标签。他们对城市的奶源供应和牛奶需求熟门熟路，不因外来者的形象和身份而遇到障碍。相反，他们可能恰好受益于“外来者”的身份，与奶牛这个舶来物种相得益彰，赢得犹太居民、中国居民、西方侨民的共同信任。他们身上的多元特质是突破惯常被脸谱化的“印度人”形象的。
从哪来的印度裔奶牛工？
由以上叙述可知，在近代较长时段内，为数不少的“底层”印度裔奶业从业者都活跃于上海都市生活之中。这令人不禁追问，他们来自何处？
尽管上海工部局始终忙于招募锡克警察，但也同样为在职巡捕的不良行为而烦恼。以1914年为例，据《工部局年报》披露，印度裔巡捕在执勤期间有16人次“醉酒”、28人次“睡着”、21人次“袭击本地人”、31人次“傲慢不服从”。相当数量的巡捕被开除，不得不离开巡捕队伍，另谋出路。甚至早在1903年，工部局秘书濮兰德（J. O. P. Bland）便已留意到印度裔群体的求职状况，“如果印度人无法在大城市里得到警察的职位，他们通常会去小城镇或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寻找做门卫的机会。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当地警力”。但依旧有部分印度裔人群首先因为行为不良被巡捕房除名，接着又丢掉“门卫”的工作，最终陷入无业的极端贫困中。
另一重要背景是，印度裔来到上海的首选工作地点巡捕房的待遇也并不高。工部局给1名欧洲人的花销足可供养8名锡克人。公共租界内的巡捕时常因为待遇过差而罢工。1935年之后，巡捕房推出新的薪酬制度规定“印捕”的月薪为24.50元至37.50元，虽然略高于“华捕”，但比起“日捕”的145元至195元则远远不如。显然，当出现更好的去处时，一些印度裔巡捕会选择主动辞职、另谋高就。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毗邻地区，租界沦为孤岛，居民人心惶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整个租界，各处负责人全部改由日本人担任。在此之前的3个月，印度侨民已经纷纷离去。1941年9月11日，怡和公司的泰生轮载着满满200多名印度侨民从上海出发驶往香港、新加坡和加尔各答。据称，还有第二批印度侨民正在准备离沪。
由于上海市档案馆至今还未对外开放“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中央登记处的人事档案”，我们无从知晓每一名印度裔的姓名、免职或离职理由及时间。但是，通过《工部局年报》公布的历年印度裔巡捕的离职情况的统计，可以追溯工部局年表中各年度流失、离开警队及新招募的人数（表3）。以这批统计数据为基础，我们得知，在1895年至1931年间，至少有997名前印度裔巡捕因为主动或被动的原因离开警队，这还不包括在监狱系统中担任狱警的印度裔巡捕的离职人数。可以想见，其中有相当大的“再就业”需求。
表3 历年印度裔巡捕离职情况统计表
旅沪印度裔群体的失业率也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在1908年之前，加拿大和美国尚未颁布严格针对亚洲和印度地区来源的劳工移民法案。许多旅沪印度裔从周围的英美人士那里听闻加拿大和美国的富裕生活，纷纷将上海作为跳板，企图冲向收入更高的美国。针对雇佣的印度巡捕流失率过大的情况，工部局特地在1907年颁布的《警察纪律条例》中明确：“在为工部局巡捕房服务期间，不得辞职或尝试辞职；也不得教唆他人辞职。违者将受到处罚。”
可是移民政策很快再次发生转变。1908年1月，加拿大政府颁布的移民法案细化了入境限制，仅允许“那些从出生地国家或国籍所在国出发，并在出发之前就购买好连续行程船票的人”入境。这意味着从中国的上海和香港，以及日本出发的印度裔人士突然间沦为不具备入境资格的人群，只有极个别的已经定居在加拿大的锡克人家属会获得特殊“恩赐”，允许入境。入境加拿大的人数也从1908年的3623人骤降到1909年的9人。也就是说，加拿大政府其实是想完全堵死印度人的入境通道。
在此背景下，1914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驹形丸号”案。日本蒸汽船驹形丸号首先载着165名印度人从香港出发，接着在4月8日至14日停留在上海，111名印度人从上海登船；再次停留日本门司和横滨，接上100名印度人后，驶往终点站温哥华。可是最终376名乘客中只有24人被允许入境加拿大，其余均被遣返印度。整个尝试登岸和被迫遣返的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冲突、血腥和悲剧。
原本美好的愿望两头落空，新的去路被堵住，那么在本地需要从事什么活计谋生呢？如果不回国，留在此地，上海有什么低门槛、高回报、低投入、压力小的好工作呢？首选便是牛奶行业。凭借旅沪印度裔长久积累的“奶业老手”形象，更多走投无路的印度裔顺利进入这一行业。
1954年上海锡克团体聚会照片，其中有中印混血儿童
消化失业人口：为什么是牛奶行业？
正如前文所述，一部分印度裔专注于牛奶的流通和贩卖，他们不拥有奶牛这一“重资产”，而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不生产牛奶，只是城市里的牛奶搬运工。每日早上获取奶源，依据自己收集到的客户信息，当日售完收账。另一部分印度裔开设牧场、养殖奶牛，他们需要更多的启动资金。
对于第一类群体，他们对启动资金要求不高，只需要确保有进货款项即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信息的灵通，能够知道客户的确切信息。得益于曾经或正在担任巡捕和门卫，他们眼观六路，搜集到了足够的消费者群体信息，能够建立起上游奶源和下游牛奶客户的关联。
1933年被工部局起诉销售无照牛奶的Kishan Singh和Shan Singh直接把交易地点选在了门卫亭里。前者位于山东路2866弄，后者在塘沽路69号日本俱乐部外。当他们把装在桶里的牛奶送给本地或外国客户时，显得信心十足，彼此早有默契，心照不宣。按照租界内的要求，合法售卖的牛奶必须要装在盖有印戳、标注牛奶棚名字的牛奶瓶中，当然还必须是来自有执照的牛奶棚。他们所用的单薄、简单的牛奶桶显然不符合规定。印度裔奶贩直白的“包装”透露出牛奶消费者们丝毫不介意没有执照，他们已经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形象早早与“维护秩序”的巡捕、门卫相关联，这有助于让他们所贩卖的商品显得可靠。而一份出版于1929年的关于上海奶业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了印度巡捕确实是“小资本牛奶棚”的下游商家，也说明印度巡捕收购无执照牛奶已成为常态：
此种业者，……其饲养之牛，多为第二次第三次之杂种，资本在数百元至五六千元不等。所有畜牛，大多自一二头至十三四头为止。然业此者，除一二家外，大抵无租界执照。（已调查之牛奶棚中持有法界执照者只一家。）故一至天热，苟出乳过多，而又适无小牛供饲时，则所出牛乳，除交通稍便之处，以极廉之价值，出售于印度巡捕外，余悉倾于浜中，甚至有每日倾去三四十磅者。
而拥有奶牛的印度裔群体在创业初期可能会面临购置奶牛、租赁土地等各类资金上的需求。对此，旅沪印度裔有灵活成熟的贷款渠道。一些印度看守经常兼职放贷，即便是巡捕房里的英国上司也能从那里借到一点钱。
解决前述最重要的资金和客户问题后，旅沪印度裔进入奶牛业的门槛便很低了。而且，对于中国而言，奶牛是一个外来物种，同时期上海华人养殖奶牛的兴趣并不高，这更凸显了印度人与“奶牛”的联动形象。上海的外文报刊在1928年便介绍，“印度拥有的奶牛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
至于华人养殖奶牛的历史，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接受期。1870年，英国侨民首次引进英国爱尔兰奶牛。接着，法国人引进法国红白花奶牛。1879年前后，外商开办牛奶棚，开启了本地规模化奶牛畜养业的历史。1890年前后，徐家汇天主堂修女院引进的荷兰种黑白花奶牛，与另一头英国黄白花小牛流入川沙县合庆乡农村，长成后与当地塘脚牛（黄牛）杂交，产出乳役两用牛，又经几代选优杂交，育成川沙黑白花奶牛，成为本地当家奶牛。但之后，一些牧场依旧选择从新西兰、美国等地采购更为优质乳牛，通过海运的方式运抵上海。抵达港口之时，甚为重视。1935年，民国政府实业部开办的中央机器制造厂因内部设有一所畜牧场，故而向美国订购奶牛十余头。据称，奶牛品种优良，加上运费每头奶牛的成本超过400美金。当首批4头奶牛运抵上海，还有特派员去码头迎接。直到1948年，《现代农民》杂志还刊载文章，向读者宣传养殖奶牛的好处。
牛奶以陌生的形象进入了上海华人的视野，早期的报刊牛奶广告需要花大力气宣传牛奶的功效来说服国人进行消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奶牛在印度的高度普及，即便是在印度底层人群中也有饮用牛奶的习惯。当他们到达上海后发现，牛奶价格奇贵、无法负担，自然会将之视为值得开发的产业。同时，来自印度裔族群内部的牛奶需求也促进了行业发展。
1931年一名记者至印度巡捕Lal Singh家中跟踪报导，这一文本堪称印度巡捕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宝贵史料，从中也可一窥牛奶和奶制品在族裔内部的重要性。Lal和他的妻子一同居住在上海，妻子得了严重的肺病，但因昂贵的医药费而不敢轻易寻医。他抱怨上海的天气太过潮湿、阳光也不如老家充沛。在当时700名租界巡捕中，只有100位是已婚人士，他们都面临类似的生活困境。通常大家的收入是23元至40元之间，已婚的另有15元的租房和食物补贴。
如果在长阳路（Ward Road）的监狱上班，他们可以免费住在安国路（Alcock Road）的住宅区，而不再领取住房津贴。在受雇的第五年底可以享受回老家一次的福利。在记者笔下，Lal温和、羞涩，是令人同情的，他和妻子把房间打理得干净整洁。曾经，新鲜的蔬菜、鸡蛋、牛奶、鸡肉羊肉是他们在印度老家每日的餐食，其中牛奶和黄油几乎是必需品。但是，在上海，黄油和牛奶都极其昂贵。记者带去的印度裔翻译补充说，他们（印度裔）期待有一天巡捕房会发放黄油、牛奶补贴。因为摄入太少的黄油和牛奶，许多人的妻子已经陷入了营养不良。这种营养不良让他们的身体虚弱，然而上海仅有服务于锡克警察的医院，并且不为女性服务。上海也没有专门的锡克医生。这导致在沪印度裔婴儿和产妇死亡率极高。
上海的便宜牛奶出自租界外的无照牛奶棚里。依据《整顿本市牛乳业计划》对1929年上海奶业市场的调研，“本市牛乳业之消费者多在租界，而公共租界发给执照，取缔甚严，非牛奶棚设备完善，不能领照开业。故小资本牛奶棚均踡跼于华界一隅”。以1934年的牛奶价格为例，“无照牛奶”的价格要比“合法牛奶”便宜30-50%，这显然也是印度裔奶贩可以赚取租界内外牛奶差价的依据。
对于旅沪印度裔而言，既有源自自身族群内部的低价牛奶的消费需求，又有与“牛奶”之间的文化关联、被认可的牛奶养殖经验，还有通晓英语、与租界内外客户的密切连接和信息网络，这都有助于稳固印度裔奶业从业者的群体形象，并在实际生活中转化为经济利益和涉足牛奶行业的保障。
当越来越多的印度裔离开巡捕房及监狱管理部门等暴力机构，参与到城市生活，其群体形象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已经开始扭转。在一篇发表于1931年的小品文《红头阿三》中，作者李却“目睹”一位艰难推车的中国苦力与“阿三”的相遇场景：
忽然桥旁的红头阿三踏步走近他去……糟了，可恶的阿三定要使他底强暴，用棒打他了。（这种思想人人都会转念想到的）。我正在替推小车的暗地捏一把汗，那知阿三竟已弯下身子，相帮那推小车的把车子拉上桥来了。这意外的举动，使推小车的感到了轻松；而我底神经也大受感动，整个身心都觉得异常好过。从此我对于阿三不但没丝毫厌恶的观念，而且油然生敬意了。我祝他们未来的成功！
该文文笔动人，真情流露，想必读者也会与作者共情：原来不是每位“阿三”都凶神恶煞，原来还有“阿三”与你我一般的普通和善良。留给我们深思的是，由于印度裔群体形象的固化，时至今日“阿三”的形象反而更趋单一。有研究者亦注意到上引《红头阿三》，却在其著作中只选择性地引用该文开头“欲扬先抑”中“抑”的几句话，即诋毁印度裔的部分，“平素对于红头阿三，不知怎的，狭仄的胸间，总怀着一种厌恶的观念。那庞大的身躯，呆笨的脑袋，长卷的胡须，在在都给人一个憎恶的影像”。这种解读史料的方法，何尝不是受到根深蒂固的“印度裔单一形象论”的束缚所致？其影响，又怎能不加固这种偏见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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