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关注往往集中在案件本身，但在那之后，家属要面对漫长的诉讼、身心俱疲地收拾残局，这条路对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往往异常孤独。
新德里：巴尔蒂·辛格和阿尼西亚·巴特拉出身不同。巴尔蒂的父亲是北阿坎德邦的一名农民，阿尼西亚出生于昌迪加尔，曾就读于洛夫代尔的劳伦斯学校，她的父亲退休前是少将。但在死亡面前，两人有着共同的遭遇——婚后生活长期遭受暴力与创伤，直到生命终结。
悲痛中的希拉·辛格如今靠“农民信用卡”贷款维持开支。这本来是用于农业生产的贷款工具，如今却被他拿来支付从奈尼塔尔到德里的往返车费，以及出庭控告女婿一家所需的法律费用。2021年4月结婚后仅52天，23岁的巴尔蒂便于当年6月被勒死。
同样，卡兰·巴特拉和家人过去8年一直奔波于法院之间，为阿尼西亚寻求公道。2018年，39岁的阿尼西亚在高档住宅区潘奇希尔公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生前是一名空乘人员。
这两名女性并不是最后的受害者。尽管嫁妆早在60多年前就已被明令禁止并被定为刑事犯罪，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痼疾仍在持续。特维莎·夏尔马、迪皮卡·纳加尔、帕拉克·拉贾克、拉克希米·普里亚等案件，都再次印证了这一现实，而且其表现形式可能更加隐蔽、更加恶劣。
在大多数案件中，媒体最初的聚光灯会让案件的严重性受到关注，但在那之后，家属面对的法律拉锯、精神与身体上的双重消耗，往往只能独自承受。真正能在维权中取得一些进展的，只是少数。
但外人看不到这位父亲的压力。58岁的希拉把一生积蓄都花在了给女儿婆家准备金饰和家电上。他对媒体回忆说：“她婆家要洗衣机、空气冷却器、电视、双人床、衣柜、沙发、梳妆台、床上用品、整套厨房用具，还要鼻饰、额饰、耳环、臂钏、腰链和其他首饰。我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掏空了，才把这些东西一件件买齐……”
即便如此，对方仍不满足。希拉称，库尔迪普后来还要求一辆汽车，并要求把岳父名下的一块地转到自己名下。“我最后一次拒绝后，库尔迪普威胁我说：‘你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这位父亲回忆道。
2021年6月17日清晨，希拉接到了噩耗电话：巴尔蒂去世了。案件随后立案，并进入法院程序。库尔迪普目前仍在狱中。库尔迪普·辛格·拉纳的代理律师阿贾伊·库马尔·亚达夫表示，此案目前仍处于审理阶段。“其他家庭成员已经获得保释，拉纳仍在羁押中。”
过去两周，特维莎·夏尔马案不断勾起卡兰·巴特拉的痛苦记忆，让他反复想起自己的姐姐。阿尼西亚·巴特拉于2016年2月23日与投资银行家马扬克·辛格维结婚。两年后，她在潘奇希尔公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自杀前，阿尼西亚曾告诉母亲，婆家从婚后不久就开始索要嫁妆并对她实施折磨。
卡兰说：“我们一直在为她挣扎、抗争。那种持续笼罩着你的压力和恐惧从未消失。嫁妆致死案件最残酷的一点，就是家属得不到真正的了结。过去8年里，我们去法院超过100次。但如果你问我，现在有得到答案了吗，我答不上来。”他还说：“我父母每次开庭都要赶到德里。开庭日期一再推迟。被告一方拖延交叉询问，而且这种拖延已经持续太久了。”
过去7年里，马扬克·辛格维一直处于保释状态。目前，法院正在记录阿尼西亚家属的证词。卡兰坦言：“法庭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地方。尤其是当你不得不一遍遍听别人讲述你的孩子曾如何遭受创伤、如何被虐待时。”谈到特维莎·夏尔马案时，他说，自己和父母当年面对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家庭，而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他说：“先是自杀，然后是对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女性进行人格抹黑。家属被迫回答每一个问题。眼球、流量、收视率……我们也曾站在故事的另一边，那种经历同样让人再次受创。”
媒体通过即时通信软件联系了马扬克代理团队的首席律师阿比谢克·马努·辛格维征询回应。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长期通过非营利项目“身份”帮助遭受嫁妆骚扰女性的社会活动人士沙布南·哈什米，将这一体系形容为“冷漠、父权、反女性”。
她说：“这个体系包括所有人——警察、律师、法院。”她还表示，按照规定，涉及嫁妆的案件在家属报案后应立即立案，但如今一些案件往往要先经过初步调查才会登记。“这就给操纵证据或行贿留下了空间。”
哈什米还表示，妇女警察局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办案人员仍需要进一步提高性别敏感度。“更重要的是，家庭必须停止说‘社会会怎么看’。”她说，“不要再说教了。过去几十年里，嫁妆案件变得更严重了。”
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依据《嫁妆禁止法》登记案件12826起，逮捕13812人，起诉21757人，但最终仅1932人被定罪。
除2024年外，相关逮捕和起诉人数多年来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至于嫁妆致死，2020年共记录此类案件6966起，逮捕15302人，起诉13587人，定罪2079人。尽管嫁妆致死案件数量和逮捕人数此后逐年下降，但定罪人数在2024年达到峰值，为4162人。
德里警方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按照法律，如果一名女性在结婚7年内非正常死亡，分区行政长官会记录相关陈述；如果女方家属提出遭受嫁妆骚扰的投诉，警方就会立案。目前，印度法律以婚后7年作为认定嫁妆致死的重要时间界限。超过这一期限的死亡案件，通常不再按婆家嫁妆骚扰相关类别处理。
不过，这名官员也说，警方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证明骚扰指控。“这些年犯罪手法也在变化。以前常见的是纵火烧死或投毒致死，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一名女性现在选择自杀，要证明她是因压力所致就很困难。如今有些人会保留数字证据，比如录音、视频、即时通信记录等，用来证明遭受骚扰，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他说：“并不是每一名受害者都有条件接触技术，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保存证据的意识或足够稳定的心理状态。”这名官员还表示，随着社会变化，行为方式和规范也在变化。“在嫁妆相关自杀案件中，具体情境非常重要。”
他解释说，这类案件的定罪率低于谋杀等他杀案件，因为后者更容易证明指控成立。“在自杀案件中，很难判断这名女性当时的心理状态。身体虐待可能有证据，但精神虐待最难证明。不同的人，处境也不同。”
还有另一类人——那些侥幸活下来，却终身带着伤痕的女性。卡维塔于2011年结婚。婚后一个月，她发现丈夫酗酒。她说，丈夫经常醉酒回家羞辱她。“我常常因为害怕丈夫和他的家人，跑回娘家。”
2022年9月，卡维塔因未能满足嫁妆要求，被丈夫和婆家纵火烧伤。她上半身严重烧伤，做了两次手术后，颈部仍活动困难，双脚持续肿胀。如今35岁的她还被医生建议避免在阳光下外出。
她说：“袭击发生后，我住院了很长时间。但我知道，我会在法庭上把这件事打下去。我遭遇的一切，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当时就是想烧死我，但我逃出来了。既然我还活着，我就一定要争取到公道。”
自2022年以来，她和哥哥一直往返于卡尔卡杜马法院。“警方和法院的介入，确保我得到了另一处住所，我也确实搬了出来。但自从我丈夫保释出来后，他一直在威胁我和我的孩子。”
她承认，一次次在法庭上重复同样的叙述、回答同样的问题，既疲惫，也是一种持续创伤。“有时候，谈这些事让我觉得很不适。哪怕4年过去了，我还是无法把它当成正常的事。我有两个孩子，可我什么都没法告诉他们……”
在她看来，打刑事官司，光有勇气远远不够，“还需要资源和对法律的了解”。在德里高等法院执业的律师乌尔维·莫汉表示，社会更看重的是“婚姻的神圣性”。
因此，女性第一次在婚姻中遇到问题时，通常不会立刻想到报警、起诉，甚至不会第一时间告诉家人。“这是社会规训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里，人们总想着再给一次机会。”
莫汉说，在城市化社会中，嫁妆要求及其后的骚扰，有时并不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出现。“它可能表现为剥夺女性的基本权利，制造敌对环境，切断经济支持……”她说，这也意味着，最初往往是女性自己要先承担举证责任。
曾在“塞贾尼·希卡中心”从事反家暴工作的社会活动人士米娜·德维，长期近距离接触嫁妆致死案件中的家庭反应。她所在机构主要处理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
她说，近年来，农村地区的嫁妆现象有所加剧。“人们有要求，而这些要求往往会被满足。”她说，这几乎已经成了一条不言明的规则。人们也都知道，这是一种刑事犯罪。
她透露，如果女性已经死亡，很多家庭并不愿意报警。“如果家属决定打官司，案件会在法院里拖上1年至1年半。然后，他们就会达成和解。因为他们知道，女儿可能还留下了孩子。于是，农田、现金，什么能谈就谈什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孩子将来有保障。”
她说，这种“和解”通常发生在社区内部，也会通过村委会的介入来完成。德维对媒体说：“女性被当成‘别人家的财产’，而且无论什么年龄、什么身份的女性，都卷在这个系统性问题里。没有人被允许发声。在我们的社会里，女性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但她们不能拥有决定权。我们的女性没有被真正赋予价值……”
来自北方邦拉利特普尔的曼塔·阿哈尔瓦尔说，对一些家庭而言，“和解”有时是唯一剩下的选择。她称，丈夫的妹妹比娜在长期遭受婆家骚扰后死亡。
曼塔说：“对我们家来说，能把比娜嫁进一个受过教育的家庭，本来是一种幸运。谁能想到，他们最后会把她害死。”
她说，家里东拼西凑拿出了超过70万卢比作为嫁妆。“索努家一直讥讽、辱骂、苛待比娜。我们给了他们25万卢比现金、一辆普尔萨摩托车、一条金链和一枚金戒指，但他们还想要2英亩土地。即便这样，她还是照样挨打。”曼塔这样指称。
比娜曾多次向家人诉苦，也曾回娘家躲避，但最后又被送回婆家，“希望她能把关系修补好”。这一循环最终在2025年结束。曼塔说，比娜喝下了来苏水。
哈什米认为，在比娜这样的案件中，尤其是涉及农村家庭时，之所以会出现“和解”，是因为这些家庭既缺乏经济能力，也缺乏相关认知，很多人还没有受过教育。
曼塔承认，家里没有报警，是“为了避免坏名声”。最终，双方达成“和解”：索努家同意支付50万卢比现金，并给一套一居室住房。如今，索努已经再婚，在拉利特普尔恢复了正常生活。仍对比娜悲剧结局愤愤不平的，只剩下曼塔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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