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义就叫柯义
时间：2026.6.4
我本人柯义不是被乌克兰驱逐出境的，而是被在乌克兰的国际犯罪分子曹子靖和苏东有预谋有计划一步一步设圈套，伪装成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成员造假文件乱扣罪名，恐吓绑架一整晚勒索美金20万美元之后，（当晚借钱的人都有信息记录）自己被迫离开乌克兰的。
他们在绑架勒索20万美金后，仍不满足，结果后面还继续狮子大开口要我给他们50万美金，如果不交就要买我的命，还恐吓我，要威胁我的父母，甚至在我心理极度脆弱的时候不断洗脑灌输在乌克兰杀人很容易的事情，送监狱很容易，他们有我的“证据”，更甚至直接表明乌克兰安全局的局长Oleg是他的靠山和他的朋友，还利用苏东继续造谣说我已经被乌克兰驱出出境，说我是国际诈骗犯，他们每一步的算计已经超越了我能考虑到的和能承受的，而且遭受他们诈骗的人已经不下几十人，他们能肆无忌惮地诈骗形成乌克兰最大的华人黑帮，是因为他们借着战争专门诈骗中国人，伪装成乌克兰军队或者安全局，而且他们各类专业人员分工明确也雇佣乌克兰当地人，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就会直接被他们诈骗勒索。
正因为在这些他们连续不断团体算计诈骗恐吓下我已经超出了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要不是出于对所有支持乌克兰朋友们的责任和交代，我可能早已经在乌克兰被他们冤枉诈骗致死，我才被迫离开乌克兰的，感谢上帝的保守让我可以顺利离开乌克兰，还可以把我被诈骗绑架勒索的事情一一分享给大家。
不然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反倒被诈骗绑架勒索还替坏人偿还他们该偿还的代价，而且我还没有机会替自己辩白！
今天这篇文章就是关于我被诈骗绑架勒索时发生的事情的经过，后面会分几篇文章把事情前后讲清楚。
2026年3月17日：骗局开始收网
2026年3月17日，是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一天。
当天上午，诈骗犯曹子靖不断给我打电话，催促我下午三点前往基辅左岸的一处办公室。他告诉我，他有一位朋友会带我去移民局办理手续，包括盖章和录入指纹。
至于为什么我会相信他，为什么愿意前往那里，这背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故事。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交代。但无论如何，正是这次所谓的“录指纹”，把我一步步引入了早已布置好的陷阱。
当天中午，我和在乌克兰的范哥以及朋友小李一起吃饭。我还特意告诉他们，下午三点我要去办理移民手续录指纹。
期间我的手机连续响了三次，因为没有及时接听，曹子靖显得十分着急，不断催促我过去。
后来，是范哥开车送我前往约定地点。地址是我亲自发给他的，因此范哥和小李都能够证明当天的行程和时间。
下午三点左右，我到达了那栋办公楼楼下。
在那里，一名会讲英语的男子主动与我接触。他说有一份文件忘记打印了，希望我跟他一起去取。
由于我的乌克兰语并不流利，而对方能够用英语交流，因此我并没有产生太多怀疑。
起初他说去二楼打印文件，我觉得办公区域设在二楼也很正常，于是跟着他进入电梯。
然而电梯门关闭后，却一路上升到了二十九层。
当时我心里已经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但警惕性还没有完全提起来，于是还是跟着他进入了房间。
进入办公室后，他让我先坐下等待，自己则打开电脑，好像在查找什么资料。
我当时完全相信了这一切。
也正是在这一刻，事情突然发生了。
三名身穿制服、戴着口罩的男子冲了进来。
我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直接扑倒在地。
其中一人用膝盖压住我，另一人掏出手枪指向我的头部，还有人拿着文件不停宣读着什么内容。
我被彻底吓住了。
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他们反复宣读一份所谓的“案件材料”，大意是我涉嫌违反乌克兰法律，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等严重罪名。
由于语速很快，加上紧张和语言障碍，我并没有完全听懂。
与此同时，还有人拿着摄像机不断拍摄。
整个过程看起来极其专业。
那一刻，你根本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
他们的服装、动作、语言都经过精心设计，唯一让我后来意识到异常的是：他们身上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
后来我才知道，真正执行此类行动的乌克兰执法人员通常会佩戴执法摄像设备。
而现场那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其实也是演员。
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表演痕迹十分明显，但在当时极度紧张的环境下，我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这些细节。
随后，他们把那名男子带去了另一个房间。
而我则被反绑双手。
我的手机、手表等随身物品全部被没收。
他们继续向我宣读所谓的“罪状”。
后来我才知道，那份文件完全是伪造的。
文件模仿的是乌克兰安全局（SBU）的官方格式，内容指控我涉嫌间谍活动，并且伪造乌克兰居留证件。
事实上，这些指控没有任何依据。
他们甚至没有让我签字。
原因很简单——那本来就是一份假文件，根本经不起任何法律程序的检验。
就在这时，一个中国人的声音出现了。
虽然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见到他的真实面目，但他的声音极具辨识度。
我相信，如果未来再次听到这个声音，我能够立刻认出他。
后来我得知，这个人与赵子军等人属于同一个诈骗团伙，长期以各种手段针对在乌中国人实施诈骗和敲诈。
这个人开始向我展示所谓的“证据”。
他说，他们已经掌握了我全部违法行为。
他说，“苏东”向他们提供了三百多页材料，内容涉及我的团队成员、资金流向以及各种所谓犯罪证据。
随后又声称，我诈骗了两千万人民币。
听到这里，我甚至有些荒谬。
我心里想：
既然已经开始编造故事，为什么不干脆说我诈骗了两个亿？
这种夸张的数字，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施压手段。
他们不断利用这种方式，试图击垮一个人的心理防线。
接着，他们开始提及华人市场换汇的问题。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去那里进行地下换汇。
我唯一一次去那里，是为了帮助一位华人朋友把一批全新的书包运出来，捐赠给赫尔松以及其他地区的儿童。
那批书包数量很多，对当地孩子帮助很大。
但显然，有人看见了我出入市场，于是将其编造成所谓的“换汇证据”。
随后，他们不断逼问我：
“你收了多少捐款？”
“你转移了多少钱？”
“把你的银行卡拿出来。”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我已经将近五年没有回中国，国内银行卡长期无法正常使用。
因此，当他们翻查我的手机时，根本找不到任何中国银行卡APP。
因为那些账户本来就无法使用。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调查什么犯罪。
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通过恐吓、威胁和伪造案件，逼迫我交出支付宝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甚至逼迫我的父母转账。
而这一切，仅仅只是整个骗局的开始。
第二章：20万美元的赎金
在那个房间里，他们开始不断地对我进行心理施压。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种感觉。
那不是简单的威胁，而是一种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毁一个人心理防线的过程。
房间里除了那个中国人的声音之外，我还能听到另外一个乌克兰人的声音。
那个乌克兰人一直在和中国人对话。
他说：
“我们是在保护你，所以才把你带到这里。”
“如果不是我们，你现在应该已经在监狱里了。”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整个剧本中的一部分。
一个人负责恐吓，一个人负责安慰。
一个扮演执法者，一个扮演帮助者。
他们从头到尾没有拿出任何能够证明我违法犯罪的证据。
无论是所谓的诈骗两千万人民币，还是所谓的间谍罪，甚至包括后来移民局撤销我居留卡的事情，他们都没有提供过任何真实证据。
他们只是不断重复这些指控。
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调查案件。
而是钱。
终于，他们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我问：
“那我要怎么做？”
对方回答：
“你知道怎么做。”
我说：
“我不知道。”
他直接说道：
“给钱。”
我问：
“要多少？”
他说：
“你说给多少？”
我当时已经被困在那里，没有任何选择。
于是我说：
“如果一定要给，我最多只能给五万美元。”
对方立刻否定：
“五万美元太少了。”
然后他说出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
“你之前已经给过五万美元。”
“你至少要给二十万美元。”
二十万美元。
这是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数字。
而他们给出的理由十分荒唐。
他们说：
“别人都说你诈骗了两千万人民币，我们要你20万美金就可以了”
事实上，所谓两千万人民币从头到尾都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数字。
没有证据，没有受害人，没有案件记录。
什么都没有。
只是不断重复、不断强调，试图让我相信自己已经陷入绝境。
我问过他们一句话：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那个中国人回答得非常直接：
“你没有选择。”
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这句话。
“你没有选择。”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是否相信。
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环境。
控制了信息。
控制了时间。
他们只需要控制我的恐惧。
而恐惧，才是他们真正的武器。
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对时间的计算极其精准。
那时已经是乌克兰时间下午三点左右。
而中国时间正好接近晚上九点。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既不算太晚、又足以联系亲友借钱的时间。
他们给我的期限只有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筹够二十万美元。
否则后果自负。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被迫开始联系国内的朋友和家人。
这是我人生中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会主动向别人借钱。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乌克兰。
这是我的原则。
也是我的习惯。
所以当我突然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发语音借钱的时候，很多朋友立刻察觉到了异常。
他们知道这不像我。
最先联系的是家人。
妹妹把她手上所有能够调动的钱都转给了我。
我的微信和支付宝里本来就没有多少钱。
家里能够凑出来的钱也十分有限。
随后，我开始联系更多朋友。
一个一个打电话。
一个一个发语音。
其中，王小靠老师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要求和我进行视频通话。
而这让绑匪们变得紧张起来。
他们担心事情暴露。
于是逼着我接通视频。
当时房间里没有开灯。
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敢开灯，是因为房间靠近居民楼，担心暴露位置。
在枪口的威胁下，他们要求我按照他们准备好的说辞回答。
我只能违心地告诉王老师：
“赫尔松停电了。”
事实上，那时候赫尔松根本没有停电。
而且我也根本不在赫尔松。
王老师后来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为整个通话过程都十分异常。
不仅是王老师。
我联系的一些国际志愿者也察觉到了问题。
他们发现我的网络信号断断续续。
说话状态十分反常。
后来我才知道，那并不是正常网络。
犯罪团伙关闭了房间里的所有无线网络。
他们利用自己的手机热点连接我的手机。
这样既能控制我的通讯，又能监控我所有的操作。
正因为如此，很多志愿者开始怀疑我遭遇了诈骗或者绑架。
他们在群里讨论这件事。
越来越多的人察觉到异常。
而绑匪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们强迫我再次给志愿者打电话，证明“我没有事情”。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异常表现已经被许多人记录下来。
时间、通话记录、聊天记录、群里的讨论，都保留了下来。
这些后来都成为了重要的证据。
与此同时，筹钱仍在继续。
他们给了我一个支付宝账号。
我按照要求把筹集到的钱转过去。
可当我告诉他们已经转账之后，他们却说：
“这不是我们的账户。”
他们解释说，这只是一个专门负责兑换虚拟货币的账户。
所有资金最终都会被转换成加密货币。
这样更安全，也更难追查。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个所谓的“换币人”，极有可能本身就是他们团伙的一部分。
因为整个资金流向都经过他们控制。
而这些转账记录，直到今天仍然完整保留着。
时间、金额、账户信息，都可以一一对应。
整个勒索过程有着清晰的证据链。
那天晚上，我的状态已经差到了极点。
说话没有力气。
身体不断发冷。
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曹子靖甚至还问过我一句话：
“你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吗？”
我回答他：
“发生这种事情，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说话？”
但他很快又恢复了那种假装关心的语气。
一会儿威胁。
一会儿安慰。
一会儿扮演审讯者。
一会儿扮演帮助者。
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红脸和白脸同时出现。
让受害人逐渐失去判断能力。
更荒唐的是，曹子靖后来甚至还劝我：
“你应该多存一些钱。”
“你年纪也不小了，要多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直到今天，每当想起这句话，我仍然觉得无比讽刺。
一个参与敲诈勒索的人，竟然在教别人如何“为未来考虑”。
而事实上，他们真正失望的原因只有一个。
他们以为能够从我的账户里找到大量资金。
找到他们想象中的那些“诈骗所得”。
于是他们查看支付宝。
查看银行卡。
查看家人的账户。
甚至试图让我联系父母转钱。
但最终他们发现，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
他们相信那些针对我的谣言。
他们相信我拥有大量资金。
他们相信我骗了很多人。
而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夜越来越深。
他们给我送来了饭和水。
但我什么都没有碰。
我不敢吃。
也不敢喝。
我不知道里面是否被下了药。
不知道喝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
于是我宁愿饿着。
宁愿渴着。
也不敢碰他们给我的任何东西。
那一夜，我蜷缩在房间里。
身体因为寒冷而发抖。
精神因为恐惧而紧绷。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离开那里。
更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
第三章：离开那个房间之后
那天晚上，他们让我休息。
但所谓的休息，并不是真正的休息。
因为他们一直在提醒我，要好好想办法筹集下一笔钱。
整个过程始终按照他们设定的节奏推进。
他们看着我一个一个地联系朋友借钱，看着我不断地寻找能够帮助我的人。
但借钱的速度显然让他们失望了。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根本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些钱。
第二天早上，我继续联系朋友。
陆陆续续又借到了一些钱。
直到今天，我依然感激那些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愿意相信我、帮助我的朋友们。
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凑出那笔钱。
经过不断筹措，金额最终接近十五万美元。
再加上此前筹集到的五万美元，总数接近二十万美元。
达到了他们要求的数字。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曹子靖开始扮演起另外一个角色。
他不断向我诉苦。
不断表现出自己的无奈。
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愿意做这些事情。
他说自己也在被逼迫。
他说乌克兰安全局的人、移民局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领导正在向他施压。
他说自己只是夹在中间，没有办法。
现在回头看，这不过是另一种心理操控手段。
因为从头到尾，我从未见过他口中的那些所谓“领导”。
更没有见过什么乌克兰安全局的高层。
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他们自己。
所有的故事都由他们自己编造。
他们一边扮演执法者。
一边扮演帮助者。
一边制造恐惧。
一边提供希望。
这正是诈骗团伙惯用的手法。
当最后一笔钱转出去之后，他们终于开始准备结束这场戏。
他们把我的书包、证件以及随身物品陆续还给了我。
然而就在这时，他们说出了一句后来让我反复回想的话。
他们说：
“事情已经帮你处理好了。”
“你把地址发给我，我们会把新的乌克兰居留卡寄给你。”
我愣住了。
因为从头到尾，我根本没有录过指纹。
我直接问他们：
“我连指纹都没有录，你们怎么给我办居留卡？”
对方回答得非常自然：
“你不用担心。”
“我们这里有你的资料，也有你的指纹记录。”
“剩下的事情我们会帮你搞定。”
当时的我已经完全处于极度疲惫和混乱的状态。
竟然真的相信了他们的话。
后来回想起来，这段对话恰恰暴露了他们真正的目的。
他们并不是在帮我办理任何手续。
他们是在安抚我。
是在拖延时间。
是在防止我第一时间报警。
因为只有让我相信事情还没有结束，让我相信所谓的新居留卡真的会寄过来，他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时间撤离现场、销毁证据。
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反应过来这一点。
如果今天再把我带回那个地方，我依然能够找到那栋楼。
找到那个房间。
找到当时发生事情的位置。
房间里的布局、门的位置、窗户的位置、桌椅摆放的位置，我都还记得。
那段经历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离开的时候，他们的动作非常迅速。
我刚走不久，他们似乎也立即撤离了现场。
而当我重新回到街道上的时候，我整个人依然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
恐惧。
混乱。
不真实。
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像一场噩梦。
但我知道，那不是梦。
因为钱已经转出去了。
那些电话已经打出去了。
那些朋友已经被卷入进来了。
一切都真实发生过。
回到外面以后，我开始陆续向关心我的朋友和志愿者报平安。
因为在我失联期间，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有人不断给我打电话。
有人不断给我发信息。
而诈骗团伙显然也十分担心这一点。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控制着我的手机。
监视着我的通讯。
如果有人打电话进来，他们就要求我必须回复。
必须告诉对方我没有事情。
必须按照他们设定好的说法去解释。
当天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吃了一顿饭。
我试图让自己恢复平静。
试图告诉自己一切已经结束。
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就在那天晚上，曹子靖又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问：
“你在哪里？”
我回答：
“我在基辅。”
“难道我还能跑掉吗？”
他说：
“没有，我只是担心你出问题，所以确认一下。”
表面上听起来像是在关心。
但现在回头看，我认为那更像是在确认。
确认我有没有报警。
确认我有没有联系警方。
确认我是否还处于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他还问我和谁在一起。
我故意站在街边回答电话。
让他听见周围行人的声音。
告诉他我在外面。
那通电话结束后，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事情败露。
他们害怕有人发现真相。
他们害怕我去报警。
而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和绑架。
从那天开始，我已经不敢一个人居住。
当天晚上，我直接搬到了教会。
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能获得一点点安全感。
然而我知道，真正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我将继续讲述整件事情的起因。
讲述这些人是如何一步一步接近我。
又是如何利用谣言、恐惧和信息差，将我一步步引入这个陷阱。
（这里是战斗猫苏东和我们的乌克兰志愿者的对话，他自己承认他是去乌克兰利沃夫移民局栽赃嫁祸污蔑我的人）
包括苏东与整个事件之间的关联。
以及他们如何共同参与到这场针对我的诈骗行动之中。
这些内容，我都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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