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近代四川（四）|保路运动|同盟会|四川省|四川简史|赵尔丰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近代四川（四）

辛亥革命在四川

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先声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在四川传播。以邹容、杨庶堪、张培爵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积极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并秘密成立了革命小团体，产生了较大影响。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重庆支部迅速建立，并开始策划一系列武装起义。随着保路运动形势的发展，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并最终推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建立了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但是，四川政局并未由此稳定，经过短暂的政治动荡后，逐渐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1.保路风潮

四川总督锡良于1903年奏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这是当时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铁路公司，之后各地为兴办铁路纷纷效仿。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之初，并未考虑外资介入。然而，川汉铁路公司的内资集股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四川士绅、义士、留日学生等为确保利权，纷纷组织认股，并请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官商合办，同时还提出了改进筹股的办法。1905年，川汉铁路公司公布了“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四种集股的方式。此后，四川各阶层、群体才开始根据实际情况购买不同类型的川汉铁路公司股票。随着集股的增多及股份比例的变化，川汉铁路公司于1907年在各界的强烈要求下改为商办。1909年，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并成立董事会。同年12月28日，川汉铁路举行开工典礼，正式动工修筑。

帝国主义自19世纪中叶开始就觊觎中国路权，到20世纪初，更是肆无忌惮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幕后操作，控制了中国不少省份的铁路修建工程。川汉铁路在集股过程中，就不时受到西方列强的滋扰。当英、美、法、德四国提出要求后，清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协，走向“借款修路”。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实施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同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同英、美、法、德四国签订有关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六百万英镑，利息五厘，允许四国享有投资优先权。川汉铁路的股权性质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广大民众的权利受到威胁。此后，“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抽租之股”成为川路股款的主要来源，而响应“抽租之股”的阶层实际上包括各类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川汉铁路公司凭借封建国家权力征集租股，其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数额之巨，导致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急剧扩大和保路风潮的迅猛兴起。

因此，“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四川民众群情激愤，并纷纷指责清政府将路权拱手让给洋人。

川汉铁路股票正面、背面（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明确提出“破约保路”作为中心任务，各界群众纷纷加入。随后，四川各行业、各地也成立保路同志会或分会。保路运动初起时，川人主要斗争目标是争回已上缴的铁路股款。然而，由于清政府倒行逆施，四川保路风潮很快被逼上了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的高峰。1911年6月30日，四川保路同志会致电各府、厅、州、县，指出：“破约即可保路，为现今独一无二之救亡策，此则敝会同人等所期与我川父老叔伯兄弟，共同一致，以冀达此目的者也。”

1911年7月5日，四川保路同志会致电邮传部称：“川人之所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此款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为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

由于川汉路权涉及利益广泛，保路运动的群众基础颇深，“攘臂一呼，全蜀响应，风潮尤为剧烈”。

保路运动爆发后，四川革命党人就决定要“激扬民气，导以革命”。他们批驳立宪人士的和平争路主张，“此非革命无以拯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

1911年5月，也就是保路风潮刚产生时，同盟会重庆支部就派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会代表身份到成都，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方潮珍等在四圣祠法政学堂开会，商讨同盟会如何利用保路运动进行反清的策略。成都会议后，朱之洪回重庆组织力量，准备起义。其他革命党人分赴自贡、青神、荣县、威远、富顺等全省各地进行革命准备。在成都的龙鸣剑等则继续参与保路运动，联络机关、法团以保路之名，行策动革命之实。1911年8月，四川籍同盟会部分成员召集革命人士和全川袍哥首领在资中罗泉镇召开会议，以袍哥武装为主体成立了保路同志军。由此，革命党人加强了与会党的联合，成立了武装组织，统一了起义指挥和行动计划，做好了起义的准备，这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即将转入武装反清起义的新阶段。

2.四川各地的武装反清斗争

四川各地武装斗争的发展与袍哥组织密不可分。四川同盟会组织成立后，就十分注重联络袍哥。川南义字号袍哥佘英、重庆仁字号袍哥张树三、广安孝义会首领张百祥等被邀请赴日本，与孙中山等共谋革命大计。四川革命党人为了发展袍哥力量，还主动加入袍哥组织，同时，也有张百祥、李绍伊、佘竟成、秦载庚、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郎如、高照林、王天杰等袍哥主动参加同盟会。

四川同盟会与袍哥组织的紧密联系，为各地武装斗争的发动提供了条件。

鉴于四川形势日益严峻，清政府一面对四川总督赵尔丰施压，一面决定派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从湖北领兵查办铁路事宜。1911年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发动者。然而，成都市民闻讯，大为愤怒，纷纷请愿要求释放。当部分群众涌入督署衙门时，赵尔丰下令屠杀，同时派出巡防军上街开枪杀害请愿学生和无辜市民，由此酿成“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革命党人获得了发动武装起义的充分理由。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将大量木片投入锦江顺流而下，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形成“水电报”。从9月8日开始，四川同盟会和保路同志会组织同志军发动起义，渐成燎原之势。最初，成都以西的温江、郫县、灌县，以南的华阳、新津、双流等10余县及成都城郊各地同志军蜂拥而起，有的县数千人，有的县上万人，不到3日，各路起义军向成都发起进攻的人数已有10万之众。几天之内与清军发生了武侯祠之战、红牌楼之战、犀浦之战，以及温江崇庆间的三渡水之战等大小战斗上百次。

四川保路同志军大规模武装起义，使清王朝大为恐慌，急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军队入川镇压。在成都，由于赵尔丰据城固守，保路同志军久攻不下，各首领经协商决定暂弃成都之围，分兵攻略各州县，形成对成都的大包围。随后，在新津、雅安、自流井、犍为、嘉定，以及川东、川北各地都爆发了保路同志军与清军的战斗。革命烽火不仅在内地州县遍地燃烧，而且很快蔓延到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全川同志军的起义呈现出清王朝前所未有的天下大乱和迅速走向灭亡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