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1975年，香港著名的富丽华酒店迎来了一波相当惹眼的住客。
这十个老头儿可不是来旅游的。
他们刚从大陆的战犯管理所放出来，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这会儿，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对岸的台湾，满心以为只要申请递上去，就能回家团圆，哪怕没有鲜花掌声，起码也能落个“忠臣归来”的待遇。
可谁知道，台北那边回过来的话，比腊月的冰碴子还冷：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别来。
这一盆冷水浇下来，大家都傻了眼。
其中有个老头儿气得直哆嗦，根本没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想不通啊，自己为了蒋家把手都染红了，后来为了保命在共产党的大牢里演了二十五年的戏，怎么临了临了，反倒成了没人要的垃圾？
这人名叫周养浩。
当年军统局里，他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和徐远举、沈醉并称“三剑客”，江湖人送绰号“书生杀手”。
你要是把他这一辈子摊开了看，会发现这人简直就是个顶级的“算账先生”。
他这一生都在算计，每一步都在做利益交换。
可悲的是，他把每一次具体的战术都算得精刮上算，唯独在人生的大方向上，输了个倾家荡产。
咱们不妨把日历往前翻，去看看这个“书生杀手”心里的那把算盘，到底是怎么拨弄的。
别人那是真流氓，他可是真秀才。
1932年从上海法学院毕业，正儿八经的法律系高材生。
他长得也斯文，不像别的特务那样一脸横肉，看着像个教书先生。
但他能爬上去，靠的可不是那张文凭，而是那一层硬邦邦的关系网。
他和戴笠、毛人凤都是浙江江山的老乡。
更绝的是，1941年他把毛人凤的亲侄女毛超群娶回了家。
背靠大树好乘凉，有了这层关系，毛人凤大手一挥，把他派去息烽监狱当了主任。
这便是他仕途上的一步关键棋。
那时候的息烽监狱乱得像锅粥，犯人们每天除了那一会儿放风时间，就是在那儿等死。
换个一般的典狱长，只要人不跑、不闹事，就算烧高香了。
可周养浩不这么想。
他那法律专业的脑瓜子转得快，满脑子都是“投入产出比”。
他到那一瞧，心里的算盘珠子就响了：关这么多人，还得管饭，这一天天的光往里搭钱，纯属赔本赚吆喝。
于是，他拍板定了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的规矩：监狱得改造成工厂。
他对下属说：“不能白养着这帮人，得让他们动起来。”
怎么动？
他一口气搞了八个“生产车间”：印书的、刻章的、做衣服的、纳鞋底的、卷烟的，甚至还开辟了个农场。
这套逻辑冷血到了极点，但也确实好使得很。
你要是犯人，你干不干？
干活就能拿“代金券”，能买口吃的，还能多出去透透气；不干？
那就关小黑屋伺候。
在求生欲的逼迫下，息烽监狱这帮人的劳动力被榨得一干二净。
谁能想到，周养浩管出来的监狱，卷出来的香烟居然成了贵州市场上的抢手货；种的菜、养的鸡鸭，逢年过节还能用军统的车拉到贵阳、重庆去卖大钱。
毕竟那是特务机关的车，谁敢拦？
谁敢收税？
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这一招露出来，周养浩在军统内部那是名声大噪。
大家伙儿这才发现，这书生不光会读书，把这“杀人机器”当成公司来运营，也是一把好手。
如果说在息烽监狱，周养浩展示的是他的“经营头脑”，那1949年处理杨虎城这事儿，就把他骨子里的“冷血”暴露无遗。
1949年8月，国民党眼瞅着就要完蛋。
蒋介石飞到重庆，下了道死命令：清理一批人，头一个就是杨虎城。
这脏活儿落到了毛人凤手里。
毛人凤把周养浩和徐远举叫来碰头。
当时摆在桌面上就两个法子。
徐远举是个大老粗，说话直来直去：“拉到荒山野岭，突突了，坑一埋，完事。”
周养浩听了直点头：“这招省心。”
可毛人凤把你俩叫来不是为了听这个。
他直摇头：“不行，动静太大，万一被人看见就麻烦了，得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这会儿，周养浩的本事就显出来了。
既然要“神不知鬼不觉”，那就得靠演。
那天，周养浩走进了关押杨虎城的特设监狱。
他换上一副推心置腹的笑脸，对杨虎城说：“杨先生，总裁想请您去重庆商量西北的大局，特意派我来接您。”
杨虎城那是闯荡半辈子的老江湖，警惕性极高，压根不信。
但这周养浩演技实在是太好了。
一路上，他嘘寒问暖，把那种“晚辈对前辈的敬重”、“老乡见老乡的亲热”演得跟真的一样。
他那张斯斯文文的脸，愣是一点点卸下了杨虎城的防备。
9月6日晚上，车子开进了重庆戴公祠。
周养浩的任务到这儿就算结了，他转手把人交给了刽子手张鹄和杨进兴，自己拍拍屁股走了人。
没过几分钟，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刚进屋，特务的刀子就捅进了他的后腰。
紧接着，一代名将杨虎城也被乱刀捅死，那帮特务甚至还拿手帕捂住他的嘴，生怕传出一点动静。
更没人性的是，为了斩草除根，他们连杨虎城秘书一家也没放过，连带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全都惨遭毒手。
等到手下人来汇报事情办妥了，周养浩是个什么反应？
没有半点愧疚，也不觉得害怕。
他乐呵呵地说：“干得漂亮，毛局长肯定要重重有赏！”
这一单“生意”，周养浩拿了200块银元。
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一次成功的“项目交付”。
他完美地完成了上级的指标，至于良心？
那是乱世里最不值钱的玩意儿。
可偏偏，精明了一辈子的周养浩，也有失算的时候。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逼近重庆。
周养浩心里清楚，自己手上血债太多，落到共产党手里绝对没好果子吃。
这时候，他面临最后一次逃命的选择。
他先是逃到成都，又飞到了昆明。
这当口，他想到了一个人——沈醉。
沈醉是军统云南站的站长，也是那“三剑客”里的兄弟。
周养浩抓起电话就打：“老沈啊，我是周养浩，赶紧给我弄张去台湾的机票，我明天就走。”
电话那头，沈醉热情得很：“急什么？
徐远举也在我这儿呢，咱们哥仨正好聚聚。”
周养浩这时候犯了个要命的错误：他还用旧官场那套人情世故，去衡量当时的局势。
他以为大家都是军统的铁哥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可他万万没想到，沈醉这会儿已经在盘算着投靠卢汉，而卢汉正准备起义投诚。
周养浩虽说是个老特务，到了昆明机场还是留了个心眼。
他把军装扒了，换上便服，混在人堆里四处张望。
当他看见大批警察在机场严查的时候，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沈醉把他给卖了。
他赶紧钻进一辆汽车，想蒙混过关。
可法网恢恢，他那张脸太好认了，最后还是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揪了出来。
这一次，他的那些小聪明，在大势面前输得一塌糊涂。
被抓进去以后，周养浩经历了一段挺有意思的心理变化。
刚开始，他是个死硬派。
绝食、不说话、怎么审都不开口。
他觉得自己是毛人凤的心腹，是老蒋的忠臣，得讲究个“气节”。
可没过多久，他发现这套根本不好使。
后来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周养浩突然“变脸”了。
他变得特别积极。
天天认真学习，甚至当着大伙的面痛哭流涕地忏悔，说自己罪大恶极，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杨虎城将军。
从50年代一直到1975年，整整二十多年，他都是改造队伍里的“模范生”。
直到1975年特赦的那一刻，大伙才看清他手里攥着的底牌。
刚拿到特赦令，一听说可以自由选择去向，周养浩连个磕巴都没打，立马申请去台湾。
这下子，所有人都愣住了。
你不是忏悔了吗？
你不是痛改前非了吗？
怎么前脚刚迈出大门，后脚就要去找蒋介石？
原来，这25年的“积极表现”，不过是他演的一场超长待机的“潜伏戏”。
他心里的算盘珠子是这么拨的：在牢里，只有表现好才能活命，才能争取早点出去；一旦特赦，我就自由了。
我有资历、有功劳（杀了杨虎城），只要回到台湾，蒋经国（当时老蒋已死）肯定得给我养老送终，搞不好还能补发这几十年的工资。
这是一种极度功利的生存哲学。
他没有什么信仰，不管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对他来说都只是工具。
他信奉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活着”，一个是“搞钱”。
但他千算万算，漏算了最后一笔账。
当他和另外九个老头儿来到香港，眼巴巴瞅着台湾方向时，台湾当局直接把大门给焊死了。
在台湾那帮人看来，这帮老头儿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了。
更要命的是，你们在共产党那边关了25年，谁知道脑子是不是被洗过了？
是不是带着任务回来的？
对于蒋家父子来说，死了的烈士才是好烈士。
活着回来的、被改造过的战犯，那就是烫手的山芋，谁沾谁倒霉。
周养浩这回彻底崩溃了。
他演了半辈子的戏，当了半辈子的工具人，最后才发现，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他这个“旧时代的残渣”都已经没地儿站了。
没辙，他只能滞留在香港，后来辗转去了美国定居。
1990年10月12日，周养浩在美国病死，活了84岁。
临咽气前，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想起那个在息烽监狱精打细算的下午，或者是那个在重庆把杨虎城骗进鬼门关的夜晚。
他聪明了一辈子，算计了一辈子，把犯人当资源，把杀人当任务，把坐牢当演戏。
但他唯独没算明白一件事：
在这个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面前，一个没有是非观、只会投机钻营的“工具人”，无论怎么精算，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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