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刚解放，陈毅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位小脚老太太。
她穿着军装，身上带着东北来的风尘，开口就要找儿子蔡群帆。警卫员拦住她，她不退，只把腰板挺直。
陈毅听见动静出来，握住她的手，说了一句：“妈妈同志，你辛苦了！”
这个“妈妈同志”，不是来认亲的家属。她自己也是部队的人，享受连级干部待遇。
蔡群帆离家时，母亲杨凤珠还在上海过日子。
丈夫早走，家里接连遭难，她一个人守着儿子。灯下那只针线篮，白天缝衣，夜里也缝衣，针尖在粗布上来回扎，攒下的钱，全送进了儿子的书本里。
蔡群帆原名蔡子香，学名蔡和民，一九一五年生在上海，祖籍浙江鄞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中法学堂参加反日活动，学堂不要他了，他就往更大的风浪里走。
母亲拦不住。
后来，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又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入党。再往后，他去了青浦，去了浦东，又随部队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打游击。
临走前，他没有把话说满。乱世里，一个年轻人不敢给母亲留太多念想。
打这天起，杨凤珠只知道儿子还在抗日。
可他在哪里，叫什么名字，身边还有没有人照应，她不知道。
蔡群帆这边，路越走越远。
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浦东抗日武装分批南渡浙东。蔡群帆率队到三北一带，后来成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骨干力量。
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帜。年底，金萧支队成立，蔡群帆任支队长。
儿子在前线带队伍，母亲却在另一路上被战争推着走。
她打听到儿子去了浙东，又听说部队北撤山东。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裹着小脚，从上海一路追到山东。
人没找到。
山东战事紧，地方同志只好把她送到东北后方通化。别人以为她到了后方，总该安顿下来。
杨凤珠二话没说，参了军，进了东北野战军被服厂。
被服厂里，案板上堆着棉布、针线、棉花。她那双在旧日子里磨出的手，终于有了新的用处。
一件棉衣缝完，她用指节压平线脚；一床军被包好，她再拎起来抖一抖，看看角上结不结实。
她不识字，可认活。
几年下来，这个从上海追儿子追到东北的老太太，因为工作出色，享受了连级干部待遇。
儿子在三野，母亲在四野。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勤，谁也不知道对方已经走到这一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市解放。
蔡群帆随三野进上海，在二十军干部名册里已有自己的位置。多年不见，他也曾回老家找母亲，可屋里空了，人也没了。
他以为母亲还在苦等。
没想到，军部电话打来，让他去军管会接人。
屋子里人很多，陈毅在，干部在，那个穿军装的小脚老太太也在。蔡群帆走进去，一眼看见她，脚步停住了。
十八年风霜，把母亲的脸改了；一身军装，又把她改了一回。
杨凤珠看着儿子，没有先哭，只把人从头到脚认了一遍。她终于等到活人，不是传话，不是名册，不是别人嘴里的一点消息。
母子相认了。
这个场面没有戏台上的抱头痛哭。一个是三野干部，一个是四野后勤老同志，他们在陈毅办公室里站着，像两个从不同战场归来的战友。
儿子离家多年成了部队参谋骨干，回头才发现，母亲早已不是等在门槛里的旧人。
她也穿上了军装。
后来，蔡群帆继续在部队工作，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而那一天的上海军管会里，杨凤珠握着儿子的手，陈毅爽朗地笑着。门外是刚解放的上海，门里是一对失散多年的母子，身上都还带着各自战场的尘土。
十八年，最后落在这一身军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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