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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丽的诗集《劳作与花开》,按“立春”“谷雨”“芒种”“白露”“大雪”五辑铺展,一些与时间和回忆有关的诗呈现在读者面前。《隐者》《爱》《月塘》《江南雪》《西泠湖山图》《兰亭集序》这些诗有着冷溪一般的流质,同时又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一阵清冽冷峻的“江南”气息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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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诗词江南,很难绕开明朝人张岱的小品文《陶庵梦忆》。《陶庵梦忆》有“说梦”性质,“梦忆”者,以旧事故景来砌造新意,“遥思往事,忆即书之”,赋人以深情,同时又赋物以真气,令作品显现出独特的气质。卢文丽的《花朵苏醒》如同这类诗的代表:“花朵苏醒/应验了它所承受的严冬/阳光和煦/像是从未如此温暖/消融了那些/只活在梦里的/以及那些/竭力想在世上留存的/抱柱的人淹没于众声喧哗/呵,光的力量/也使你反思/这些年如何被自己的影子一路追杀。”

中国古典诗词讲究“意境”,延续“赋”“比”“兴”传统。汉学家宇文所安指出,“追忆”是宋词的核心主题,“忆秦娥”“忆江南”以“忆”命名,“鹧鸪天”“虞美人”亦藏深情。宋词的回忆是复现模式,借修辞化往事为艺术,词人铺展心灵地图,让时间成为文学的审美场域。卢文丽的《登池上楼》继承了宋词中这种追忆的时间模式:“去年的风又来唤你了/似无法闪躲的命运”,以“去年”为引,化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冯延巳“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古典意象,将孤寂与怅惘藏于江南景致中。《别令江南冷》是怀念汪国真的诗,诗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四月何其残忍,雨丝的颤音像失眠的人,化作清瘦长短句。”两首诗中,卢文丽从古典江南的集体记忆中汲取灵感,山水草木从不同层面构成了古典江南的复喻,在现代快节奏生活状态下,古典与山水承载了独特的疗愈意义。江南作为“地理”,解救了现代人的心灵。

雨,是江南诗的灵魂。朦胧的春雨是打开江南的一种方法,譬如戴望舒《雨巷》,酥雨曲径通幽,指向潮湿记忆。“寒雨”和“苦雨”则是另一个侧面。《劳作与花开》中有一组诗,将古体诗和新诗并制,其中一首《寒食帖》取名于北宋大家苏轼的书法作品,全诗以“雨”字缀连:从赏帖时的雨天情境,到摹写苏轼“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潦倒,再到“望湖楼的雨,客舟中的雨”,“雨”成为投入古典湖池的石子,在现代语言中散开新的涟漪。诗人逐步将书写对象从苏轼转向自身,借雨抒怀,从古典的语境指向了自身经验,注入了具身感受。“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寒食帖》借雨写己,虽有古典留痕,但有很深的代入感。

“山水”是打开江南的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江南诞生了清幽、孤寒、邈远的气质。集子里的《归来》一首,“来去皆有所得/俯仰皆是自在/岁月迢遥,归来总未迟/山水清明,混沌的只是人心”,以极简文字点出山水与人心的对照;《松针与溪水》中“松针与溪水,互为皈依之夜/寺院烛火纷纷坠落/波上寒烟翠黛浓”,将松针、溪水、烛火、寒烟等意象交织,勾勒出澄澈空灵的江南山水,为诗歌注入清朗之气。《山居秋暝》《归园田居》《登池上楼》《江郎山》等诗作,亦以细腻笔触铸出江南山水的通透之美,为诗歌注入了澄澈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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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卢文丽以诗出道,与诗人昌耀保持通信往来,2024年《新文学史料》曾刊发《一束凄美的红玫瑰——〈昌耀、卢文丽往来书信选〉》。昌耀的诗有康健的自然主义理念,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这些诗歌特质也影响了卢文丽的创作。《荒野与玫瑰》是卢文丽致敬昌耀的组诗,共十五首,以“玫瑰”呼应昌耀《一十一支红玫瑰》,既有西部诗的辽阔胸怀,又有江南诗的细腻景致。《天上的亮星》将昌耀比作诗歌引路者,在困厄命运中为她指点迷津。《写信的人走了》一首:“写信的人走了,越走越远了。写信的人走了,风越刮越大了。写信的人走了,剩下一贫如洗的夜。写信的人走了,一个诗歌的时代就此终结。”摆脱了江南士子惯有的琐细悲戚,尽显西部诗的豪迈气度。

《从此爱这世间的一切》这首诗中有一句话:“诗歌的底色,散文的气韵,小说的封面。”古典也好,江南也好,都不足以概括卢文丽诗歌的全部特征。她的诗歌创作是立体的、多元的、综合的。《神话》是散文的,散文的特征是形散神不散,《神话》里有孙悟空,有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有江南的小孔桥,有春雨和油纸伞,有鱼变身,虽然元素乱炖,但读来却毫无违和感。《在越剧小镇》是小说式的诗歌:“戏唱得久了,有人就出不来了。观者不语,唯有欣赏复杂可怜的人性。/唱戏的肚里明白,只要会演就好,无关斯文与吃相。/世界由多个物种构成,生旦净末丑,重要的是找到同类。/将虚浮的泡沫熄灭吧,玄风岭下,有人执虚无的辔,穿越林海雪原。”这首诗将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的视角准确切换,全诗有理想主义的傲骨又有世俗通达之态。《爱》是诗歌和哲理的,将审美与受难并置,以鲷鱼刺身为意象,写得冷艳残酷,凝视似在深情处却又无情。全书中还有不少格言警句,譬如“落雪天应该把话说白”“梅花开了,一种简体向繁体的过渡”,这些都是美文和哲思的统一。

评论家尤佑在《精致抒情与湖山静修》中提出,“新湖畔”诗人的核心在于“还诗以纯粹”,把人作诗的意义,等同于诗歌意义的本身。江南自古文人辈出,卢文丽的《劳作与花开》既延续了婉约派的清丽风格,又以“劳作”喻指对诗歌的虔诚坚守,以“花开”喻指创作的丰硕成果。在她笔下,古典江南不仅是诗歌塑造的心灵地理,也是强化文化认同的根基。江南是根,是枝与干,也是关联古典与现代性的新方法。卢文丽以“劳作与花开”为题,意在用古典的江南气韵和词语之火辛勤“劳作”,侍奉自己的诗神。她的诗歌,是一场深植江南文化后的别样“花开”。

(作者系青年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