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1980年4月，萨特死了。
巴黎东蒙帕纳斯的一间公寓里，西蒙娜·德·波伏娃久久坐在窗边，手里没有拿书，没有拿烟，就那样坐着，像一座被掏空的山。
外面的路人不会知道，这个七十二岁的老妇人，曾经被全世界误解了整整五十年。人们说她是萨特的影子，说她是存在主义的附庸，说她因为爱一个男人，才写出了那本《第二性》。
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五十一年的相伴里，让萨特最无法入睡的，从来不是他爱上的那些女人，而是这个他从未真正"拥有"过的女人。
她不是岸。她从不是任何人的岸。
而这，正是他无法游离的原因。
1929年的巴黎夏天，潮热而躁动。
高师的备考生们挤在学校图书馆里，汗流浃背地准备教师资格考试。这一年的哲学科目主考官私下说过，这届学生里有两个天才，一个已经考过一次了，另一个是个女的。
那个"女的"叫西蒙娜·德·波伏娃，二十一岁，坐在窗边，读黑格尔，把厚厚的书页翻得啪啪响，翻到某一页，突然抬起头，对着走廊说了句什么。
"你对这段话的理解是错的。"
走廊里站着的，是让-保罗·萨特。
他比她大三岁，个子不高，眼睛一只斜视，鼻子宽而圆，相貌算不上出众。但他站在走廊里听完她的反驳，没有生气，反而向前走了两步，两只眼睛亮起来。
"你说来听听。"
西蒙娜没有抬头，指了指书页上的某一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黑格尔这里说的'自我意识'，你拿来类比的那个场景根本不成立。你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主体性。"
萨特走过来，低头看了一眼，沉默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他坐下来，把自己的书往旁边一推，说："你继续说。"
后来，他们在那个闷热的图书馆里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从黑格尔到胡塞尔，从现象学到意识本体论，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暗下去，图书馆的管理员来催了两次，他们都没有离开。
那一年，萨特考了第一，波伏娃考了第二。
主考官后来说，如果可以并列，他会把第一给那个女生。
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天傍晚，萨特在图书馆门口追上西蒙娜，说："我想和你建立一种关系。"
西蒙娜回头看他，没有任何表情上的波动，只是说："什么样的关系？"
萨特说："一种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的关系。"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你先把你对黑格尔那段话的误读给我解释清楚，再谈别的。"
萨特后来在日记里写，那是他第一次遇到一个女人，让他感到——某种说不清楚的，既像是被挑战，又像是被对等注视的感觉。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他只知道他站在那个傍晚的街角，有一种很奇怪的、轻微的，类似于晕眩的东西。
他们后来签订了"契约"。
这件事被后世反复引用，也被反复误读。
很多人以为那是萨特主导的，是他设计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关系框架，然后拿给波伏娃签字。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
那是在1929年的秋天，萨特即将去外地服兵役，两个人在卢森堡公园的长椅上坐着，讨论未来。萨特说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他相信人的情感是流动的，不应该被契约囚禁。
波伏娃说："我也不相信。"
萨特以为她只是在附和，下意识地说："那我们可以——"
"但是，"西蒙娜打断他，"你说的那种'自由'，不是真的自由。"
萨特愣了一下。
"真正的自由，"她说，"是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选择留下。不是因为我依赖你，也不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而是因为我清醒地选择和你在一起。"
萨特说："这和我说的有什么不同？"
西蒙娜转头看他，说："不同在于，你说的'自由'，背后其实有一个预设——你希望我永远在那里等你。而我说的是，我有可能不在。"
那是1929年，那个年代的女性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说话的。
萨特沉默了一会儿，说："好。"
他们后来的契约，核心只有两条：第一，彼此都可以有其他的爱人，不必隐瞒，也不必愧疚；第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爱情"，其他的爱情是"偶然的爱情"。
萨特说这个框架的时候，以为这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
他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把"可以选择离开的权利"毫无保留地给了她。
而波伏娃，是真的懂得用这个权利的人。
那些年里，萨特爱过很多女人。
奥尔加，是他们共同的学生，美丽、冷漠、神经质，让萨特着迷了好几年。萨特追她追得如痴如醉，给她写信，给她念哲学，给她讲存在主义，像一个第一次失恋的少年，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持重。
那段时间，波伏娃也在场。
她看着萨特在奥尔加面前变得局促、渴望，看着他为了一个女孩彻夜不眠，看着那个向来高谈人的本质自由的男人，在具体的情感面前变得如此笨拙和溃败。
她没有说什么。
她去写她的小说，写她的哲学论文，给她自己的爱人写信——是的，她也有爱人，美国记者纳尔逊·艾格林，后来还有克洛德·朗兹曼，她从不把这些情感藏起来，也从不为这些情感道歉。
但有一次，萨特在深夜敲响她的公寓门，进来坐下，不说话，只是坐着。
西蒙娜没有问。她泡了两杯茶，放在桌上，坐在对面继续看书。
过了很久，萨特说："她今天跟我说，她不喜欢存在主义。"
西蒙娜翻了一页书，没有抬头，说："那是因为她还没想清楚自己是谁。"
萨特说："你不问我难不难受？"
西蒙娜这才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说："你难受是因为你在一个人身上寻找一个你以为存在但其实不存在的东西。这和我问不问没有关系。"
萨特看着她，那双有一只斜视的眼睛里，有某种很复杂的东西。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种方式，是一种很残忍的温柔？"
西蒙娜说："我没有给你温柔。我给你的是真话。"
萨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
他喝了茶，到凌晨两点，走了。
第二天，他回来，带来了一篇刚写完的论文草稿，说："帮我看看这里的论证有没有漏洞。"
他们就这样又工作到傍晚。
没有人提起昨晚的事。
1949年，《第二性》出版。
那本书出来的时候，法国的报纸几乎炸了锅。有人说那是色情文学，有人说那是对"正常女性"的侮辱，梵蒂冈把它列入禁书名单，加缪私下说那本书让法国男人难堪了。
萨特看了全稿，沉默了两天。
然后他说："这是你写过最好的东西。"
西蒙娜说："我知道。"
萨特说："里面有些地方，是在写我们吗？"
西蒙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里面写的，是所有习惯于把自己定义成'他者'的女性。"
萨特说："但是你呢？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也曾经把自己定义成他者？"
这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
西蒙娜放下笔，看着窗外，过了很久，说："写这本书之前，也许有。写完之后，没有了。"
萨特没有追问。
但那一刻，他感到某种东西从内部动了一下，像是一扇本来半开的门，突然被风轻轻推了一下，然后又关上了。
他没有说出来。
他也许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后来的很多年，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却不在一起住。
这是他们关系的基本形态：紧密，但不合并。
每天下午，他们会在固定的咖啡馆见面，一起工作，各自写各自的，偶尔抬头说几句话，有时候一个下午都不说话，但就是要在同一个空间里。
萨特的那些"偶然的爱情"来了又去，有的闹出很大的动静，有的悄无声息。有一段时间他爱上了一个叫米歇尔的年轻女孩，为她放弃了很多正事，波伏娃在外地听说了，只给他发了一封信，信里说："如果你能从这件事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值得。如果不能，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上面。"
没有控诉，没有眼泪，没有"你在干什么"，没有"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只是一句话，精准，不多余，又带着某种几乎刀锋一样的清醒。
萨特后来说，那封信让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可悲。
不是因为她冷漠。
而是因为她太清醒——清醒到他没有办法在她面前继续自欺欺人。
那是他一生中很少有过的感受：在另一个人面前，他忽然失去了做那个"更高明的人"的能力。
波伏娃自己的感情也不是没有伤过她。
艾格林，那个美国记者，爱过她，也离开了她。他们跨越大西洋的恋情持续了将近十年，她为他打破了自己某些根深蒂固的边界，学着去想"如果我在他身边"这样的句子，甚至一度考虑是否要放弃法国，去芝加哥与他长住。
那是她这一生最接近于"依附"的时刻。
艾格林最终娶了别的女人，干脆利落，没有太多说明。
波伏娃失落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她写东西很慢，容易走神，有时候在咖啡馆里坐着，会忘了面前摆着什么书。
萨特看见了。
他没有说"我早就知道"，没有说"你看，还是我们最重要"，没有借机证明什么，他只是某一天下午，把手放在她的稿纸上，说："你现在写的这篇文章，论证已经偏了。"
西蒙娜愣了一下，低头看。
他是对的。
她重新开始写，他坐在旁边，偶尔指出某处逻辑的漏洞，偶尔就那样坐着什么都不说。
傍晚的时候，她忽然说："我觉得你是个很奇怪的人。"
萨特说："怎么奇怪？"
她说："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一个在我难过的时候，不试图安慰我，也不试图从我的难过里拿走什么东西的人。"
萨特想了想，说："因为你的难过是你的，不是我应该处理的东西。"
西蒙娜看了他一会儿，说："是的。"
然后他们各自低下头，继续工作。
五十年里，他们吵过很多次架。
有时候是因为彼此的哲学判断出现了真实的分歧，有时候是因为某个具体的爱人引发了摩擦，有时候只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让人烦躁，找了彼此的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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