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叛逃飞机上，对自己开枪的士兵》《2016年，一则台湾寻亲贴在网上引发热议》、《1965年，飞行员廉宝生被定为叛徒，26年后被追认为烈士》《林书友：廉保生归葬，台湾自欺欺人的账清了？》《65年李显斌叛逃台湾后过得如何》《"叛徒"还是"烈士"揭秘空军战士廉宝生殒命台湾真相》等公开资料整理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1年12月26日上午，青岛机场国际出发区。
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整洁的中年男人拎着行李，从候机楼里侧步道走向登机口。
速度不快不慢，神情没什么特别之处，周围的旅客不会多看他一眼。
如果不是有人提前掌握了他的行踪，他大概就这样混在人流里，登机，离境，消失回加拿大。
走到登机口前十几米的位置，几名便衣人员从人群里走出来，站到了他的正前方。
男人停了步。
沉默了约莫五六秒，他把手里的证件递了出去。
没有挣扎，没有争辩，也没有试图转身跑路。
他很清楚，这一刻早晚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平静。
这个男人叫李显斌，1937年3月生于山东省阳信县，原解放军空军飞行员。
1965年11月11日，他从杭州笕桥机场驾驶一架伊尔-28轰炸机飞往台湾，带走了2000两黄金的赏金，也带走了两个对此完全不知情的战友——一个被他打伤后被迫流亡多年，另一个，在飞机落地后用自己的枪结束了生命。
从那一天到1991年12月26日，中间隔了整整二十六年。
这二十六年里，他娶了三任妻子，在台湾空军里从少校做到中校，挥霍了一大笔黄金，移民加拿大，经商失败，妻子离去，落得两手空空。
最后因为母亲病重，他回来了——以一个加拿大商人的身份，带着侥幸心理，踏上了这片他离开了二十六年的土地。
他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他想错了。
【一】山东阳信走出来的飞行员，以及他藏在柜子隔层里的收音机
1937年3月，李显斌出生在山东省阳信县银高乡郭名太村，家里是普通农户，靠种地为生。
那一年正是局势动荡的年份，农村家庭的日子普遍艰难，但李显斌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从出生起就得到了全家人最好的对待。
父母省吃俭用，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供他读书，盼着他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按照当地的习俗，李显斌11岁那年，父母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五岁的童养媳，让她在家里照顾他的起居。
上有父母百依百顺，身边又有人贴身服侍，李显斌就在这种四面被护着的环境里一路长大，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种自我为中心、不肯吃苦的习性。
1955年，18岁的李显斌应征入伍，经过考核进入空军航空学校，正式踏上飞行员的培训轨道。
这件事在当时的阳信县是头等大事。
能进航校，意味着将来就是飞行员——在那个年代，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出人头地，乡亲们纷纷来道贺，父母脸上的笑容连着好几天没消。
李显斌在航校的飞行技术水平只能算中等，并不出色，毕业时被授予准尉军衔，而他同期的许多同学拿到的是少尉——这个差距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只是他不愿意正视。
航校毕业后，李显斌被分配到南京军区空军某航空师担任飞行员。
进了部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那个比自己大五岁、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原配妻子离了婚，理由是嫌对方年龄比自己大。
紧接着，他娶了一位同乡的青年教师为第二任妻子，后来两人生了一个女儿。
再婚之后，李显斌开始向部队申请家属随军，但申请迟迟没批下来。
1962年底，部队把他的妻子安置到南京工作，他所在的部队又需要换防到杭州，两人再度两地分隔。
为这件事，李显斌和部队领导积了不少摩擦，时不时就要发牢骚，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1963年，部队组织夜航训练集训，李显斌恰逢生病，缺席了这轮考核。
到下一年安排夜航训练时，领导综合考虑他的夜间飞行技术存在不达标风险，没有把他排进名单。
这件事让李显斌的反应大得出乎常理——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大哭，随后以绝食的方式向领导施压，要求重新安排他参加训练。
部队多次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他不仅没有任何收敛，反而越来越觉得自己被整个体制排斥和针对。
不满就这样一点点累积，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直到1965年7月，一件事触发了他真正的转变。
那个月，国内民航发生了一起驾机叛逃南朝鲜的事件。
李显斌听到这个消息，脑子里某根弦被触动了。
他开始频繁以"听天气预报"和"给手表对时间"为借口，躲进部队俱乐部，收听台湾的广播电台节目。
台湾电台那档名叫"飞向自由"的广播节目，专门针对大陆空军飞行员设计，由8个电台、21个波段联合播放，核心内容就是一件事：只要驾机来台，立刻兑现高额黄金奖励。
驾驶伊尔-28这一级别的轰炸机，奖励尤为丰厚。
广播里反复播报的那些数字，落在李显斌耳朵里，让他第一次睡不着觉。
他在心里盘算：在大陆这么干下去，一辈子也攒不了那么多钱，部队里又处处碰壁，而台湾那边说，只要飞过去，黄金奉上，军衔奉上，一切安排妥当。
此后，他一改之前消极怠工的状态，突然积极起来——但积极的方向，不是为了完成训练任务，而是为了叛逃做准备。
他开始认真研究飞行技术参数，从侧面打听伊尔-28在不同高度的油耗数据，在海上飞行如何修正航向，还悄悄研究了从杭州到台湾桃园的飞行路线。
与此同时，他做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后来被调查人员视为重要线索的动作：把存款全部汇回山东老家给父母，并特别叮嘱父母"没有特殊困难不要随便花"。
不仅如此，他还进行了一次实际的"演习"。
在一次例行训练飞行中，他谎报飞机发生故障，借机把飞机在高空高速飞行了十几分钟、明显超出正常航线的距离，确认飞行状态稳定后，才以"故障排除"为由返航。
地勤人员检查了飞机，没发现任何机械问题，上级也没有深究，把这次异常当成了一个普通意外，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预演。
整个叛逃计划的准备工作历时约四个月。
直到1965年11月11日那天早上，李显斌在宿舍里，把手枪弹簧从李才旺的配枪里卸下来，把那台改造过的收音机留在了柜子的隔层里，和往常一样走向机坪。
【二】1965年11月11日上午10时10分，杭州笕桥机场
这一天恰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16周年纪念日。
笕桥机场这边，编号0195的伊尔-28轰炸机按计划升空，执行例行训练任务。
这架飞机当时隶属南京军区空军第八师第二十二轰炸机大队，三名机组成员各有分工：机长兼驾驶员李显斌与领航员李才旺同坐前舱，通讯员兼尾炮手廉宝生独自坐于尾舱。
伊尔-28的前舱和尾舱在物理结构上是完全隔离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通道，尾舱的人只能通过机内通话系统与前舱保持联络。
这个构造上的特点，是廉宝生在整个叛逃过程中完全被隔绝在信息之外的直接原因。
李才旺是经验丰富的领航员，和李显斌共事过不少次，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次任务有什么特殊之处。
廉宝生那天登机前的状态，也完全正常——他刚结婚18天，正处于人生最顺的一段时间。
起飞，一切正常。
飞机在正常航线上飞行了一段时间，李显斌开始悄悄调整机头方向，角度很小，初期不容易察觉，但这个偏移逐渐积累，方向已经对准了台湾海峡的方向。
李才旺是领航员，察觉航向偏差是职责所在，偏差刚出现他就发现了。
他立即通过机内通话呼叫李显斌，没有任何回应。
意识到情况严重，他拔出配枪，扣动扳机——没有任何动静。
枪早在地面上就被人动过了，那根击发弹簧已经不在了。
李显斌随即从驾驶位上转过身来，掏枪朝李才旺开了一枪，击中他的身体，伤情不致命，但足以让他失去继续反抗的能力。
尾舱的廉宝生，对前舱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他坐在那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位置上，被带着，往一个他完全不知道的方向飞去。
飞机进入金门岛上空时，金门守军发现了这架从大陆方向飞来的轰炸机，防空警报拉响，炮火射击。
李显斌在空中连续做出"摇摆机翼"的预定投降信号——这个信号是他从台湾广播里专门学来的，是一套双方都知道含义的暗语。
金门的炮火没有击落飞机，李显斌继续往南飞，最终到达桃园机场上空。
在桃园机场上空，他再次做出摇摆机翼的动作，地面给出允许降落的指令。
降落时，出了一个关键的异常动作。
飞机本来完全可以平稳正常着陆，但李显斌刻意采取了机尾先着地的方式迫降，造成机体猛烈颠簸。
前舱的李才旺和李显斌本人受了轻伤。而机尾承受了最剧烈的冲击——廉宝生就坐在那个位置。
台湾当局在随后的新闻发布里说，廉宝生是在降落事故中"意外受伤不治"。
这个说法，在此后整整二十八年里，都是官方给出的版本。
【三】机门打开的那一刻，以及舱内发生的事
机舱门打开，李显斌第一个走出来，举起双手，把手枪交给等在外面的台湾士兵，报告自己的身份，并提示舱内还有两名成员，告知"要注意尾舱的人"。
台湾地面部队冲进机舱，把轻伤的李才旺架了出来，又赶往尾舱。
廉宝生在剧烈震荡中一度昏迷，苏醒过来的时候，眼前是荷枪实弹的台湾士兵，是站在机舱外面、已经把手枪交给对方的李显斌，是写着"桃园"的机场建筑。
他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也完全清楚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他没有选择投降。
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开了一枪。
2016年，廉宝生在台湾下葬了51年的骨灰被挖掘出来，运回大陆。
法医检查时在他的头骨上发现了一处清晰的弹孔，入射方向确认为自内向外，证实了他确实是自己开枪。
那颗子弹的物理痕迹，在半个世纪之后，成为了他清白的最后证明。
台湾当局随即把廉宝生列入"反共义士"名单，由当时身兼"国防部长"职务的蒋经国亲自颁发八尺挽联，上书"尚义成仁"四字，还以国军上将规格为他举办了葬礼——墓地宽达24平方米，国军上将级别的待遇。
600多名官兵出席了追悼会，台湾媒体大幅报道，称他是"投诚途中不幸牺牲"的英雄义士，并追授空军少校军衔，奖励1000两黄金，声称待日后有机会将转交家属。
这笔黄金，后来再也没有送到廉家。
廉宝生被草草埋在桃园机场附近一处普通的空军公墓里，没有后续的维护，也没有任何人定期祭扫。
李显斌的接待，则完全是另一番场景。
台湾当局授予他空军少校军衔，颁发2000两黄金，在台北为他安排了宽敞的公寓——据记载，那是铺了地毯的豪华居所，而同期来台的其他人大多住在眷村或者租房。
台湾媒体给他贴上了"投诚义士"的标签，他成为宣传部门的主要素材，在台湾多个城市做了巡回演讲，还专门撰写了一本讲述自己"投诚"经过的回忆录，一度在台湾社会拥有相当的知名度。
蒋经国接见了他，李才旺也一同出现在了那张合影里。
与此同时，大陆这边，笕桥机场的塔台还在反复呼叫那个消失的飞机编号，一遍又一遍，没有任何回应。
台湾的广播播出了那条消息，基地的领导才确认了真相。
南京军区空军专案调查组迅速进驻，三名飞行员的宿舍被全部翻查，李才旺和廉宝生的宿舍里什么都没有，李显斌的柜子隔层里，那台改造过的收音机被找到了，床底下，李才旺手枪的击发弹簧躺在那里。
两件东西，把蓄谋已久的预谋坐实了。
李显斌在大陆的家人从此时起开始承受各种压力。
他的父母得知儿子叛逃，当场卧床不起，往后数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处境十分艰难。
他在大陆的第二任妻子随即离婚，带着女儿独自生活，头上顶着一顶沉重的帽子，在那段岁月里举步维艰。
廉宝生的家人，处境更为严峻。
廉家在当地原本是光荣的军属之家——大哥廉宝忠做公社书记，老二廉宝生在空军，老三在海军任副连长，老四是刚入伍的陆军新兵，兄弟四人海陆空齐全，在十里八乡都小有名气。
廉宝生出事时，他们家正处于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然后，这一切在消息传回来的那天，彻底翻了个面。
"叛逃者家属"这顶帽子压下来，廉母李氏从那时起到离世，承受了多少，旁人难以尽知。
【四】2000两黄金之后的账：名利快速消散，监视如影随形
台湾当局对李显斌的热情，是有时限的。
到手的黄金，解决了眼前的富贵。
台湾当局不惜砸下重金拉拢大陆飞行员，背后的逻辑很清楚：拿到飞机可以研究技术参数，拿到飞行员可以做宣传，两样都要，但这个"价值"是会随时间消耗殆尽的。
飞机研究完了，宣传材料用完了，一个叛逃来的人，往后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账，台湾当局算得比任何人都清楚。
叛逃不久，台湾方面给李显斌做了一个安排——他娶了一个名叫张美云的女子，此人是当时台湾中广播音的知名播音员，年轻漂亮，19岁，两人相识不过半年就结了婚。
李显斌有2000两黄金，又是风头正盛的"义士"，这段婚姻表面上看很风光。
但多份资料后来证实，张美云实际上是台湾情报部门安插的人，她嫁给李显斌，承担着监视他一举一动的任务。
李显斌当时未必完全不知情，但在那个阶段，钱有，房有，名气有，妻子漂亮，这些遮住了很多东西。
进入台湾空军后，他的军衔从少校在三年后晋升至中校，这是他仕途上最顺的阶段。
但军事职位层面，他告别了飞行岗位，被安排进行政部门担任闲职，七年才晋升了一级。
实际的待遇和最初的承诺之间，开始出现落差。
台湾当局不可能真的把核心的飞行任务交给一个来历已知、可靠性存疑的前大陆飞行员——这是基本的安全逻辑，不会因为奖励了多少黄金而改变。
与此同时，李显斌逐渐意识到自己被持续监视。
每当他和张美云搬到一处新住所，不出多久，旁边就会出现一两个陌生面孔作为新邻居。
换一个地方，新的"邻居"又出现了。
这套监控体系运转得相当娴熟，只是时间长了，就算李显斌不擅长察言观色，也能感觉出来点什么。
他后来才知道，李才旺的妻子薛训蓉同样也是情报系统的人，专门派来盯着李才旺的。
两个"义士"，各自娶了一个情报人员作妻子——这件事在很多年后被李才旺公开说出来，成为台湾当局当年如何对待这些"义士"的具体注脚。
黄金的消耗速度，出乎李显斌的预料。
他没有经过严格的财务管理训练，也没有任何投资理财的经验，加上当时生活阔绰，花钱的速度远比存钱快。
等到他意识到手头的黄金已经消耗了大半，距离叛逃也才过去没几年。
和张美云的婚姻，走到后来矛盾不断。
两个人的感情本就不是从真实的相互了解里生长出来的，争吵频繁，张美云在口角中不止一次拿他的叛逃身份来讽刺他。
李显斌对此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最终，两人离婚，李显斌拿到了儿子的抚养安排，但婚姻的破裂意味着他在台湾的那层"风光"又薄了一分。
离婚之后，他又遇到了另一个女子，姓黄。
这段关系的结局更为难堪——对方以各种名目和借口，把他剩余的钱财陆续骗走，随后消失，再也找不到人。
李显斌多方寻找无果，只能自认倒霉。这一次之后，他所剩的家底已经相当有限。
台湾当局也不再把他当回事了。
宣传价值早已耗尽，他在军方体系里既没有实质职能，也没有什么人脉，在那些人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用完了的工具。
1990年，李显斌以53岁的年纪从台湾军方正式退休，带着第三任妻子——加拿大籍华裔女子潘烈华，移居加拿大。
加拿大的日子是他后半生里处境最落寞的阶段。
他尝试过经商，但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人脉，几次折腾下来赔了不少钱。
潘烈华随后把他仅剩的积蓄挥霍光，两人关系随之急剧恶化，最终走向分离。
到这里，李显斌在海外的资产已经基本清零，既没有可靠的财务支撑，也没有任何稳定的家庭关系，语言障碍让他在加拿大的生活圈子极为狭窄，每一天的过法都和他当初设想的那种"另一种人生"差距甚远。
26年之后，这些黄金早已耗散殆尽，三段婚姻全部以破裂告终，换来的是一个漂泊在异乡、两手空空的老人。
1991年，他接到了大陆那边传来的消息：母亲已经病重。
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计算——他认为，26年过去了，当年那件事应该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自己换了国籍，换了证件，以加拿大商人的身份入境，大概不会有人认出他来。
他决定回去探望母亲。
他盘算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致命的遗漏：在他迈上回国的那一步之前，有关他此次行程的消息，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国内相关部门。
而国内这边，等待他的不是遗忘，而是一张早已拉好的网，和一份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里等待他名字的案卷。
当他见完母亲，在山东老家待了十天，提着行李走向青岛机场登机口的那个早上，有人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很久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