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明史》《明太祖实录》《草木子》叶子奇著、《明代民族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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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大明王朝正式建立。

同年秋,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一路攻克大都,元顺帝仓皇北逃。

战事平息之后,明军押解回南的队伍里,多了一支特殊的人群——蒙古女子,足有二十万之众。

她们的丈夫与兄弟,或战死沙场,或随溃军退入草原。

她们本身,就这样成了大明开国之初最棘手的遗留问题。

彼时朝堂之上,如何处置这批人,迅速成了一道无人敢轻易开口的难题。

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常遇春。他的奏折言辞简练,立场鲜明——杀。

消息传开,朝堂震动。

而朱元璋在看完奏折之后,沉默良久,最终提笔,写下了截然相反的决定。

政令颁布之后,满朝文武,无一人公开置词。

武将找不到反驳的入口,文臣说不出叫好的话。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这道政令不过是一道寻常的人口安置令时,那二十万人的命运,已经悄悄走上了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路,而这条路的尽头,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漫长,也都要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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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遇春的奏折,说了什么

1368年秋,应天府,朱元璋的御书房。

窗外的梧桐叶已经开始泛黄,秋风穿过廊道,把院子里的落叶卷起来又放下。书房里很安静,只有朱元璋翻看奏折的声音。

那道奏折,是常遇春递上来的。

奏折的内容不复杂,措辞简练,甚至有些直白——北伐结束,押解入关的二十万蒙古女子,请旨处决,不留后患。

这不是常遇春第一次提这类请求。

早在1360年,龙湾之战刚刚结束,常遇春在军帐里对徐达说过一句话:"留着这些人,迟早是祸。不如斩草除根,省得日后麻烦。"

徐达当时没有吭声,只是低头喝茶,茶杯放下的声音很轻。

这件事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直接下令:不许。批复只有两个字,但语气不容置疑。

1363年,鄱阳湖大战结束,常遇春又一次上书,措辞比上一次更加直接:"战俘留之无用,耗粮靡饷,不若尽除之。"

朱元璋再度否决,在批复里写了一句话:"战俘亦人,不可妄杀。"

但常遇春的逻辑,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在军中多次对副将说:"你们觉得留着他们是仁义,等哪天他们反水,那时候哭都来不及。"

副将们听了,大多沉默。

没有人敢公开反驳,也没有人真的完全认同。

常遇春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犹豫,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这一次,1368年秋天的这道奏折,与之前的几次请求,在逻辑上一脉相承。

常遇春在奏折里写道:"北元未灭,草原残部尚在,此二十万人若散入民间,一旦为敌所用,后患无穷。请旨处决,以绝后患。"

奏折送达御前,朱元璋没有立刻批复。

第二天清晨,朱元璋召见了刘基。

刘基进书房的时候,朱元璋正背对着门站着,看着窗外的院子,没有回头。

朱元璋说:"伯温,你来了,坐。"

刘基在书房一侧的椅子上坐下。朱元璋转过身,把常遇春的奏折推到案边,说:"你看看这个。"

刘基拿起奏折,从头到尾看完,放下,没有立刻开口。

朱元璋在刘基对面坐下,说:"你怎么看?"

刘基说:"常将军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朱元璋没有接话,等着他继续说。

刘基顿了顿,继续道:"但杀了,未必能解决他担忧的那个问题。"

朱元璋说:"说下去。"

刘基说:"北元的残部,现在在草原上。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二十万女子回去,而是一个开战的理由。陛下若下令处决,这个理由,就有了。那些本来还在观望的蒙古部族,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倒向北元。"

朱元璋没有说话,起身在书房里走了几步,脚步很慢,像是在想什么。

刘基继续说:"况且,新朝初立,陛下以仁义立国,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帜。这二十万人若死在洪武元年,史书会怎么写,朝野会怎么议,陛下比臣清楚。"

朱元璋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刘基,说:"那你说,该怎么办?"

刘基没有立刻回答。书房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廊道上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刘基说:"臣有一个想法,但说出来,陛下未必喜欢听。"

朱元璋说:"说。"

刘基说:"萧何之谋。"

就这四个字,刘基没有再往下说。

朱元璋盯着刘基看了片刻,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转动,说:"你的意思,是用制度,不用刀。"

刘基说:"是。"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朱元璋说:"你先退下。"

刘基起身行礼,退出书房。

书房的门合上之后,朱元璋重新坐到案前,拿起常遇春的奏折,又看了一遍。

他把奏折放到一旁,提起笔,在另一张纸上缓缓写下几个字,放下笔,靠在椅背上,久久没有动。

那天夜里,应天府的灯火一直亮到很晚。

第二天,那道政令颁布了。

只准嫁汉人。

常遇春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军营里巡视。

传令官把旨意念完,常遇春站在营地中间,沉默了很长时间,一句话没有说,转身走回自己的帐子,放下帘子,再没有出来。

他没有上书反驳,也没有再提那道奏折里的任何一个字。

从那天起,这件事,在常遇春这里,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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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朝堂上,那些没有说话的人

政令颁布后的第三天,应天府的朝会上,气氛异常安静。

按照惯例,重大政令颁布之后,朝堂上总会有人出来说话——或者表态支持,或者提出疑问,或者建议补充细则。

但这一次,没有。

朱元璋坐在御座上,扫了一眼朝堂,左侧武将队列,李文忠、冯胜、邓愈,一个都没有开口。

右侧文臣队列,宋濂、章溢,同样是沉默。

朱元璋说:"诸卿可有异议?"

没有人答话。

朱元璋又说:"此令涉及二十万人的安置,地方执行事宜,六部各司其职,户部拟定清查细则,兵部协调边地卫所,礼部核查婚配程序。各部尚书,可有疑问?"

户部尚书站出来,说:"臣领旨,清查之事,臣即刻着手拟定章程。"

礼部尚书跟着说:"臣领旨。"

兵部尚书说:"臣领旨。"

三个人,没有一个提出实质性的问题。

朱元璋点点头,朝会散了。

散朝之后,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在廊下碰上,两个人走了几步,谁也没有开口。

走到廊道转角处,礼部尚书停下脚步,压低声音说:"陛下的意思,执行就是了。"

户部尚书说了个"嗯"字,脚步没有停,两个人就这样分开走了。

这段对话,记载于明人私修笔记《菽园杂记》的相关条目,是洪武初年朝堂氛围的一个侧面留存。

另一段对话,发生在武将营地里。

政令颁布后的第五天,冯胜在自己的营帐里,见到了前来拜访的邓愈。

邓愈坐下来,喝了口茶,随口说:"常将军那边,没有动静?"

冯胜说:"没有。"

邓愈放下茶杯,说:"这倒奇了。"

冯胜说:"有什么奇的。旨意都下了,还能怎样。"

邓愈沉默片刻,说:"你觉得陛下这道令,往后会怎样?"

冯胜说:"往后的事,陛下比咱们想得远。咱们看到的,是眼前这二十万人。陛下看到的,不是这一代。"

邓愈听了这话,没有再说什么,喝完茶,起身告辞,出了营帐,脚步走得有些慢。

武将这边的沉默,有其自身的逻辑。

常遇春的方案被否,后续没有人接着推,原因不复杂。

你要坚持"杀",就必须论证"不杀会有什么后患"。

但朱元璋的方案,是在处理这个后患,只是方式不同。

你没有办法说"陛下的方案行不通",因为它还没有执行,没有失败的证据。

在没有具体依据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换来的只有政治风险,不是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文臣这边,情况更复杂一些。

散朝后的第二天,宋濂在家中书房里,见到了来访的弟子方孝孺。

方孝孺那时还年轻,进了书房,先行了礼,然后问了一句:"先生,朝廷昨日颁布的那道令,先生怎么看?"

宋濂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你说的是哪道令?"

方孝孺说:"就是关于那二十万蒙古女子的安置令。"

宋濂放下手里的书,说:"你来问我,是因为你自己有想法了?"

方孝孺说:"弟子觉得……这道令,有些地方,与儒家的婚姻之道不太合。婚姻大事,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道令强制安排,弟子有些不解。"

宋濂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的,有道理。"

方孝孺以为先生要继续说下去,结果宋濂就此停住,重新拿起了桌上的书。

方孝孺等了一会儿,说:"先生,那……"

宋濂说:"那什么。陛下的令,有陛下的考量。你我能看到的,未必是全部。"

方孝孺还想再说,宋濂抬手止住他,说:"有些话,想明白了,放在心里就好。"

方孝孺出了宋濂的书房,站在院子里,秋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文臣的沉默,与武将的沉默,性质不同,但结果一样。

儒家讲仁义,讲以德服人,皇帝不杀俘虏,从儒家立场来看,理应支持。

但这道政令的内容是强制婚配,与儒家婚姻伦理之间有明显的张力。

叫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反对,找不到突破口,因为皇帝确实没有杀人。

更实际的考量是,这道政令的执行,涉及庞大的行政工作——清查、分配、监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人承担责任。

谁如果公开表态支持,就等于主动请缨承担执行责任。

一旦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表态支持的人,将首当其冲。

主动承担一项复杂政策的责任,同时又难以在道义上做出清晰辩护,这种组合,没有人愿意碰。

于是,沉默成了所有人共同的选择。

朝会上那片安静,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每个人都有想法,但每一个想法,说出来都不合算。

政令,就这样在一片沉默中开始进入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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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遇春没有说出口的那些话

政令颁布后的第十天,常遇春去见了徐达。

两个人在徐达的书房里坐着,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书房里点着灯,光线有些昏黄。

常遇春端着茶杯,没有喝,放在膝盖上转了转,开口说:"达兄,你觉得陛下这道令,能行吗?"

徐达说:"陛下的令,能不能行,不是咱们说了算。"

常遇春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觉得,这样做,真的比杀了强?"

徐达没有立刻回答,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看着常遇春,说:"你在军营里待了多少年了?"

常遇春说:"从至正十五年算起,到现在,十三年了。"

徐达说:"这十三年,你见过多少人死在战场上?"

常遇春说:"多了,数不清。"

徐达说:"死在战场上的人,他们留下的儿子,后来怎样了?"

常遇春沉默了一下,说:"有些长大了,又上了战场。"

徐达说:"对。杀了人,不等于杀了恨。仇是会传的,传到下一代,就又是一把刀。陛下不是不知道你担心的事,只是陛下想的,比咱们远一些。"

常遇春没有说话,把手里的茶杯放到桌上,往椅背上一靠,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说:"我就是觉得,留着这些人,终究是个变数。"

徐达说:"哪样处置没有变数。你杀了,北元那边的变数更大。你现在杀二十万,北元那边就有了二十万条理由,年年来打,打个没完没了。"

常遇春轻轻吐了口气,说:"但愿如此吧。"

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都没有再说话。灯火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了晃,又静下来。

常遇春起身,说:"天色不早了,我回去了。"

徐达送他到门口,说:"回去好好歇着,北方的事,还没完呢。"

常遇春点点头,走出去,脚步稳健,背影在夜色里渐渐消失。

徐达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远,没有立刻回去,就那么站了一会儿。

1369年,常遇春在北伐途中,于柳河川暴病身亡,年仅四十岁。

他死在北方,死在那道政令还没有产生任何可见效果的时候。

他没有等到那二十万人嫁入汉家,没有等到第一代子女出生,没有等到任何关于这件事结果的消息。

他临终前说了什么,史书没有记载。

徐达听到消息的那天,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没有让人进去。

朱元璋辍朝,追封常遇春为开平王,谥"忠武"。

这个谥号,在武将的谥法里,是最高的规格之一。

追封诏书里写道:"遇春忠勇冠军,攻城野战,未尝败北。"

没有提那道奏折,没有提那场分歧,没有提书房里的那些话,没有提他在柳河川闭眼之前,心里究竟还留着什么。

那道政令,在常遇春死后,继续运转,在各地的官府文书、户籍登记和婚配安排里,一点一点地往前走,走向那个常遇春来不及看到的结果。

1368年秋冬之交,应天府以北的官道上,押解蒙古女子的队伍还在向各地疏散。

一个负责押送的军官,在向地方官员交接的时候,递交了一份文书,文书上列着人数、年龄段的粗略分类,以及朝廷的安置原则——优先分配给边地军户。

地方官员接过文书,看了看,问军官:"这些人里,有多少会说汉话的?"

军官说:"几乎没有。"

地方官员沉默了一下,说:"行,我知道了,回去复命吧。"

军官走了。地方官员把文书放在案头,叫来自己的师爷,说:"上面的意思,你也看到了。你说,这事儿怎么落地?"

师爷说:"大人,这二十万人,分散到各地,每个县摊下来,也有几百人。说是优先给军户,但军户里头,愿意的有多少,不愿意的有多少,得先摸个底。"

地方官员说:"那就先摸底,再说后面的事。"

师爷说:"还有一个问题,语言不通,这婚怎么成?"

地方官员说:"成婚的事,礼部有程序,照程序走就是了。语言的事,住在一起,时间长了,自然就通了。"

师爷没有再说话,低下头,把文书收起来。

这段对话,折射出政令在执行层面遭遇的第一道现实障碍——从文书到落地,中间的距离,远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长,也都要曲折。

而更深的问题,藏在那二十万人自己的命运轨迹里。

她们被登记、被分配、被安置,整个过程,在正史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但那道政令背后,有一套任何人都不曾在朝堂上公开说出口的制度设计,正是这套设计,让常遇春说不出反驳的话,让宋濂止住了方孝孺的追问,让刘基用"萧何之谋"四个字封住了所有人的嘴。

这套设计是什么,它在此后数十年间一步步产生的真实效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