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央视网《新中国最后驾机叛逃事件：1990年8月叛逃苏联》（原载《燕赵老年报》2010年6月21日，作者徐秉君）、《党史纵横》相关记录、知乎《1990年飞行员驾机叛逃苏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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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25日中午，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停机坪上，一架歼-6战机完成了起飞前的例行检查，地勤人员确认状态正常，飞行员完成了所有流程，12时09分，飞机滑入跑道，随即腾空而起。
当天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例行任务，天气状况良好，没有任何异常。
地面塔台目送飞机爬升，记录下起飞时间，随后目光转向屏幕，等待下一步的数据回传。
然后，飞机消失了。
不是坠毁意义上的消失，而是字面意义上的——从雷达屏幕上，干净利落地消失了，连一道残影都没留下。
地面引导站反复呼叫，耳机里只有沉默。
空中搜寻随即展开，拉网式排查，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飞机和飞行员同时下落不明，仿佛凭空蒸发，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空军政治部值班室接到通报时，最初的判断倾向于飞行事故。
理由是现实的：低空特技训练本就是高风险科目，飞行高度压得极低，留给飞行员处置突发状况的反应时间极为有限。
歼-6机型服役多年，结构老化，突发机械故障并非没有先例，加上训练区域地形复杂，一旦出事，飞机可能在山沟或密林里，短时间内找不到也是有的。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出了意外，没有往别的方向想。
值班员把情况上报政治部首长，首长的第一反应是通知保卫处关注空中防线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的政审材料，做好各类应急准备，先把所有可能性都盖住。
当天整个下午，各路搜寻均无结果。
机关里的人开始议论，有人猜飞机坠山，有人猜飞行员跳伞落在了偏僻地带，也有极少数人悄悄提到了"叛逃"两个字——但这个说法很快被大多数人否定了。
当时的判断逻辑是现实的：歼-6训练携带的油料有限，飞到台湾根本不够，飞到韩国也很勉强，而往北的苏联，1989年中苏刚刚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怎么可能为了一个飞行员把好不容易恢复的外交关系拿去冒险——所以，叛逃的可能性被大多数人判断为极小，更大的可能还是出了飞行事故。
就在所有人焦急等待、反复搜寻的时候，当天晚上，一条来自苏联塔斯社的简短消息，把一切都说清楚了。
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进行政治避难。
这时，所有人才确认：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了。
那架歼-6落地克涅维契的时候，停在停机坪上整整10分钟，没有一名苏联士兵发现。
王宝玉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看了看四周寂静的机场，低下头发现自己的飞行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四周静得出奇，没有欢迎，没有掌声，没有他在脑子里演练过无数遍的那种场面，只有停机坪上冷硬的风，和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心跳声的寂静。
他以为，最难的那关已经过了。
他以为，等待他的是一条通往美国的路，那个他在书里读了许久、在广播里听了许久的地方。
然而，就在他安静等待苏联方面"研究处理"的那段时间里，另一个完全不在他预料之内的结局，已经悄悄落了定局，而他对此一无所知。
当苏联人把黑色眼罩套上他的头，低声告诉他"我们送你去美国"的时候，王宝玉打了个激灵，以为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而眼罩摘下来的那一瞬，四周站着的全是说中文的人，空气里是他从小就熟悉的北方气息，头顶的天空是他飞了多年的那片天——王宝玉盯着眼前这一幕，从头顶到脚底，彻底凉透了。
【一】从青岛少年到战机驾驶舱
王宝玉，1962年12月出生，山东青岛人。
青岛是海边城市，渔船、港口、停靠在码头边的舰船，是许多孩子从小就熟悉的日常风景，海风带着咸腥气从早刮到晚，这座城市有它独特的粗粝气质。
王宝玉在这里长大，却始终望的是天，不是海。
天空对他来说有某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自由、辽阔、不被任何东西框住，那是他从少年时代就藏在心里的念头，只是他不常开口说这些。
他打小身体素质好，体能过硬，思维敏捷，骨子里有股不甘心平庸的劲儿，只是这股劲儿藏得深，不轻易往外漏。
他性格偏内向，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在人群里通常是安静坐在角落里的那一个，外人很难摸清他究竟在想什么，也很难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这种内敛，有时候显得稳重，有时候又显得疏离，让人捉摸不透。
1980年7月，王宝玉通过招飞体检，正式入伍服役，那一年，他18岁，正是一个人最意气风发的年纪。
招飞不是容易的事。
视力、体能、反应速度、心理素质、空间感知能力，每一关都是淘汰赛，层层筛选下来，能走到终点的人，本身就已经是经过严格遴选之后留下来的佼佼者。
从青岛走出来，通过重重关卡，穿上军装迈进航校的大门，王宝玉走过这道门，起点就比大多数同龄人高了一截，这一点不容置疑。
入伍之后，他进入航校接受系统训练，开始了飞行员漫长而严苛的养成过程。
航校的日子枯燥而高强度，航空理论课、飞行模拟器、教练机实飞，一关跟着一关，每一步都有淘汰，容不得半点马虎。
王宝玉在这段时间里显露出他在飞行上的天赋——善于钻研飞行理论，对飞机操纵的感觉比一般学员更为敏锐，反应快，判断准，理论成绩和实飞表现都属于扎实可靠的水准。
他不是那种靠灵气取胜的人，而是靠着反复琢磨、一遍一遍地钻研把技术磨出来的那种，踏实，细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984年10月，王宝玉加入中国共产党。
航校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正式担任飞行员，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军旅飞行生涯。
那是一个让许多人羡慕的位置——飞行员在那个年代是不折不扣的"天之骄子"，体面，待遇好，走在人群里都是抬头挺胸的，是许多同龄人仰望的对象。
国家耗费大量资源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从招飞体检到航校训练，再到真正具备独立飞行能力，从头到尾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每一个能坐进战机驾驶舱的人，背后都是国家对他沉甸甸的投入与信任，这份投入和信任不是轻易能用金钱衡量的。
王宝玉当然也清楚这一点。
他清楚自己走到这一步有多不容易，也清楚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信任，意味着一条本该走得相当稳当的路。
然而，他的内心世界，远比外人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
从表面上看，他少言寡语，踏实肯干，平时主动帮战友换班，偶尔也参加小聚，给人一种内敛稳重的印象。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宝玉的自尊心极强，几乎是异乎寻常地强，强到有时候显得脆弱。
他疑心较大，不善交际，与周围战友的关系始终维持在一个表面礼貌但内里疏离的层次上，真正谈得拢、走得近的人极少。
他喜欢一个人琢磨问题，不爱被人指摘，对于批评和否定的接受程度，远低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
他对自己有一套完整的判断，觉得自己清楚自己是什么水平，也清楚自己值什么，外人的评价如果与这套判断不符，他会记在心里，不说，但不会忘。
这些特质，在平顺的环境里不会显眼，甚至会被解读为个性沉稳、有主见。
可一旦遇上持续的挫折，一旦现实与他对自己的期望之间拉开了足够大的落差，这些特质就会变成一把悄悄磨着自己的刀，磨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深，直到某一天，磨出了一个无法弥合的缺口。
【二】失衡，一点一点地失衡
在一大队待了几年之后，王宝玉开始感到别扭，那种别扭起初只是一点点，后来越来越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最初的那种别扭，是每个在集体中生活过的人都能理解的那种——看着旁边的人一个个往前走，自己却原地不动。
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人被提拔担任了中队长，走上了管理岗位。
有人因为表现突出，调去了更重要的飞行任务。
有人被评上了先进，名字出现在表彰栏里，部队领导在大会上点名表扬。
逢年过节，总有新的好消息传来，总有新的名字出现在那些王宝玉认识、觉得也不比自己强到哪里去的人身上。
而王宝玉，每次都不在其列，年复一年，他的名字始终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上，没有往前挪动过分毫。
他对自己的期望值从来不低，甚至可以说相当高。
他清楚自己的飞行技术，知道自己在这个大队里属于什么水准，他相信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不该停在这个位置上，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发展，应该被看见，应该被认可，应该走在那条他认为自己本该走的路上。
可现实是，那条路一直没有向他打开。
有能力却得不到认可，有付出却看不到回报，这种落差在心里一点一点地积累，就像水往低处渗，渗进去就出不来了。
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往外溢，以各种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方式往外溢。
王宝玉开始发牢骚，讲怪话，有时候一句阴阳怪气的话甩出来，让旁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接。
他对部队的日常安排开始显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对领导的决定有时候当面不说，私下里却翻来覆去地议论。
逢人便带着三分郁郁不平的气息，就算是闲聊，话头也常常绕回到他的委屈和不满上去。
战友和领导都注意到了他情绪上的变化，觉得这个人心里有事，但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是什么事，只是感觉他的状态不对。
1989年2月，团政治处将王宝玉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专门指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帮他疏导情绪，引导他正确看待个人发展的问题，希望能够把他心里那口郁气化解掉，让他重新回到正轨上来。
与此同时，他与妻子的关系也在那段时间急剧恶化，成了他另一个难以排解的压力来源。
两人隔三差五就起争执，大事小事都能引出一场架，家里的气氛长期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几乎没有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
妻子在争吵中多次嘲笑他没有能耐、说他，说他混了这么多年还是老样子，这些话落在一个本就在外部环境里处处碰壁、内心已经积压了大量不满情绪的人耳朵里，不是激励，而是催化剂，把他心里那些原本还只是阴郁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往更深的地方逼。
窝囊废
王宝玉愈发心灰意冷，整个人陷入了一种低沉而封闭的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倾诉的出口。
工作上的郁郁不得志和家庭里绵延不断的冷言冷语，两件事合在一起，把王宝玉的心理防线一点一点地磨损掉了，磨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脆，最终在某一个时刻，轰然裂开了一道缝。
那道缝，就是他开始向往"别处"的起点。
转变发生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
王宝玉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学习"上。
他开始大量阅读书籍，看西方哲学著作，看各种分析和介绍西方制度与生活方式的读物，看那些在当时的环境下流传在各种渠道里的思想性文章。
书里描述的那些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图景，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开始在脑子里勾勒一个他从未真正见过、却在书页之间拼凑得越来越清晰的地方。
更进一步，他开始违反部队的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境外广播，从那些来自远处的声音里，捕捉每一个他能捕捉到的信息片段，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拼起来，拼成他心里那幅越来越完整的图景。
广播听得越多，书看得越多，那个地方在他心里就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令他难以抑制地想要奔过去。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在表面上却呈现出了一种反常的"进步"。
牢骚少了，怪话少了，跟战友的关系看起来也缓和了。
偶尔还主动帮人换班，参加集体活动的频率比以前高了一些，笑容也多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像是终于从那段低谷里走出来了，重新振作了起来。
家庭关系也似乎有所改善，两口子的争吵明显少了，外人看来，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趋于平稳。
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不再把他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认为他已经完成了思想转变，回到了正轨，此后的工作重心可以转向其他更需要关注的人了。
没有人知道，这恰恰是他计划进入最后阶段的信号。
那些主动换班、主动参加集体活动的背后，是他在利用每一次接近训练空域的机会，悄悄观察、记录、核对他需要的每一个数据。
那一脸重新振作起来的从容，不过是为了掩盖那张正在一步步成型的出走路线图，掩盖得越自然，越能为他赢得更多不被干扰的时间和空间。
【三】谋划，每一个细节都算进去了
王宝玉打定了主意，就开始做该做的事，而且做得相当认真，认真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人察觉的破绽。
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把所有相关数据一字不差地熟记在心，绝对不写在任何纸面上，连一个数字都不留痕迹。
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研究航线和气象这件事本身并不显眼——这是日常训练准备的一部分，旁人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只有王宝玉自己清楚，他在默默绘制的，是一张出逃的路线图，精确到每一段的距离、每一处的气象窗口、每一个备用机场的跑道长度和承载条件。
他把所有方向都仔细算了一遍，一个一个地摆出来，再一个一个地排除掉，直到只剩下最后一条路。
往南飞台湾，这条路从驻地的距离来看根本走不通，歼-6的航程有限，训练携带的油料远不足以支撑那样漫长的飞行，中途必然坠海，连落地的机会都没有。
往东飞韩国，距离倒是近一些，可韩国彼时还未与中国正式建交，但两国之间有着外交关系的默契基础，此前曾有类似出走事件经双方协商得到解决，这条路的风险极大，几乎等同于白走一趟。
往北飞朝鲜，更不用说，那是友好国家，落地之后只会被第一时间引渡回来，还不如不飞。
算来算去，只有一个方向是通的：苏联。
从驻扎在黑龙江的一大队出发，到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方向，直线距离不过500多公里，歼-6在超低空飞行状态下油耗较高，但勉强能够支撑到目标，只要不走弯路，到达没有问题。
王宝玉的计划是：飞到苏联，落地，向苏方申请政治避难，再设法辗转前往美国。
在他的设想里，苏联只是一个跳板，美国才是他心里真正的终点，那个他在书里和广播里勾勒了许久的地方。
他开始悄悄研究苏联一侧的机场信息，把能查到的数据都过了一遍。
锁定了乌格洛沃耶机场作为第一目标——那个机场距离哈尔滨方向相对较近，跑道条件也在歼-6的着陆要求范围内，与此同时，他备下了克涅维契军用机场作为备选，以防第一目标出现无法着陆的情况。
他研究低空飞行的路径，找出雷达盲区的具体位置，把自己最拿手的超低空飞行技术在脑子里反复推演了一遍又一遍。
在他的估算里，只要把飞行高度压到100米左右，防空雷达的探测便会大幅受限，这是他最有把握的一张牌，而他也确实有资格打这张牌——超低空飞行是他飞行技术里最扎实的那一块，部队里的人都知道他在这个科目上的水平。
八十年代末，他利用一次例行夜航的机会，偷偷记录了导航台频点和值班口令，把这些信息牢牢记在心里，一个数字都不弄错。
他知道这些数据在关键时刻能帮他绕过防线，每多掌握一条有效信息，出逃成功的概率就多一分把握。
到了1990年夏天，部队对飞行员的整体待遇做了调整，飞行补贴和住房补助都有所提高，许多人感慨总算"熬出头"了，部队里的气氛一时相当振奋。
王宝玉在这段时间里，却呈现出一种旁人看来令人欣慰、实则反常的平和——不急不躁，甚至比以往更加随和，主动帮同事换班，积极参与日常事务，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察觉的笃定。
旁人看在眼里，只以为他真的想开了，其实，他是在用这段表面平静的时间，悄悄核实空域边界低空雷达的最后几个盲区，为最终出逃精确绘制那张路线图上最后的几笔。
每一次执行训练任务，他都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个让他能够脱离机群、独自低空出走的机会。
那个机会不能太早，时机未到前出手只会暴露计划。
也不能太晚，拖得太久只会增加被发现的风险。
要干净，要利落，要在地面来得及反应之前就已经越过了边境线。
1990年8月25日，那个机会来了。
当天的飞行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正是王宝玉最熟悉、最擅长的科目，也是最适合他实施计划的科目。
低空特技本就要求贴近地面飞行，本就需要大幅度的机动动作，他的偏航和拉低高度，在这个科目里不会显得那么突兀，给了他最初的几分钟缓冲。
12时09分，他驾驶歼-6正常起飞，一切按照常规流程进行，没有任何异常。
到达预定空域之后，他没有执行既定的训练动作，而是右转弯，迅速压低飞行高度，以极快的速度下降到距地面约100米的超低空区间。
随即，飞机加速，机头向北，向着那条他在脑子里走了无数遍的路线飞去。
防空网没有任何动静，雷达屏幕上，这架歼-6的回波信号越来越弱，直至彻底消失，干净利落，没有任何预警信号。
他首先飞向乌格洛沃耶机场，到了机场上空才发现跑道正在施工维修，障碍物铺了一地，根本无法降落。
彼时超低空飞行的高油耗已经让油料快接近底线，不能再飞太远，他迅速切换到备选方案，转飞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那是一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可以承受歼-6强行着陆的冲击。
到达克涅维契上空时，油料已经基本耗尽，没有时间再做任何评估，他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
飞机落地，滑出跑道，转进一处停机坪，关车停稳。
打开座舱盖，他环顾四周——没有人，静得出奇，偌大一个军用机场，像是空城。
低下头，飞行服早已被汗水浸透，从领口到袖口，全是湿的。
就这样等了大约10分钟，一名苏联士兵从远处走过来，看到这架标志与他熟悉的一切都不符合的战机，愣在原地，随即转身快步跑开。
不多久，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翻译也跟了上来。
苏联军官走近飞机，确认这是中国飞机之后，明显愣了一下，那种惊异的神情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战机，究竟是怎么飞到这里来的，又是怎么在这里停了这么久，我们的防空系统究竟在干什么。
军官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随后找来翻译，听清楚他的来意，沉默片刻，最终开口：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
【四】蒙眼，那一段漆黑的等待
苏联军官听清楚王宝玉的来意之后，没有当场拒绝，也没有任何热情，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便安排人把他暂时安置下来，带他离开了停机坪。
王宝玉在克涅维契等待的这段时间里，表现出了一种让旁人难以解读的平静。
没有恐惧，没有焦虑，也没有走进异国土地之后应有的那种茫然与不安。
他安静地坐着，等候苏联方面的答复，神情里有一种近乎笃定的东西。
他相信，等待只是过程，结果早在他起飞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苏联人会考量，会权衡，最终会答应他的请求，把他送往美国。
这条路，他在心里演练过太多遍，不会出问题的。
然而，有几个细节，此刻的王宝玉并没有注意到。
苏联军官在听完他的请求之后，那一瞬间的神情里，有某种东西一闪而过——不是惊喜，不是兴奋，甚至不是真正的意外，而是一种近乎复杂的东西，像是已经看到了某个结局，却没有把它说出来。
翻译把王宝玉的话一字不差地转述过去，那名军官沉默了片刻，侧过头和身旁的人低声交换了几句，王宝玉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看到那名军官最终点了点头，说出那句"向上级报告"。
那个低声交谈的片刻里，军官脸上有什么东西，和王宝玉期待看到的不一样，但王宝玉把它归结为苏联人惯有的谨慎，没有多想。
当晚，来安置他的苏联人换了一批面孔，态度比最初更加周到，嘘寒问暖，送来了食物和饮水，把他安排在一个相对舒适的地方等候。
王宝玉把这种周到理解为苏联方面对他的重视，理解为他们正在认真对待他的申请，心里的那块石头，反而因此放低了一些，整个人松弛了一点，觉得事情正在往他预想的方向走。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名带着翻译的苏联军官走进来，措辞相当正式地告诉他：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请求。
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继续留在克涅维契基地并不安全，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决定给他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等候进一步的消息。
出于保密的需要，在转移途中需要给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够理解和配合。
这个说法听起来合情合理，甚至有一种严肃的专业感，让王宝玉觉得这是重视他的表现。
他没有迟疑，点头答应了。
眼罩套上去的那一刻，四周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什么方向都失去了。
接下来是漫长的颠簸与等待。
汽车的引擎声响起，走走停停，每一次停下来都让他屏住一口气，等待下一段发动。
然后是飞机的轰鸣声，舱门关上，气压变化，耳膜里是那种持续而稳定的发动机低鸣，飞机平稳地飞行着，没有任何剧烈的颠簸。
他在黑暗里靠感觉判断方向，却越判越迷糊，每一次转向都让他原本就不清晰的方向感更加混乱，到最后他彻底放弃了判断，只是任由这黑暗带着他往前走。
时间也开始变得混沌，他不清楚过了多久，一小时，两小时，还是更长，他不知道，只知道自己一直保持着清醒，不敢让自己真的睡着，害怕睡着之后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美国，美国，美国。
终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翻译的声音说，可以摘掉了。
王宝玉伸手，把眼罩拿下来——而当那幅画面在他眼前彻底清晰的那一瞬间，那架将他从克涅维契"转移"出来的图-154专机，已经停在了它此行目的地的跑道上，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趟被苏联人称为"保密转移"的飞行，它真正的航向从一开始就从未指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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