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张大千"词条、"黄凝素"相关史料、《张大千年谱》、《民国书画名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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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成都，春天来得格外早。
内江城里的海棠花还没开败，一户姓黄的人家门前就来了媒人。
登门的人说的是一门亲事。对方是内江张家的二公子，年方22岁，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笔好画，跟着二哥张善孖在上海的画坛里已经闯出了点动静，据说前程很是了不得。
黄家家主黄炯是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听完媒人的一番介绍，连连点头，两家门第相当，亲上加亲，这门亲事在他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事。
被相看的女儿叫黄凝素，那年15岁，正是最懵懂的年纪。
没有人问她愿不愿意，因为在1920年的四川，这本来就不是女儿家需要回答的问题。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压根没有商量的余地。
张家二公子叫张爰，字季爰，后来以"大千"这个号行走天下，成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无人能出其右的一代宗师。
只是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些，黄凝素更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嫁的是张家的读书人，是个画画的，就这样嫁了过去。
这一嫁，就是整整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里，她生了八个孩子，送走了青春，送走了最好的岁月，把一个家撑了起来，又在张大千名声最如日中天的时候，悄悄选择了离开。
说是"悄悄"，其实一点都不轻巧。
那是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举国欢腾，漫天鞭炮声里，40岁的黄凝素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这片喧嚣，做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她对孩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引用，流传至今——我付出了半生，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
没有哭，没有控诉，没有撕破脸的决裂，只是这样一句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话，却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心上，压了将近八十年，到今天还没有散去的意思。
黄凝素是谁？在大多数关于张大千的传记里，她不过是一个几行字就能打发掉的人物——元配之一，生有子女若干，后离婚，其他不详。
但就是这个"其他不详"背后，藏着二十五年漫长而真实的岁月，藏着一个女人从15岁到40岁走过的全部重量。
这个故事，值得被好好说一遍。
从内江说起，从那个春天还没过完的1920年说起，从一个15岁的女孩懵懵懂懂走进张家的那一天说起……
【一】内江张家，这门亲事藏着多少弯弯绕绕
要把黄凝素的故事说清楚，得先把张大千这个人摸透了。
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在兄弟中排行第八，乳名季爰，后字大千，这个名号来自他后来短暂出家时的法号，由此沿用终生。
他的家庭是书香门第，父亲张怀忠以教书为业，母亲曾友贞擅长绘画，尤其善于剪纸，据说对张大千幼年的艺术启蒙影响极大。
张大千从小就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地方。
同龄的孩子玩泥巴、爬树，他坐在母亲边上看她剪纸，回去自己就拿笔照着画，画出来的东西有模有样。
母亲见状，开始有意识地教他，拿着花鸟鱼虫当范本，一笔一笔地领着他练。
后来二哥张善孖也加入进来，开始正式教他作画，手把手地教，天天练，这一教就是好多年。
张善孖比张大千大将近二十岁，在画坛里已经有了名头，尤其擅长画虎，在圈子里被称为"张老虎"，名声在外。
有这么一个二哥领路，张大千等于是站在一个足够高的起点上开始了他的艺术之路。
1917年，年仅18岁的张大千随二哥张善孖东渡日本，在京都攻读染织，同时大量接触日本的绘画技法与审美风格。
他在日本待了将近两年，除了学染织，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看画、临画、琢磨不同绘画技法上面。
日本当时受西洋画影响已经颇深，同时又保留着大量东方绘画的传统，这种东西方交汇的氛围对张大千的眼界扩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919年，他回国之后先到上海，拜在大书法家曾熙和李瑞清的门下，系统学习诗文书法。
曾熙和李瑞清都是当时书法界的顶尖人物，在他们门下学习，意味着张大千直接站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传统文人教育体系里接受训练。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的书法底子变得极为扎实，也让他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理解深入到了一个相当精到的层次。
打好这些底子之后，张大千回到了四川。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黄张两家的亲事被提上了日程。
但在正式说这门亲事之前，有一段插曲是必须提到的，否则整件事就说不完整。
张大千在娶黄凝素之前，已经有过一段婚事。
他的原配妻子叫曾庆蓉，也是内江本地人，两家是父母之命定下的亲事，张大千本人对这段婚事态度颇为冷淡，一心扑在学画和游历上，对家庭事务几乎不闻不问。
就在这段婚事进行的时间里，张大千还经历了一段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插曲——他在松江禅定寺剃度出家，法号"大千"，后来就用这个名号行走天下了。
关于这次出家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为了逃避曾庆蓉这段婚事，有人说是因为初恋离世，各种版本都有，史料里没有留下最明确的说法。
这一出家就是将近百日，后来在二哥张善孖的多番劝说下，才还了俗回到家里。
还俗之后，张大千重新投入到了书画的学习和创作当中，同时也开始了与黄家的这段姻缘。
1920年，21岁的张大千迎娶了15岁的黄凝素，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
黄凝素出身书香门第，家教严整，自幼识文断字，懂些诗书，在那个年代的女性里已经算是受过教育的。
嫁入张家之后，她很快便承担起了家中内务的全部重担，开始了那段漫长而繁重的岁月。
张大千的婚姻在后来还在持续增加。他一生共有四位妻子，按时间先后分别是曾庆蓉、黄凝素、曾正蓉、杨宛君。
其中曾正蓉是曾庆蓉的妹妹，这种情形在民国时期的大家庭里虽不算罕见，但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是件颇为复杂的事情。
这四段婚姻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张大千私生活里最复杂的一条线索，而黄凝素，就在这条线索的某一处，默默撑起了整个家最重要的二十五年，把那些年里最繁重的担子，几乎全数扛在了自己一个人的肩膀上。
【二】成都岁月，一个女人用青春换来的那些年
婚后的头几年，张大千和黄凝素主要在成都和上海之间往来。
张大千的社交圈子在这段时间里迅速扩大。他在上海的画坛已经崭露头角，与当时的许多名家都有往来，拜访前辈、参加书画活动、结交藏家，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充实得很。
1925年，他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这次展览的反响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各路名流纷纷登门，连大鉴赏家徐悲鸿都给出了"五百年来第一人"的高度评价。
这话一出，张大千的名声由此一炮打响，立刻成了整个上海文化圈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展览之后，找他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出入的都是当时上海文化圈的名流，宴席、雅集、座谈，各种场合都少不了他。
他的朋友圈从四川扩展到了全国，再从全国慢慢延伸到海外，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人物登门，新的机会出现，新的邀约等着去回应。
而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黄凝素在做什么？
她在家里，管着家务，照看孩子，迎来送往那些登门拜访的客人，安排下人，处理账目，确保张大千每次出门前有干净的行囊，每次回家后有热腾腾的饭菜，每次大宴宾客时家里有条不紊地运转。
张大千在外面的世界越铺越大，她的世界，基本上就是那一方院落的范围，出了院门，天下是别人的，进了院门，才是她的地界。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
婚后几年内，黄凝素便开始了持续多年的生育历程。
那个年代没有任何计划生育的说法，大家族里儿孙满堂本来就是大事，是门面，是福气，是祖宗脸面上的光彩。
张家这样的人家，生得多是好事，没有人会觉得不妥。
黄凝素就这么一路生下去，一个、两个、三个……最终，在这段二十五年的婚姻里，她一共生下了八个孩子。
八个孩子，这不是一个轻巧的数字，拆开来说，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段没法绕过去的重量。
每一次生产，在那个年代都是生死关口。产褥热、难产、产后感染，这些在今天看来可以轻松处理的问题，在当时足以夺走一条命。
民国年间，中国农村和城镇的产妇死亡率都相当高，即便是有一定家底的人家，也不意味着生孩子就是安全的事情。
黄凝素一次次地走过了这道关口，一次次地从那道门边缘退了回来，平安生下孩子，然后接着养，接着管，接着等待下一次。
这八次，她全数平安走了过来。
与此同时，张大千的游历越来越频繁。黄山、华山、峨眉山、青城山，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每一次出行都是为了写生、采风、创作，每一次离家都理所当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走之前留下一句要出去一段时间，剩下的事就是黄凝素的事了。
他在外面看山看水，一走就是几个月，信来了，都是说写了什么画、见了什么人、去了什么地方。
家里的事，不是他放在信里说的内容。
抗战爆发之后，张大千带着家人辗转于成都、上海等地，生活颇为动荡。
炮火声近了，又转移，安定了一段，又有新的消息传来，迫使人再次收拾行李。
即便在这种局面下，张大千的创作依然没有停歇，他的画室不管搬到哪里，都是第一个安置好的地方，笔墨纸砚一摆，他就能进去关上门画画，外面的事是外面的事。
而安置家里其他一切的，是黄凝素。
战乱年代的家务，比太平年间要难做得多。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孩子多，嘴多，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全是事情。
黄凝素在这些年里，既要应付外部局势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又要维持家里日常的正常运转，还要照管大大小小的孩子。
这些事情叠在一起，压到一个人身上，是什么分量，不用细说，感受得到。
史料里关于这些年黄凝素的具体生活细节，留下的文字记录极少。
她没有写日记，没有写信件流传下来，也没有人专门记录她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她的存在，在那些年里，主要以"张大千之妻"的身份出现在各种记录的边缘地带，偶尔被提及，更多时候则是缺席的。
这二十五年，是她最好的年华，15岁到40岁，一个女人最重要的那段时间，全在里面了。
【三】画坛风云与家中变故
1934年前后，张大千的生命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女人。
她叫杨宛君，出身四川，年轻貌美，能歌善舞，在当时的成都社交圈里颇有名气。
张大千与她相识之后，关系发展极快，到1934年，杨宛君正式成了张大千的第四位妻子，进入了这个已经颇为复杂的家庭格局。
张大千对杨宛君的宠爱，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是公开的事。
他带着杨宛君出席各种场合，游山玩水，以她为模特，为她画了大量的人物画像。
这些画里的杨宛君，面目清秀，神态生动，形态各异，张大千为她留下的画像数量之多、用心之深，是有目共睹的。
这批以杨宛君为原型的仕女画，后来也成了他整个创作体系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流传颇广。
在此期间，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持续攀升。
1936年至1940年间，他在上海、成都、昆明等地多次举办画展，每次都引发轰动。
他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等古代大家的功力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圈子里流传着不少他拿临摹作品"骗"过大藏家的故事，被当作趣谈广为流传，他的名声因此在画坛里越来越响。
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家里的格局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杨宛君的到来，改变了黄凝素在这个家里的处境。
原本黄凝素是名义上地位最高的那一位，管着内宅的全部事务，张大千出入，她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杨宛君进来之后，张大千的情感天平已经明显地偏移了，黄凝素能看得出来，旁边的人也能看得出来。
她没有留下什么激烈的反应记录，史料里查不到她在这件事上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她继续管着家，带着孩子，以一个存在多年的妻子的身份，维持着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家庭格局，继续做该做的事，继续把该撑着的东西撑着。
也就是在张大千声名日盛的这段时间里，他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前往敦煌。
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画，是中国历史上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唐、宋、元各代的经典画作在那片大漠里沉睡了将近千年，保存相对完好。
张大千对敦煌的向往由来已久，他认为中国绘画的根脉有一部分就埋在那里，不去临摹、不去研究，自己的画就始终少着一口气。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盘桓了许久，终于在1941年成了行动。
1941年3月，张大千带领一支队伍从成都出发，经兰州，穿越大片荒漠，抵达敦煌，开始了历时近三年的大规模壁画临摹工作。
这支队伍里有他的学生，有他的儿子张心智，还有杨宛君。
黄凝素不在这支队伍里。
她留在了后方，带着剩下的孩子，维持着家里的日常运转，等着那个远赴大漠的男人归来，等着那些偶尔寄回来的信，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漫长等待。
张大千在敦煌期间，工作极为刻苦。
他带领团队对莫高窟、榆林窟等地的壁画进行了系统性的临摹，逐窟编号，逐幅研究，历经两年七个月，共临摹壁画276幅，大量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因此得以留存。
这批临摹作品后来在成都、重庆展出，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被誉为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1943年，张大千从敦煌回来，带着他的临摹成果，也带着更大的名声。
那一年，黄凝素38岁，他们的婚姻还剩下最后两年。
张大千从敦煌归来之后，名声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44年，他在成都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展，轰动一时，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登门，远在重庆的各路名流也专程赶来观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把他的名字推到了那个年代最广泛的公众视野里。
就在张大千迎来人生最高光时刻的这段时间里，家里却悄悄出现了一道裂缝。
黄凝素在那些年里，把该做的全做了，能撑的全撑下来了，孩子从嗷嗷待哺养到了一个个站得直直的，家里的一切从未出过什么岔子。
但张大千的世界在这些年里越来越大，登门的人越来越多，他在外面出现的场合越来越多，身边陪着他的，也越来越不是黄凝素。
那道裂缝，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腾。黄凝素40岁，她在这片欢庆声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向张大千提出了离婚。
消息一出，亲友圈里顿时炸开了锅。那年头，张大千是什么人，天下谁人不知，妻凭夫贵，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位置，黄凝素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往外走，所有人都觉得这女人是不是想不开。
面对孩子们的震惊和追问，黄凝素只说了一句话："我付出了半生，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
这句话说得很平静，没有眼泪，没有激动，没有数落对方的一字一句，平静得像是已经在心里想了很久很久，终于在这一天说出口，说完就算了结。
然而黄凝素提出离婚，表面上看是一个突然的决定，但如果仔细梳理她在这段婚姻里走过的那些年，就会发现这个决定早有伏笔，一根一根的稻草，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往那头骆驼的背上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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