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秀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年我二十八，她二十六。她长得不算多漂亮，但眉眼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的，我第一次见她就觉得踏实。她家条件不好，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她和弟弟长大。我家虽然也是农村的，但好歹有三间砖瓦房，我爸妈身体也硬朗。
结婚那天，岳母拉着我的手说："建国，秀儿交给你了，她性子软，你多担待。"我点头说："妈，您放心。"
婚后头几年，日子过得紧巴但有奔头。我跑长途运输，林秀在镇上服装厂上班，女儿周小禾出生后，岳母帮着带了两年。那时候岳母身体还行，就是腿脚不太利索，走路慢些。
变故发生在二〇一一年冬天。
那天下着大雪，岳母去菜地里收白菜，脚底一滑，整个人从田埂上摔了下去。等邻居发现她的时候，人已经在雪地里躺了快一个小时，下半身完全没有知觉了。
送到县医院，医生说是腰椎骨折，压迫了神经，下肢瘫痪。我们又借钱转到市里的大医院，专家看了片子摇摇头，说手术风险太大，老人年纪也大了，保守治疗吧。
那年岳母六十三岁，林秀的弟弟林军在广东打工，刚结婚没两年，媳妇怀着孕。林秀打电话给弟弟，电话那头嫂子的声音尖尖的："我们这边也难，租房子都快租不起了，妈的事你们先顶着，等我们缓过来再说。"
这一缓，就缓了十二年。
岳母出院后，林秀想把她接到我们家来。我没犹豫，把堂屋旁边的杂物间收拾出来，买了张护理床，又在门口修了个斜坡，方便推轮椅。我妈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她不太高兴。后来我妈私下跟我说："建国，你有这份心是好的，但你想清楚，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说："妈，秀儿她爸走得早，就剩她妈了，我不管谁管？"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从那以后，给岳母翻身、擦洗、换尿垫这些事，大部分都是我来。不是林秀不愿意做，是我跑长途的时间不固定，在家的时候我就多干点，让林秀能歇歇。我专门学了怎么给卧床病人翻身防褥疮，每两个小时翻一次，夜里定闹钟起来。
有人问我累不累，说不累是假的。但你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没那么多时间去想累不累，事情就在那儿摆着，你不做没人做。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女儿周小禾慢慢长大，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岳母的状态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在轮椅上晒太阳，跟邻居聊天；坏的时候整夜整夜地疼，我就坐在床边给她揉腿，揉到她睡着。
林军这些年陆陆续续寄过一些钱，但不多，一年也就几千块。后来他在广东买了房，背着房贷，寄的钱就更少了。林秀每次打电话跟弟弟说起这事，两个人就吵架。我劝林秀："算了，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咱能顾得过来就行。"
林秀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点点头。
其实那些年，我们家的经济一直很紧张。岳母每个月光药费就要一千多，加上尿垫、护理用品，还有女儿的学费。我拼命跑车，有时候一个月在外面跑二十多天，腰椎间盘突出越来越严重，疼起来整个后背都是僵的。
二〇二三年秋天，岳母的身体急转直下。先是肺部感染，住了半个月院，回来后人就不太清醒了，有时候认得人，有时候认不得。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家守着，岳母清醒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建国，这些年苦了你了。"
我说："妈，您别说这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岳母摇摇头，嘴唇哆嗦着，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来。
十月十七号凌晨三点，岳母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没受什么罪。林秀趴在床边哭了很久，我站在旁边，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松了一口气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好像生活里突然少了一大块什么东西。
办完丧事，林军两口子回了广东。家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那间住了十二年的小屋空了，护理床还没来得及搬走，屋里还有一股淡淡的药味。
我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岳母走了，我们的负担轻了，林秀也能轻松些。我甚至想着，等过完年，带林秀出去走走，她一直说想看海。
可是岳母头七那天晚上，林秀坐在客厅里，等我洗完澡出来，她突然开口了。
"建国，我们离婚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拿毛巾擦头发的手停在半空。
"你说什么？"
林秀没看我，眼睛盯着茶几上的水杯："我说，我们离婚吧。我想好了。"
我把毛巾放下，在她对面坐下来。脑子里嗡嗡的，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为什么？"
林秀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建国，这些年你对我妈好，我都知道，我感激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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