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子过得真快，一晃眼，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
现在的小年轻，一到六月，全社会严阵以待，交警开道，考场周围连个鸣笛的都没有。他们可能很难想象，在新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唯一的一次高考，不是在知了叫得人心烦的夏天，而是在北风呼啸、冻手冻脚的深冬。那场考试，搁在今天来看，不单单是一次普通的升学考试，它更像是一声闷雷，把一个时代积压了十年的冰块，咔嚓一声给震裂了。
其实在1977年夏天之前，全国的大学很长一段时间不是不招生，可那时候不叫考大学，叫推荐。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里头弹性可就大了。你成分好不好？表现怎么样？关键是，公社大队或者厂矿里的领导瞅你顺不顺眼？这导致很多人心思根本没在书本上。
到了1977年7月份，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老爷子一回来，自告奋勇说要管科技和教育。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中国要搞现代化，没有人才、没有知识，那全是一句空话。但他当时也难，上头还有“两个凡是”压着，教育界更是“革命”的重灾区。当年六七月间在山西太原开的那场招生会，哪怕底下人有意见，最后拿出来的方案，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推荐制。小平同志也焦急，原本他琢磨着，百废待兴，怎么着也得用一年时间作准备，把教学分配、领导班子、教材折腾好，1978年再正式开张。8月初，教育部连体现原方针的报告都正式报送国务院了。
可谁也没想到，转机在8月4号开的一场座谈会上来了。小平同志把这批科学家、教育家请到北京饭店，要求只有一个：找敢说话、有见解、跟四人帮没牵连的人。老爷子一上来就让大家畅所欲言。到了8月6号那天，武汉大学一个叫查全性的副教授，憋不住了。他大声疾呼，说现行的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这话一落，吴文俊、王大珩这些大科学家纷纷附和，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也别再招二十多万不合适的人进来，那是大浪费。
小平同志听进去了，扭头问旁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改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三个月倒还来得及。小平同志当即一拍大腿，果断决定：那今年就坚决改！把报上去的报告收回来重写！当时有人建议把十六字方针改成“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小平同志一听，说去掉“单位同意”这一条。要是考生很好，队里领导脾气坏不同意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您瞅瞅，这就是伟人的大智慧和悲悯心，他一下子就替底下那些没根没基的普通年轻人，把最难的那道门槛给踹开了。
文件定下来不容易，中间招生会议两度召开，底下人怕跟着犯错误，争执不下。小平同志直接敲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不赞成的就改行。这一强力推进，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这份《意见》。10月21号，新华社通稿一发，社论一出，那声音真跟春雷一样，响彻了中国每一个知青点、每一间厂矿车间。
那时候的招考工作，搁在今天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艰难。就拿江苏来说，收到文件到第一次初选只有19天，全省84万人报名。最抓瞎的是没有纸，那时候计划经济，出版局说当年的计划用纸全光了。最后层层审批，愣是把印刷毛选的备用纸给紧急调了出来，这才把试卷印上。印完了没地方保密，教育厅的人就在仓库现场轮流值班看守。运试卷也没专车，坐火车的把车厢围起来，请乘警帮忙盯着；去苏北没铁路的，地市里有啥车就借啥车，一路颠簸着送过去。到了阅卷的时候，淮阴那边条件恶劣，老师们大冬天连个枕头都没有，枕着砖头睡，愣是把分数一笔笔判了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1977年为了赶时间，全国各省是自己命题的。那试卷搁在一起，真是五花八门。比如语文里的作文分值，江西占了100分，上海90分，湖南却只有50分；内蒙古、安徽这几个地方，理科语文甚至不考基础知识，就考一篇作文。而且当年为了保密，成绩属于绝密，不跟考生公布，这也延续了以前老高考的规矩。直到1978年3月份，小平同志觉得不公开分数还是容易让人“走后门”，力主必须阳光招生。到了1978年4月开会定调，6月份招生意见里才明确规定：高考分数必须发到本人手里。打那以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才真正成了中国人的共识。
那场考试对那时候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那是命。
当时备考时间不到两个月。像重庆的一位考生黄良，那年他32岁了，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在大巴山当了7年知青，又在电机厂当了5年工人，每个月拿38.5元，还有40斤粮票，在当时算很滋润了。可他从来没放下过书本。高考那两天冷得僵手僵脚，穿着老棉袄在寒风里直打哆嗦，下笔都得哈气暖手，中午就着两个馒头，在避风的墙角看书。还有个叫龙莉莉的知青，背着被子坐了3个多小时汽车赶到考场，晚上跟一屋子考生挤在废弃教室的稻草地铺上，兴奋得聊到凌晨4点。考政治时她灵感爆发，一口气写了满满8页纸，监考老师索性站在她旁边不停地给她发纸。
在那个极度精英化的年代，570万人怀着对明天的希冀走进考场，最后只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只有4.76%，是新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这批上岸的人，后来被称为“77级”。因为1977年冬天考，1978年春天入学，紧接着1978年夏天又考了一届，导致1982年一年之内有两届大学生毕业，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奇观。
这批77、78级的大学生，成分极其复杂。一个班里，有三十多岁的“老三届”，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也有十几岁刚高中毕业的毛头小子。他们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学校缺设备、缺教师、缺教材，但唯一不缺的，是那股子能把人烫伤的学习热情。酷暑里没有风扇空调，大家就把脚泡在水盆里，头顶着湿毛巾听课；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教室里座无虚席，系领导甚至得进教室去撵人：“大家注意身体，别把身体搞垮了，来日方长啊！”
正因为经历了这番脱胎换骨的改变，这批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成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不管是政界、学界还是商界，他们深度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国崛起的每一步。到今天，这批老先生们大都已经退休了，含饴弄孙，过上了宁静生活。
回头想想，1977年的那场高考，不仅改变了那几十万年轻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在全社会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规矩。它告诉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手里有真本事，你的命运就可以握在自己手里，不用去求人，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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