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追悼会上，毛泽东亲自出席，向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深深三鞠躬。谁也没想到，仅仅七十天后，他的妻子张茜在体检中被查出肺癌，且已出现转移迹象。

医生委婉地告知病情，张茜却平静地笑了笑：“我明白，你们不用瞒我。”身边人都劝她立即住院治疗，她点头答应，却提出一个条件：要把陈毅留下的一箱诗稿带进病房。对方愣住了，她轻声补充道：“我得替他把诗集编完。做不成这事，我睡不踏实。”

其实这个念头，早在陈毅病重时就已经种下。1971年陈毅确诊肠癌，在病床上最常念叨的就是“那些诗稿别散了”。他一生写下七百多首诗，从南方游击战争的《梅岭三章》，到外交场合的即兴之作，这些文字不仅是个人抒怀，更是那段烽火岁月的见证。可惜动荡年代里，手稿散乱残缺，许多典故未加注释，整理工作一直没能完成。

张茜住进301医院当天，就把那箱诗稿摆在床头。护士疑惑，她只摆摆手：“别管，我有数。”手术前麻醉，医生让她数一到十，她却在心里默背《赞春兰》——那是1939年陈毅写给她的求爱诗，也是她当年答应求婚的理由。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刚醒过来，她就挣扎着要坐起，吓得护士连忙按住。她气息微弱地对儿子陈昊苏说：“读诗稿给我听吧。”孩子红了眼眶，她反而安慰道：“声音大些，我耳朵背。”

三天后，整理工作正式开始了。她先梳理时间轴：南方游击时期、皖南事变、解放战争、外交部长任上……每段历程都要配上相应的诗稿。刀口还疼得厉害，写几个字就喘半天，冷汗浸透衣衫。孩子们劝她休息，她总是摇头：“这是我最后能为他做的事。”疼得发抖时，她就望着床头陈毅的遗像，仿佛在向丈夫诉说着什么。

最困难的是辨认字迹。陈毅写字向来潇洒，有些草书连他自己事后都认不出。张茜就拿着放大镜，对照不同时期的笔迹特征，一个字一个字地猜。遇到典故不明的，她翻遍古籍；时间模糊的，她查阅历史档案。医护人员常看见这样的画面：午后阳光斜照进病房，一位消瘦的妇人伏在案前，左手按着疼痛的肋部，右手握着钢笔，一笔一划地誊抄。

她知道时间不多了。医生曾坦言，如果积极配合治疗，或许还能活三五年。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放弃保守治疗，只求手术止痛保持清醒，她要和死神抢时间。九个月里，病房成了编辑部，儿女们轮流当助手。一首《青松》改了七稿，一段皖南事变的注释查了三天资料。她常说：“这些诗不是老陈一个人的，是留给后辈看的。错一个字，对不起历史。”

1974年春天，《陈毅诗词选集》终于整理完毕。张茜捧着厚厚的手稿，手指颤抖如秋风中的落叶，脸上却露出释然的微笑。她对儿子说：“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去见老陈了。”几天后的3月20日，张茜平静离世，枕边放着那部尚未出版的诗集。

后来这部诗集正式出版，《梅岭三章》被选入课本，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少有人知道，那些铿锵诗句的背后，是一位妻子用生命最后的九个月，从病魔手中一寸一寸抢回来的承诺。就像陈毅诗里写的那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而张茜用她的方式诠释了另一种挺直——不是面对枪林弹雨，而是在死神逼近时，依然端坐案前，为爱人整理一生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