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峪铜器于1923年出土以来，先由法商王涅克购了一部分运往巴黎展览，轰传于欧洲，再因一部分留在国内数度买卖，掀起保护浑源彝器之风波，至“卢沟桥事变”发生才渐渐平息。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李峪器的学术性文章，用力最深者，国外当推日本梅原末治的《战国式铜器之研究》（1936），国内当推商承祚的《浑源彝器图》（1936），以致中国学者论李峪铜器所引述的资料多为商氏，世界学者则多参考梅原氏，并无何人提及高去寻。实际上，高氏于1935年撰写的北京大学毕业论文《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较商氏、梅原氏远为精详，仅因未公开发表而不为人知也。
高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生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的高足与同仁，1948年冬随史语所迁台，1991年谢世。他在撰写此文时，共参考过中外41位作者的64篇学术论文，以敏锐及辽阔的治学眼光，将李峪铜器从多个方面抽丝剥茧，判断其既非秦始皇祭祀山川的秦器，又非赵武灵王的遗物，应是赵国贵族墓葬的随葬品。经过分析，他认为李峪墓葬与出土器物属于春秋末年以来兴起之新型，应是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的遗物。同时指出，部分李峪铜器的动物纹、绳纹受到欧亚草原带外来民族之“斯克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
今天看来，此文仍不失为研究李峪铜器的巅峰之作。
高去寻（1910—1991），河北安新人，字晓梅，中央研究院院士。1935年北京大学史学毕业，曾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教授、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史语所所长（1978年8月至1981年7月）等职。参加过四次大规模的殷墟考古发掘，并将梁思永有关殷墟侯家庄发掘未完稿辑补成系列专书，在中外考古学界具有较高声誉。
七、年代之比定
中国古代铜器中所谓殷周器者不论如瑞典学者更分为殷式（Yin Style）、殷周式（Yin-Chou Style）、中周式（Middle Chou Style）[1]，大都器形严肃庄重，文饰奇古。至如所谓汉器者则器形已有演变，质地较薄，带轻快意味，又大都无文饰，其具文饰者亦皆流丽化与前者完全异趣。又殷周器之造成，形制与文饰多为紧密之结合，互相牵制，配布齐整；汉器之造成，其具文饰者文饰不受器形之限制，多自由配布，且刻线流丽柔媚，不若殷周器运线之雄劲有力。而李峪出土之铜器，其形制则多与殷周器者有别，而近于汉器，但与汉器对照，则又多具古调，且鼎盘足上之肉刻兽面纹亦为汉器上所不常见。其文饰则多用平面之表出法，少殷周器上浮彫或肉刻之风，且多依一单位图反复相连配布器上，不若殷周器者受器形之限制，但与汉器对照则尚未达完全解放之势，其主要文饰之母题又非为确定属汉器者所有。故梅原末治于数年前即谓所谓“秦器”者乃处于殷周器汉器之中间型，为战国晩期之物；“秦器”二字可视为划分时代之名辞，此一时代始于公元前五、六世纪之新郑遗物，而迄战国之未，此长期间之铜器皆发展于一新型之下[2]。
余于梅原末治所划分此一新型之时代认为大体无误，惟于其论李峪铜器乃战国晩期之物，尚难同意。
自民国十二年浑源李峪村、新郑李氏园发见铜器群后，于十八年洛阳太仓，二十二年寿县朱家集更有极多铜器之出土。此等铜器据余所知者大多数皆属于此一新型之物。虽其有国别之不同，但以彼时之交通已臻相当发达，究竟其地域上之文化色彩影响此等器物之制造至如何程度，尚难言也。譬如寿县朱家集所出之楚器形制文饰似多具特彩，但有为外来之铸客所造者，是否此等器物完全属于楚地之文化特彩亦难言也。又朱家集所出铜器虽于此一新型之时多具特彩，但瑞典工程师喀尔白克（O. Karlbeck）所得淮水流域出土之楚器 [3] ，如与洛阳、浑源等地之出土物相对照，则未见有若何属地域上之文化特彩。余虽未敢言当时各地之出土物绝不受其地方文化之影响而具特彩，但今日认为具地域上色彩之文物，亦未必他地之所无，究竟何者为地方上之色彩，何者为各地共有之色彩，尚有待于考古界之努力。今日可言者在此一新型之内，而各地之出土物虽各有稍感不同之色彩者，此或于时代上有所差别耳。故以李峪之铜器与新郑、洛阳、寿县所出者相对照，则于其时代之推订当不无收获。然不幸所谓洛阳古墓之出土物，如怀履光（W.Ch.White）之Tombs of Old Lo-yang所载，又似杂有汉器，吾人于此虽可慎重去取当无大错误，但此等器物究竟出于若干墓葬，共历若干世代，仍待研究。又其出土物中之骉羌钟、嗣子壶，虽具铭文可考相当之时代，但此时代亦仅能限于其本身，不能代表其他出土物也。
洛阳古墓所出器物于本问题既不能充分运用，故余不得不先以新郑、寿县所出，而比定李峪铜器之时代。刘节先生于《楚器图释》曰 :
日本滨田耕作氏所谓秦器中作变形雷文者，即吾国学者所谓蟠螭文也。此项文样其简单组织，则从蟠虺文而来。新郑出土铜器大都蟠虺文（图三八：1）。浑源所出者亦有同样之花纹（图三八：2）；然同地所出之物中亦有较复杂者（图三八：3），即所谓蟠螭文矣。其出于归化之鼎（去寻按，此即李峪所出之鼎）为代表作，确类螭虫蟠屈之状（图三八：4）。然至楚器时代，则更复杂，由拳屈之螭身而变为两正方形套结之状（图三八：5），螭身初由蟠虺纹之一线而来（如上：1），自是此线由一画而变为双钩（如上：2），此双钩之螭身中更添入云纹之小圈（如上：3），由一小圈更变为 S形之数小圈缭绕而成（如上：4、5） [4] 。
今仅就文辞一项如刘氏所论，亦可知李峪铜器之时代，当晚于新郑者早于楚器。
然余当于此更赘数言以述楚器、新郑器之时代。刘氏所指楚器之作正方套结蟠螭文饰者，据余所知仅限于楚幽王熊悍时器。其父考烈王熊肯（于公元前262年即位238年卒）之鐈鼎，虽有具如此文饰之盖，但与器相对照，则诚如唐立庵先生所云，乃别一器之盖所误配者 [5] 。然就余今日所知考烈王物，其文饰具蟠凤纹与复杂交结之变形云纹。此等图纹过去多以为乃汉器上之特彩，实则为后起之作风而为汉器所沿袭耳。但于李峪铜器虽有此种文饰之母题，而表现之方法则不相同，是亦李峪铜器当早于楚考烈王之时代也。新郑墓葬之时代，学者间向各据王子婴次鑪以为说。王国维谓王子婴次鑪乃楚令尹子重之物，于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鄢陵之役，为郑人所得，新郑之墓当成于此年之后 [6] 。郭沫若氏谓王子婴次鑪乃郑子婴齐为公子时所造，时其庄公曾僭称王号，故得称王子，婴齐即位十四年（公元前680年）被弒，新郑之墓当成于此年后之三五年间 [7] 。今按古代墓葬之所埋藏，未必全为死者生前之所服用，或全为其子孙所造之明器、祭器等，往往其先世之物亦用以殉，例如寿县朱家集之楚幽王墓内亦有其父考烈王之物也。新郑墓内所出之器物，如所谓编钟、特钟、㲃、鬲、甗、圆形壶等，形制文饰颇具古调；如所谓鼎、罍、方壶、匜、鍑、鑪等，形制文饰则又属一新型 [8] 。
此等具两种不同作风之器物，是否乃本在两墓或数墓，为非科学的发掘所混乱不得知。果即在一墓，其形制文饰颇具古调者，亦当为墓内葬者先世之物。推断此墓之时代亦当以其属于新型之器物为标准。如王子婴次鑪之形制文饰于新郑器物内最具特彩，其铭文书法与王子申盏者若同出于一人之手笔。王子申盏，阮元以为楚平王长庶子，令尹子西之器[9]。此鑪之为楚令尹子重之物说，似尚可信。又如《新郑古器图录》中，图三十之匜，图三十之鍑，与齐侯四器中之匜鏱之作风相近似[10]。图三十七、三十八之方壶，则文饰之母题，与其排列，与曾姬无卹壶相同，其形制亦与曾姬无卹壶相同，仅器底多立体式兽足，盖顶不具四出之饰而已。齐侯四器，乃齐侯朕其女孟姜所造，当为姜姓之齐。其铭文字体颇类陈㲃[11]，盖为春秋末季齐悼公或简公、平公之物。曾姬无卹壶之时代，各家之说法不同。按其铭曰：
此曾当如唐立庵先生所疑，乃汉阳诸姫之一[12]。漾陲有如叔夷镈之淄滘，当作漾水之滨解。漾水乃汉水上游之称。此言漾陲，殆如《左传》之所谓汉阳，盖曾姬故国之所在。蒿间，盖犹后世之言蒿里也。无，郭沫若氏谓言鳏寡孤独而无告者[13]。是则此壶之作，盖因曾姬念其安葬于漾陲之先世之无也。此时曾国当已被楚所灭。楚王熊章（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作钟用享之曾侯乙非为楚之宗族所转封者，即为楚虽灭曾而仍存其此祀。此壶之作当不晚于此年。其出于寿县，而云唯王廿又六年，当指楚王之二十六年。其铭文字体则近于秦景公（即位于公元前576年，卒于537年）之“秦公㲃”[14]，但㲃之形制与一部文饰则属于瑞典学者所谓之“中周式”，似其时代当较此壶稍早。此壶之作当在楚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0年）或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63年）。新郑墓内既有一部器物仍存古调，一部器物之作风同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半之齐侯匜钟，曾姬无卹壶则其时代最晚亦不过公元前五世纪之前半。据此则李峪所出铜器之时代亦晚于公元前五世纪之前半。
今既据新郑郑墓、寿县楚墓之出土物，已推断李峪出土之铜器当晚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半，早于公元前二百六十三年，当再一步试将其时代更加以限制。
按新郑墓内之出土物，有一种丸彫之蟠螭纹，其螭体凸出颇生动有力，各螭体之蟠亦极疏松。至骉氏编钟，则各螭体虽亦生动有力，其相蟠结虽亦疏松，但已趋向于用平面之表出法，无丸彫之风。又其“鼓”间除饰有蟠螭纹外，更加杂一怪兽面纹，颇具特彩。李峪出土铜器中多数器物之蟠螭则用平面之表出法，其相蟠结则较紧凑，但体亦渐失生动之 力而成呆板状。此等铜器似较骉氏钟稍晚。唯其浮雕兽饰蟠螭纹壶之蟠螭纹虽用表面表出，但仍具古浮雕之风，与骉氏钟近似，螭体之结亦相当疏松。又此壶于蟠螭纹间亦杂有怪兽面与骉氏钟同，其用浮雕兽排列于圆周带上有芮伯壶用浮雕蝉之风。又其穿鼻三孔之牺尊亦饰有浮雕兽与怪兽面，与其壶之作风相同，其变形涡文之表出法则又与嗣子壶同。是此牺尊之时代亦当与骉氏编钟、嗣子壶之时代相近。
骉氏编钟之作成，徐中舒、唐立庵、刘节诸先生皆断为在周灵王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 [15] ，瑞典高本汉（B. Karlgren）氏亦响应此说 [16] ，郭沫若氏则断为当在周安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80年） [17] 。徐先生于二十三年春讲授《殷周史料考订》一课时，又弃其前说，谓以其铭文书法而论，其时亦不当过早，最要者如春秋时器“齐”字作 ，而骉羌钟之“齐”字作，与陈侯午器之作相近似；因更据《水经·纹水注》所引《竹书纪年》之文，认为当作于周威烈王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此说已较前之二说减少诸多不妥之处，当可信。嗣子壶之作则无绝对年之可言。郭沫若以为需与骉氏编钟之时代当相去不甚远，盖战国初年之器 [18] 。今按其铭文字体则较骉羌钟者当稍早，然属之于战国初年之器亦无不妥。据此则李峪铜器之大部当作于公元前四世纪时，仅其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残壶，及穿鼻三孔牺尊之作成，似当及于公元前五世纪之末。
此外今更就少盧剑作成之时代，试于李峪铜器之时代加以限制。因颇觉此二剑乃墓中葬者生前所用，此可代表李峪铜器大部之时代，与较晚之时代。瑞典人 Olov Janse曾以中国出土之剑就其形制分为数类，此少盧剑被列入A类。彼谓此类剑于中国各地分布极广，所用之时间亦最长，当起于周代 [19] 。今按寿县出土之楚王酓章剑之形制，如镡卫茎首皆与少盧剑有别，且茎间之无后仍存较原始之式。因茎间之匝后非如 Olov Janse所云为一种装饰品，程瑶田以为乃为缠绳而设 [20] ，实得其旨，倘仅为装饰品则殊有碍于人手之把握。故剑茎之有后可视为后起之改进。楚王酓章剑之时代因亦早于少盧剑。酓章剑之作当不出公元前四八八年与四三二年之间，少盧剑之作因亦可断晚于此时。但剑茎有后之兴起亦非过晚，战国时作品《考工记》已有载记，想为当时极通行之形式。历代著录内亦不乏其属于战国时代者之实物，惟多无较确当之时代可考耳。仅朝鲜大同江郡有此种铜剑伴有“上郡戈”出土 [21] ，戈上有刻款铭文，郭沫若氏考为秦始皇二十五年所造 [22] ，则此剑作成之时代当与之相去不远。但此剑之形制长度虽与少盧剑相近，而其时代则当较少盧剑已晚。因此剑之铭乃公元前三世纪时最流行之刻款，少盧剑之铭文则先铸成阴交而后错金，此种铸款仍为较古之作风，又少盧剑铭字体则纤秀雄劲，各笔画亦皆粗细相等，此种手笔与骉氏编钟者相同，其作成之时代盖去骉氏编钟不远。然又就其形制而论，则距楚王酓章之时代又未必无相当之距离，盖亦公元前四世纪初叶物也。
于李峪出土铜器之时代既作如上之推订后，当更于此有所声明：器物本身所表现之作风不同固可断其时代不同，但此种不同之作风决非一时之突变，亦非一时整个现象，故通常于短期内两种作风不同之器物仍并存于世。例如今日之一成衣店内即同时并制短服与长服，一书局内同时出线装与洋装书籍。李峪出土之诸多铜器，本皆属于自春秋未年以来兴起之新型，虽其文饰之表出有两种不同之作风，而各所代表之时代又相去极近，如固执其时代谓非同时之物，或亦不合当时之史实。要之李峪墓葬之作成，当于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所殉之器物或亦尽此时之所有也。
八、外来文化影响之问题
近世外人由于研究司克泰（Scythian）或司克泰西伯利亚（Scytho-Siberian）之文化，遂渐产生中国古代文化曾受此种文化影响之说。据余所知此种学说盖首倡自P. Reinecke [23] ，至罗斯陀夫柴夫（Rostovtzeff）乃更为扬历。秦汉之后中国文化曾饱受西方文化之影响，此固于文献古物优足证明者。先秦时代如河南甘肃出土之着色陶器，殷墟出土之铜兵器，确具有与西方文化有关之色彩 [24] ，此后似亦有具Hallstatt文化色彩之器物出见于中国 [25] 。此皆足示中国古代文化决非孤独存在发展，而不与外方文化发生关系。若司克泰西伯利亚式文化，虽西自匈牙利、南俄，东至中国北部皆有所发见，但其与中国古代文化之关系如加以慎重之研究，不难有较明确之认识；唯于此有一先决之条件，即须于中国古代文化有正确之理解也。如罗斯陀夫柴夫曾以为中国周代铜器上之饕餮等动物文饰，可于司克泰艺术寻出其源泉，最低程度二者乃共从伊兰艺术母胎内产出之见解 [26] ，诚为考古界之趣闻 [27] 。余于拙作之《殷商铜器之探讨》内曾以为周代铜器之文饰乃源于殷，殷器之文饰，如饕餮夔龙雷文等与太平洋岛屿上之原始艺术，及墨西哥古代艺术同其母题；因响应Ernest F. Fenollosa之说，认为殷商铜器之文饰盖属于太平洋艺术（Pacific Art）范围 [28] 。今日思之中国古代铜器文饰之色彩并不如此单纯，但视为东方之特殊艺术仍无不可。罗斯陀夫柴夫之说则不足信。吾人今日所知司克泰西伯利亚式之文物虽可代表千余年之文化历史，但尚无可确断早于公元前七、八世纪者，将何由而为周代艺术之源泉？故罗斯陀夫柴夫于一九二九年更声言曰：
In my book on the Iranians and Greeks I was inclined to accept a common origin, from which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Scythian animal style were derived.I must say that I was wrong. The real Scythian style as described above is different if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Chinese animal style of the Chou period. It is more primitive, more realistic,less conventionalized. It does not operate with fantastic animals. Thefantastic animals entered the repertory of the Scythian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late, probably not before the fifth to fourth centuries B.C. [29]
罗斯陀夫柴夫最初之谬见，乃源于一种偏激之见解，重视司克泰人之文化，于中国古代文化无正确之理解。窃以为文化程度较低之司克泰西伯利亚文化与文化程度发展已高之中国文化相接触，亦不过前者为后者所吸收，成为广大文化中之新血液，而常处于被动地位，旧有文化稍受其影响而已。李峪出土铜器即其绝好之一例。今先指出李峪铜器于此问题之重要，然后再观察外来影响之色彩。
甲、战国时代北方异族之文化
余于此说明战国时代中国北方异族之文化，无需于视《史记》《汉书》所载匈奴人之生活习惯为战国时代一般北方异族之情形，与西方史家考古家所述之司克泰人生活习惯相对照观察，亦无需于就《论语》《左传》《史记》《国策》之文以推断战国时代北方异族有披发左衽、袴褶服、骑射之情形，与司克泰人相同。因与本问题有关者乃其文物，故亦仅述其遗物。此种遗物大都属于青铜刀、剑、容器、衣带装具、马具及其他饰件。其出土地点除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甘肃镇番县沙井村古墓有所发见外 [30] ，大都出土于热河、察哈尔、绥远及山西、陕西北部，尤以绥远各地出土为最多，故安特生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器（Ordos bronzes） [31] 。此等铜器于1923年由法商王涅克之搜集始见称于世，此外如米松林（Herbert Mueller） [32] 、安特生、喀尔白克（O. Karlbeck）、拉逊（F. A. Larson） [33] 及名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 [34] 等亦各有大批之搜集。此等铜器之作风与中国古代文物显有不同，其最显著之兽型（Animal Style）吾人倘见其一二即知乃属于司克泰西伯利亚式。博罗夫加（G. Borovka）于其Scythian Art曾论司克泰式之兽型曰:
This style is thoroughly individual, soindividual that it long remained quite unintelligible; only in recent years have we begun to understand it. This style is at once so lively that a modemeye is instantly caught by it, and so fanciful that the observer at first canscarcely make out the details of the presentation. It produces the effect of animpressionistic ornamentation, but its components are living bodies. [35]
吾人如以博罗夫加此言以察中国北部出土物兽型之作风，亦觉其与司克泰者有相同之特质。故Hubert Schmidt总称黑海北岸Kama河流域叶尼塞河（Yenissei River）上游及中国北部出土物，为“欧亚兽型”（dereurasische Tierstil）。 [36]
唯西方学者于中国北部此种出土物之时代之推断，多难令人满意。如A. Salmony以为卢氏之搜集品皆自汉至宋元居于中国北疆之异族所有 [37] 。安特生虽将沙井村之发见品断为属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时之物 [38] ，然据何标准则不得知，又将其“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一文所列举之器物断为大部当属于汉及稍前匈奴人之遗物，而仍无可信之界说。阿恩（T. J, Arne）于1933始用南俄西伯利亚之出土品以比较滦平、宣化两地古墓之发见物，使吾人得知此种中国北部出土物，有确属秦汉以前者 [39] 。今按安特生曾指出此种出土物有可注意之情形二：一常伴有纯中国式物出土。二其草原式之兽型常有汉化之色彩 [40] 。此二情形皆可为研究其时代问题之最大佐助。然吾人今日所见者大部乃外人之收买品，伴出之物不详，难得如外人研究考次洛夫（Kozlov）在库伦附近所发见者之便利 [41] ，故余于此不得不就第二情形试于少数器物之时代与以推断。例如安特生之“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下简称“Hunting Magic”）图版十四之1, 3；A. 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 Loo（下简称Sino-Siberian Art）图版十四之2，三十一之1皆饰有变形桓纹（图三九）。“Hunting Magic”图版八之2，十一之7, 10，十四之3，二十二之8 ；Sino-Siberian Art图版二十七之2，三十九之2, 4，皆饰有圆线化雷纹（图四〇）。“Hunting Magic”图版十一之9，二十四之5，Sino-Siberian Art图版二十二之4, 5，二十三之1, 2, 4，二十八之3，二十七之4，皆饰有绳纹（图四一）。“Hunting Magic”图版十一之4, 6，十二之4，十五之7，Sino-Siberian Art图版二十四之4，三十之9皆饰有谷粒形纹（图四二）。Sino-Siberian Art图版三十一之3，三十九之5则饰有兽面纹。Sino-Siberian Art图版三十二之5则饰有涡纹。Sino-Siberian Art图版三十七之2则饰有贝带纹（图四三）。 [42] 此种变形桓纹、圆线化雷纹、谷粒纹、绳纹、兽面纹、涡纹、贝带纹，皆中国春秋末年及战国时代之器物所常见之文饰，故可推断其器物之时代亦与春秋末及战国相去不远。甚至Sino-Siberian Art图版十八之5（图四三）其形制全为所谓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之带钩式，而于虎身则饰以春秋末叶以前中国铜器最发达之鳞形纹，其时或亦更早也。
又中国北部出土所谓鄂尔多斯青铜器之年代较早者，安特生与A. Salmony 皆以为乃匈奴人之遗物似亦大可疑。虽如E.H. Parker以为匈奴人与司克泰人乃同一部族 [43] ，E. H. Minns与V. Gordon Childe以为司克泰人乃匈奴人之先驱（forerunner） [44] ，虽如考次洛夫之发见可见匈奴人之文物有属于司克泰西伯利亚作风者 [45] ，然上列属于战国时代之中国北部出土物是否为匈奴人所有大成问题。因吾人今日所知匈奴之真确历史不过始自头曼单于时代，《史记•匈奴传》虽云战国末年“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然此时犹为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人南至河套一带似当于秦汉之际 [46] 。至于此种战国时代者之北疆出土物究竟当属之何种异族，于此无考订之必要，仅指出此时中国北疆有司克泰西伯利亚式之文化产物足矣。
乙、李峪墓葬于中外交通上之地位
李峪在夏屋山之东北，恒山右胁之北麓，于春秋时当属代地。其入中国版图当自赵襄子踰夏屋平代地始。赵自得代地后曾封其宗族于此。李峪墓葬盖即居代地赵之宗族，或其他贵族所有。古人墓葬去其生时所居多不过远。公元前四世纪赵之都城先在中牟后迁邯郸，皆在太行山脉之东 [47] 。此时身居赵都之贵族，死后亦当葬其附近，于情于理未必远踰恒山而葬于李峪，故传说中之赵王墓多在太行山东麓及其附近之高地 [48] 。李峪墓葬在恒山右胁北麓，当为身居其北代地者赵之贵族所有。
战国时代中国北疆之异族皆为草原上之游牧者。平时则逐水草而迁徙，战时则人各骑射信意驰骋。其文化程度较低，故善吸收外方之文化，而同时又为外方文化之传播者。彼等常将东方文化输入西方，西方文化亦输入东方。而外方文化之输入中国，赵之代地实首当其冲。因代地非但为赵之边疆北邻异族，且居中外交通之枢纽。战国时作品《穆天子传》所载穆王西狩之事虽未可视为史实，然穆王于西北各地采玉、祭铁山、铸五彩之石以造物及采集植物携归中国等事，皆反映当时西方之工艺品、植物因交通而输入中国。故日本小川琢治谓《穆传》一书可视为探宝之作 [49] 。《穆传》所载穆王西狩往返皆经桑干河上游与雁门关一带 [50] ，此足见雁门关一带乃当时中外交通之要塞，其北代地亦中外交通所必经。故苏厉说赵惠王曰：“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 [51]
赵之代地既北邻异族，而居中外交通之要冲，则居代地赵之贵族墓内殉葬之器物当受北方异族文化之影响极大。因当时中国北方异族已有冶铸之术，李峪墓内之铜器无坚强之理由可言其非造于代地而来自中国内地也。
丙、外来文化影响之观察
论李峪铜器受外来文化之影响者，据余所知以梅原末治较为慎重 [52] 。梅原仅指出蟠螭纹附脚盘内浮饰之疾走形怪兽，乃受高加索之Kuban地方之铁器时代初期文化影响，其衔与衔板与司克泰式者相同。余之管见颇觉李峪铜器中所饰之绳纹（纫纹、纠纹、辫纹）与刻饰之动物纹亦有外来文化影响之彩色。 [53]
纫纹 （图四四）
Olbia出土者：见Scythian Art图版九，公元前六世纪时之物。
Kuban出土者：见Scythian Art图版二十四、二十五，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之物。
中国北部出土者：见Sino-Siberian Art图版二十二之4, 5，图版二十三之 2。
纠纹 （图四五）
Don地方出土者：见Scythian Art图版二十二之B，公元前五世纪之物。
Dniepr地方出土者：见Scythian Art图版二十三之B ，公元前五世纪之物。
Kuban 出土者：见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图版四之1, 3，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之物。
中国北部出土者:见"Hunting Magic"图版十一之9，Sino-Siberian Art 图版二十八之3。
辫纹 （图四六）
Kuban 出土者:见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图版四之1（参图四五），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之物。
Don地方出土者：见Scythian Art图版三十七之C, D，皆约为公元前一世纪至纪元一世纪之物。
中国北部出土者：见Sino-Siberian Art图版二十三之1, 4，图版二十七之4与“Hunting Magic”图版二十四之5。
中国古代铜器其年代较早者之文饰大都为一种近于幻想（fantastic）者，其饰以绳纹或结绳纹则近于原始的写实之艺术，其时代最早者始自造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之际之新郑墓内所殉，前于此者则不见。上列具有此种文饰之中国北部出土品，前已推订属于春秋末季及战国时代之物。虽未能确定其早于新郑之出土品，然于公元前六、七世纪时黑海北岸之铜器，已有此种文饰，则中国铜器之有此当受欧亚大草原上文物之影响。其或由西方传入中国北部之异族，再南入中国。李峪铜器群中此种文饰特殊发达者，殆因邻近北方异族也。
李峪铜器中所刻饰之动物纹亦为写实之作风。此种作风殆受司克泰西伯利亚文化之影响。尤以其兽体上用刻短线为饰，亦见于公元前五世纪初年司克泰墓内之出土品，如Scythians and Greeks之第145图、146图、147图，及中国北部之出土物如“Hunting Magic”图版二十一之4及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图版二十七之2（图四七） [54] 。此种相同似非偶然者。
李峪铜器中之蟠螭纹附脚盘内所饰之浮雕水禽鱼鳖等，徐中舒先生已指出其作风与北高加索Kuban地方出土公元前六世纪之金杯所饰者相同，推断前者乃受后者之影响 [55] ，于此不另赘述。
赵之代地，虽北邻异族扼中外交通之要冲，而居代地赵人之器物“李峪铜器”，所受司克泰西伯利亚文化之影响，据管窥所及，其最显著者不过如上之所举。
狄柴克谓李峪铜器之无文缋者制造之简陋，绝不能与有文缋者相比拟，而颇似鄂尔多斯出土之铜容器 [56] ，吾人亦不可遽视为前者之制造乃受后者之影响。郭沫若氏谓晩周铜器无文绩者为堕落式，乃沿前期之路线益趋简陋者 [57] ，则相当可信；因于周初及中周之铜器亦不乏无文饰者。
又李峪铜器之鼎、殷、壶、豆等多饰有立体式鸟兽，及鼎、㲃、壶之耳多作环形，虽为此铜器群中相当发达引人注目之特殊作风；虽此种作风最发达于司克泰西伯利亚文化之产物；但余尚不敢强调声言前者乃受后者影响，因中国铜器附饰立体式鸟兽，可见于殷周之际。李峪铜器多具环耳，尤以鼎耳作环形固属殊特之作风，然皆附耳于胴外；南俄西伯利亚出土物之环耳，则多附着于器物口唇之上直立 [58] 。中国北部出土铜容器虽有横附环耳于胴外者，如“Hunting Magic”图版十九之1、2（图四八） [59] ，然此二器尚不能确断其时代早于李峪铜器，是否乃受中国方面之影响亦未可知。李峪铜器附饰之环耳是否由早期铜器上鋬状耳所演变而来，或受外来作风之影响，仍待考古界之努力也。
至若少盧剑之制造，与司克泰式剑似亦无若何直接关系。司克泰式之剑大都最长者不过二十一英吋，而以较此更短者为最多 [60] 。西自南俄、波斯，东至西伯利亚、中国之内外蒙古及朝鲜，皆有此种短剑出土，故于考古学上通常称之为波斯司克泰（Perso-Scythian）式剑。此种式剑古代希腊人称之为akinakes（或acinaces） [61] 。此种剑名亦曾见于中国古文献中。《汉书•匈奴传》曰：“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逸周书•克殷解》曰：“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孔晁《注》：“轻吕剑名”，而《史记》轻吕作轻剑。西人夏德（F. Hirth）谓径路（King-hik）、轻吕（King-lü）皆现代土耳其语及诸土耳其方言中所称两面刃小剑King-rak之译音 [62] 。日人鸟居龙藏、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皆宗其说，并谓径路刀、轻吕剑即波斯司克泰式剑 [63] 。江上波夫又以为径路即akinakes之译音，并就各地出土实物观察，指出从周末波斯司克泰式剑akinakes即由西方经西伯利亚入匈奴，再传入中国 [64] 。今据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言 Sacae人于结盟时用akinakes挠酒血之事，亦足见江上说之可信 [65] 。中国北疆颇多波斯司克泰式剑之出土，内地出土者虽大都形制稍异，而无可确断早于春秋时者；且其年代较早者大都较短，形制亦近于波斯司克泰式之作风。故中国之有剑，或由司克泰西伯利亚文化之影响。唯少盧剑虽长不过五十余公分，而其“镡卫”“茎”“首”及“茎”间之“后”与一般波斯司克泰式者有别。具此形制之剑，本独发达于中国内地，安南、朝鲜虽有与此相同者出土，然乃属中国文化之分支 [66] 。吾人今日似尚可断言此种式剑盖由中国所改进者。观其前之楚王酓章剑之形制则知其演进之迹。至其柄部之文饰亦全属淮式之作风，固不待言者也。
九、结语
余考察李峪出土铜器所得之管见，已如上之所述。今更将其归纳为如下数项：
（一）王涅克（W. L. Wannieck）所得之“秦器”及现藏国内之“浑源器”本同于民国十二年出土山西浑源县李峪村附近，同属于一遗物群。“秦器”非出于绥远归化城北百余里地方。
（二）此遗物群内之器物，除被王涅克所携走者，亦当有少许已流往国外，其尚秘藏国内者亦不仅如余之所举。
（三）据古文献之载记，古墓之发见，知此遗物群当出于一古代墓葬中，而决非秦始皇祭祀山岳之所用。由古文献之载记，知赵武灵王墓不在浑源，故此遗物群似非赵武灵王所有。
（四）中国古代铜器自殷未至汉实具有千数百年之历史，其形制文饰皆时时在逐渐演变中。瑞典学者曾划出此演变之迹为“殷式”、“殷周式”、“中周式”、“淮式”及“汉式”。李峪出土铜器全属于“淮式” [67] 。
（五）以其他“淮式”器物可断时代者比订李峪铜器之作成时代，似一部份当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叶，一部份当在公元前四世纪初叶，然亦不能确断决非同时之所造。故李峪墓葬之作成，似当于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际，最迟似亦不出四世纪初叶。
（六）由随葬品之丰富精美及文化色彩，知此墓乃典型的战国贵族之墓葬。由墓葬位置于恒山右胁北麓，可推知墓中主人生时居于代地。如更就代地历史沿革考察，似可断言此墓乃身居代地之赵国贵族所有。
（七）当时代地北邻沐浴于司克泰西伯利亚文化之异族，又居中外交通之要冲，而李峪出土铜器所受此种文化之影向并不若少许外人所言之甚，最显著者亦不过马具及少许动物纹、绳纹而已。
李峪墓葬埋蔵品之丰富，决不亚于同年在新郑之发见，不幸皆分散于国内外。余所得见者仅其一部份铜器之图影，其余之铜器、陶器、骨角器、漆器、玉器及子安贝等皆与本题有深切之关系，而竟不得见，故一切论断自觉未免过早，亟盼博雅之指教。又外人因研究李峪出土铜器而生“秦式”之说，最近瑞典学者因喀尔白克（O.Karlbeck）在淮水流域获得大批此式器物，因更名为“淮式”。此“淮式”之区划虽与李峪铜器之研究有关，但已属周末全部铜器之研究，余不愿于本题内更有所论断。
（本文于民国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通过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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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远东古物馆杂志》第六期之“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2]见《论所谓秦铜器》。
[3]见《远东古物馆杂志》第六期之“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4] *见页19，增补附图。滨田氏所谓秦器变形雷文云云，刘节原注云“见所著之东亚文明之黎明，四十至四十二页。”按当是汪馥泉中译本，57页—58页。
[5]见《寿县所出铜器考略》，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4.1（1934）。
[6]见《王子婴次炉跋》，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海宁王氏排印石印本，1927）。
[7]见《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载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大东书店，1931），下册。
[8]见《新郑古物图录》。
[9]见《积古齐钟鼎彝器款识》卷七。
[10]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东京：文求堂书店，1935）。
[11]见同上。
[12]见《寿县新出铜器考略》，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4.1（1934）。
[13]见《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内之《寿县所出楚器之年代》。
[14]秦公㲃之时代历来有诸多不同之说，余就其形制文饰观察认为其作成时代不当过早，而赞成秦景公（576—537 B.C.）时说。
[15]唐、刘两先生之作，可见北平图书馆《馆刊》5.6（1931）、6.1（1932）、7.1（1933），徐先生则有《骉氏编钟图释》一书。正胜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一号无相关论文。
[16]见《远东古物馆杂志》第六期之 " On the Date of the Piao Bells"。
[17]见《金文丛考》中之《骉羌钟铭考释》。
[18]见《古代铭刻汇考》中之《金文续考篇》之嗣子壶。
[19]见《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二期所载 O. Janse之 "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
[20]见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之《桃氏为剑考》。
[21]见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同辑之《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2）。正胜按，朝鲜平安南道大同江郡船桥里出土铜剑，长一尺七寸七分，即原图版二四之6。
[22]见《古代铭刻汇考》《金文续考篇》上郡戈。
[23] P.Reinecke之著作余未见，仅于安特生在《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一期所发表之"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一文内得稍知其意见。正胜按，一八九七年德国考古学家P. Reinecke 在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发表 "Über einige Beziehungen der Alterthümer Chinas zu denen des skythisch-siberischen Völkerkreises" 从题目看来是讨论古代中国与司克泰西伯利亚民族圈之间的关系，此文间接引自 J. G. Andersson,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BFEA, No.1。
[24]可参看安特生之《甘肃考古记》及李济之先生之《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李先生此文载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
[25]见O. Janse在《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二期所发表之"Quelques Antiquitiés Chinoises d'un Caractère Hallstattien".
[26]见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27]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pp.200-201. “I have not the slightest doubt that both countries (i.e. Scythian and Chinese) received the animal style from a common source: I mean Iranian Central Asia, The Chinese adopted the elements of this style, dealt with them fre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rtistic temperament, and formed a new and peculiar decorative style: the Scythians developed their style in close connexion with Persian and Greek art. This explains why the two styles, in their final shape, are utterly different. But their common origin isevident."
[28] *《殷商铜器之探讨》，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1933）。Ernest F. Fenollosa, Epoch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London: W. Heinemann, 1921）。
[29]见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正胜按，73—74页。
[30]*J.G.Anderss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Series A, No.5（1925）: 18，云墓中出小件钢器，大量子安贝，绿松石粒等物。
[31]见安特生之“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载《远东古物馆杂志》第四期及“Selected OrdosBronzes”，载同上之第五期。
[32]见 Catalog of the Sungl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1930年出版。
[33]见安特生之“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及“Selected Ordos Bronzes”。
[34]见 A. 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1933）。
[35] **此据V. G. Childe英译本校正，页30。
[36] *** Hubert Schmidt 之说间引自 J. G. Andersson,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37]见 A.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38]见安特生之“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载《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一期。
[39]见T. J. Arne在《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五期发表之“Die Funde von Luan P'ing und Hsuan Hua”。
[40]见安特生之“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41]俄人考次洛夫等在外蒙古库伦附近古墓内所发见之古代遗物，杂有纯中国式或中国者之器物，其中国之漆杯上更有“上林”与“建平五年”等文，外人多就此等器物以研究其时代。正胜按，参看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页1—14。
[42] *补图三九—四三。
[43]见 Edward Harper Par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NewYork: A. A. Knopf, 1924）或 The Empire of Hiung-nu。
** Herodotus所知的司克泰（Scythians），中国所知的匈奴和欧洲所知的Huns，据Parker 说：“三者之间互有一些民族志的关连。”见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p.3。
[44]见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Childe 之The Aryan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New York: A. A. Knopf, 1926）。
* 所谓先驱之说，当据 Gorden Childe 之 The Aryans, pp.38-39。Childe 说，“On the other hand they find exact parallels among the non-Aryan Mongol nomads of upper Asia throughout the ages as Minns has amply demonstrated. This author treats the Scyths as Mongoloid forerunners of the Huns,Tartars, and Peschenegs, and that is not doubt right.”按 Minns 之说见所著Scythians and Greeks, pp.88-97。
[45]W. Perceval Yetts 于其“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中谓 Kozlov 认为在库伦附近古墓内之人种乃雅利安人而非匈奴人，此或为匈奴联邦式大帝园所统治之雅利安部族，故今亦称之为匈奴人。
[46]可参看《史记•匈奴列传》。正胜按，《匈奴列传》曰：“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47]中牟、邯郸之地望可参看顾观光之《七国地理考》。正胜按，卷四。
[48]可参看《殷礼在斯堂丛书》内之《历代山陵考》。正胜按，据王在晋《历代山陵考》，真定府有赵王冢（原注，大者六，小者三十二）、赵武灵王墓，广平府有赵惠文王墓，大名府赵宣子冢。
[49]见小川琢治《穆天子传研究》，载《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东京：弘文堂，1940）。
[50]见上注。
[51]见《史记•赵世家》。
[52] *梅原之说见《所谓秦铜器就》，《史学》10.3（1931）。
[53]**以下纹饰所引司克泰文物的断代多据Borovka，但和G. Bongard-Levin与H. Kyrieleis联合主编的近作Steppenvölker Eurasiens （俄德文合编）所断的年代比较， Borovka断得晚些。纹饰图据原稿所引增补。
[54]*增补图四七。
[55]见《古代狩猎图象考》，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
[56]见《中国古典艺术》。正胜按，L'art Chinois Classique, p.275。
[57]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说》。
[58]见 E. H.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及 A. M. Tallgren 之 Collection Tovostine。
[59]增补附图，此二器称铜鍑，是北方游牧民族独具风格的容器。
[60]见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三卷第九章或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 第四章。
[61]同上。正胜按，Scythians and Greeks，71页。
[62]见 Hirth 之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第三章。正胜按，65—67页。
[63]见鸟居龙藏之《论土耳古式短剑》，载《人类学杂志》 37.9（1922）及原田淑人、驹井和爱之《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正胜按，22—23页。
[64]见《径路刀考》，载《东方学报》（东京）第三册。
[65]见 Scythians and Greeks 第四章。正胜按，Henry Cary 译：Herodotus，VII : 64云，Sacae 是 Scythians ；而VI : 70云，“The Scythians make solemn contract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with whomsoever they make them. Having poured wine into a large earthen vessel, they mingle with it blood taken from those who are entering into covenant, havingstruck with an awl or cut with a knife a small port of the body; then, having dipped a scimetar, some arrows, a hatchet, and a javelin in the vessel, whenthey have done this, they make many solemn prayers, and then both those whomake the contract, and the most considerable of their attendants, drink up the mixture.”
[66]见 O. Janse 之“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载《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二期。
[67] * 参看“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BFEA, No.6。所谓“淮式”，该文作者提出十一项特色，诸如器物轮廓比以前更优雅，带有中亚（或欧亚）动物文饰的成分，S形龙纹交织，成对的圆螺旋纹被三角螺旋纹隔开，成对螺旋纹交织成S形，回纹波形饰，线纹装饰，褶纹装饰，点、钩、四叶成一环等装饰。当时认为这类青铜装饰多出于淮河流域，故名“淮式”。现在看来，“淮式”和“秦式”的名称一样地不合适。
节选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1999）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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