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我抬起头，一个干瘦的老头站在门口，头发全白了，身上的棉袄脏兮兮的，手里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
他眯着眼往我这边瞅了半天，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缺了豁的黄牙。
“瀚娃子，是我，你爸。”
我手里的笔顿住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那个夏天，我跪在他面前，头磕在地上砰砰响，就借三万块钱交学费。
他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最后把烟杆子往地上一磕，说了句——“滚。”
现在他站在我面前，跟没事人一样笑着说：瀚娃子，你房子大，分我一间住。
01
1998年的夏天，我永远都忘不了。
太阳快把地上的柏油路烤化了，我在养母王秀梅的坟前烧完纸，跪了很久才起来。
坟是新坟，土还没踏实，上面压着几块石头，风吹得纸灰卷得到处飞。
我娘走了一个月了，肺癌。最后那段日子她瘦得皮包骨，拉着我的手说：“瀚娃子，你要好好念书，考出去。”
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揣在兜里都焐热了。
村里人都在传，说我爸沈永康走了狗屎运，老村拆迁补偿款下来了，足足三百五十万。还有人说他分了三套楼房。
三百五十万，那时候在我们那穷地方，够活几辈子了。
我从坟地回到家，沈永康正坐在院里那棵槐树底下抽旱烟，烟锅子吧嗒吧嗒响，烟雾把他的脸遮得模模糊糊。
他身边放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刚从银行取出来的钱，一沓一沓的，码得整整齐齐。
我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
“爸，就借三万，当学费和生活费，等我毕业了，一准还你。”
他没看我，还在那抽旱烟。
我往上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在水泥地上，砰的一声。
“爸，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有出息吗？我考上大学了，三年出来就有工作了，到时候我能挣钱养家。”
他还是不吭声。
我又磕了一个，这回磕得重，额头磕破了皮，血顺着鼻梁往下流。
“爸，就三万，剩下的钱都是你的，我分文不要。”
他终于有了反应，把烟锅子往地上磕了磕，站起来往屋里走。
我心里一喜，以为他去拿钱。
谁知他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从兜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票子，数了五十张，扔在我面前的地上。
“五千块，拿上走吧。以后别回来了。”
我愣在那没动。
他又说了一遍：“你不是我亲生的，我凭啥给你花这钱？”
那些话从耳朵里钻进去，刺得脑袋嗡嗡响。我盯着地上那一沓钱，五十张，一百块一张，被风吹得翻起了角。
我跪了大概有一个钟头，他再没出来。
后来隔壁家的赵婶子过来拉我，说：“瀚娃子，你爸就那脾气，你先起来，婶子给你想办法。”
我站起来，弯腰把地上的钱一张一张捡起来，叠好，装进内衬口袋里。
我没回屋，直接背上早就收拾好的包，走了。
出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沈永康站在槐树底下，烟雾绕着他，看不清是啥表情。
02
我一路走到了镇上，坐上去县城的班车，又从县城转大巴去省城。
车开动的时候，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掏出来看了很久。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红皮金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丁哲瀚。
我考上那年，村里人都说老沈家祖坟冒青烟了，一个抱养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学。
可现在这通知书揣在我兜里，烫得慌。
我在省城火车站附近找了家最便宜的旅馆，一晚上十五块，房间连个窗户都没有，墙上还往外渗水。
我躺在那张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沈永康往地上扔钱的样子。
睡不着我就摸黑坐起来，翻我娘的旧铁盒子。
这盒子是我临走时从老屋翻出来的，里面没啥值钱东西，就是我娘留下的一些零碎。
有一张折得皱皱巴巴的纸条，我娘的字写得不好看，像小学生似的，歪歪扭扭。
“瀚娃子，你爸心里有你，就是嘴硬。你长大了，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看了几遍，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纸上，把那几个字洇得更糊了。
盒子底下还有一只银镯子，是我娘跟沈永康结婚时的聘礼，分量不重，但做工还算精致。镯子里面刻着两个字，王秀梅。
我娘的嫁妆，除了这只镯子，啥都没剩下。
我来省城的时候兜里除了那五千块，就只有这只镯子了。
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我抱着那个铁盒子睡着的，梦见我娘还在，坐在灶台边上给我纳鞋底子，嘴里哼着歌。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学校报到了。
学费加住宿费一共八千六，我先交了第一年的学费，剩下的钱交了住宿费和书本费，再一数兜里，还剩一千二。
我蹲在宿舍楼下，把那一千二数了三遍。
不够。
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一大截，生活费更别说了。
我掐着指头算了算，就算不吃不喝，也得再找份工作。
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工地的活，搬砖，一天十五块。
白天上课，晚上去工地，干到凌晨一两点才回来。睡着的时候，室友们的呼噜声打得震天响。
干了三个月，我攒够了第二学期的学费。
可第二学期交完费，兜里又空了，干干净净，一分不剩。
就在我愁得不行的时候，认识了陈虎。
他爸是个小包工头，在省城干了有十来年了。陈虎初中没读完就出来跟他爸干了，比我小两岁，但干活比老手还利索。
有一回我在工地搬砖，他也在这干。看我干到半夜还不歇，他递了根烟过来，问我：“兄弟，咋这么拼？”
我说缺钱。
他说谁不缺钱，但你这干法不划算。搬一整天砖挣十几块，够干啥？
他指了指不远处那栋半拉子楼：“你看那些贴瓷砖的，一天挣多少你知道不？四十块。”
四十块，我的眼睛亮了。
从那天起，我跟陈虎学贴瓷砖。
贴瓷砖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不容易，水泥的比例、瓷砖的平整度、缝隙的均匀，哪样差了都得返工。
我贴的第一家是个厨房，贴完了歪歪扭扭的，人家不给工钱。
我跟陈虎蹲在路边啃馒头，他骂我：“你那手艺，连狗都嫌。”
我没说话，把那馒头就着白水咽下去，心想下回一定得贴好。
那一年，我退了学。
陈虎骂我傻，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说退就退？
我说不是想退，是等不及了。三年毕业，太慢了。
我得赶紧挣钱，挣够了钱，把那一万七的学费还回去。
那时候我心里憋着一口气，说不清是对谁的气，反正就是不能服输。
03
退学之后，我跟陈虎一起干。
他爸手下活多，今天贴瓷砖，明天装水管，后天砌墙。什么活都干，啥钱都挣。
头一年，我们俩挣的钱统共两万八，刨去吃喝住，还剩一万六。
我把一万六存起来，想着再过一年，凑够三万，就还沈永康。
对，我还惦记着那三万块的事。
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心里膈应。我想把钱甩他脸上，跟他说：“你看，我不用你的钱也一样能行。”
可我攒了一年，他又攒了一年，钱是攒够了，心里那股气却没那么冲了。
第三年秋天，有一回我在工地上干活，远远看见一个老头站在马路对面，穿得灰扑扑的，往这边瞅。
我手里的瓦刀顿了一下。
那人很像沈永康。
我眯着眼想看清些，可他转身走了，步子不快不慢，弓着腰，像个老头该有的样子。
我没追上去。
后来的事就更说不清了。
陈虎后来告诉我，说有个老头在工地外面站了两钟头，看我在那搬砖。我看他的时候，他身子晃了一下，然后走了。
我问陈虎：“你咋不早说？”
陈虎说：“说了你又不高兴。”
那年冬天，陈虎他爸出了事，被一个包工头坑了，十几万的工程款没要回来，公司关了门，他也回了老家。
就剩我和陈虎。
我们商量了一下，借了三万块，在城郊租了个门面，开了一家建材店。
门面不大，三十几个平方，堆满了水泥和白灰。
刚开始没人来，我跟陈虎坐在门口大眼瞪小眼，一天下来一个顾客都没有。
陈虎急了：“咱这是要喝西北风啊。”
我说：“不急，得想办法。”
后来我开始跑工地，一家一家去推销。嘴皮子磨破了，鞋子磨烂了，终于跑下了第一单生意。
虽然只是几千块的单子，但总算开张了。
陈虎高兴得请我吃了一碗牛肉面，多加了两块钱的肉。
那一年，我们挣了五万块钱。
第二年，我们换了个大点的门面，雇了两个人。
第三年，我们开始接工程，包工包料。
生意就这么慢慢做起来了。
到了第五年，我和陈虎已经是省城数得着的建材商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办公楼，仓库，还有二十几个员工。
可是这些年，我从没回过那个村子。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以啥身份回去。
当年沈永康说“你不是我亲生的，我凭啥给你花这个钱”，这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二十年，拔不出来，也磨不平。
我给他寄过几回钱，都退了回来，原封不动的。
后来我就不寄了。
04
沈永康那边的事，我陆陆续续听村里人说过一些。
说他把三百五十万存在银行里吃利息，日子过得挺滋润。
说他天天泡在茶馆里打牌，逢人就说：“我儿子在省城，有出息着呢。”
没人当面戳穿他——他那个“儿子”，早就被他赶出家门了。
可大家背后都笑他，说老沈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后来有一回，村里人跟我说，沈永康被人骗了钱。
骗他的人不是外人，是他亲侄子，沈永福的三儿子沈大壮。
那小子嘴甜，一口一个大伯地叫着，说要做点生意，手头紧，跟他借二十万，利息给得高高的。
沈永康信了，把钱借出去了。
结果沈大壮拿着钱去了澳门赌博，输了个精光，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沈永康去找沈永福要钱，沈永福说：“我儿子借的钱，你找他要去，我管不着。”
两兄弟吵了一架，后来就不来往了。
这是第一回被骗。
后来又被人骗了两回，一回是搞什么保健品投资，一回是帮人担保贷款。
三回下来，三百五十万折了一大半，还剩一百多万。
村里人都说，老沈这是命里不该有财。
他听了也不吭声，照旧去茶馆打牌，只不过后来去得少了，因为口袋里没钱了。
再后来，安置房也让沈大壮给占了。那小子输了钱，回来把沈永康一推，说老头子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浪费，搬去老屋吧，这里我住。
沈永康老了，打不过，也没地方说理，就搬回了村里那间快塌的老屋。
这些事，我听了也就是听着，没啥感觉。
说心里不难受是假的，可一想起他当年那句“你不是我亲生的”，那股难受劲儿就散了。
这些年我越来越不爱想那些事。
生意上的事忙，也顾不上。
偶尔闲下来，泡杯茶坐在窗边，就会想起我娘。想起她在灶台前给我做饭的样子，给我纳鞋底子的样子，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我这辈子欠我娘的，多过欠沈永康的。
05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合同。
陈虎推门进来，脸色有点怪，往门口努努嘴：“老丁，你爸来了。”
“谁？”
“你爸，沈永康。”
我手里的笔停了。
陈虎又说：“在楼下，门卫拦着不让进，他报了你的名字。”
我说：“让他上来吧。”
十分钟后，门开了。
一个干瘦的老头站在门口，头发全白了，人缩了一圈，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领口油腻腻的，袖子磨得发亮。
他手里拄着一根树枝，是路边捡的那种，连皮都没剥。
他眯着眼往我这边看，看了好一会儿，终于认出我来了，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缺了豁的黄牙。
“瀚娃子，你住这么大的房子啊？”
我办公室在二十楼，落地窗，往外能看到大半座城。装修是陈虎找人弄的，说是照着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来的，看着是挺气派。
我没接他的话茬，让秘书倒了杯茶。
他坐在沙发上，眼睛四处打量，看看天花板，看看地毯，再看看窗外，像个第一次进城的老乡。
“瀚娃子，”他端起茶杯，手在抖，“我这把老骨头，没地方去了。”
我说：“咋了？”
他说：“老屋塌了，住不了人。安置房让沈大壮占了，村里也没别的去处。”
他顿了顿，又笑了笑：“你房子大，分我一间住呗。”
我说：“爸，你想住多久？”
他眼睛一亮：“你要是肯让我住，我就不走了。”
我没搭腔，坐在椅子上看他。
二十年了，他老得真是厉害。
脸上全是褶子，手背上的皮像老树皮一样，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裤腿卷到膝盖，露出来的小腿上全是青筋。
我问他：“你的钱呢？”
他低着头没说话。
“三百五十万，都花光了？”
他还是没说话。
我又问了一遍，他抬起头看我，眼眶红红的：“瀚娃子，爸知道错了。当年那件事，是爸不对。”
我站起来，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坐到他对面。
“爸，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年的三万块，你为啥不给我？”
沈永康没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抖得更厉害了。
那天晚上，我把他安排到了公司附近的招待所住。
我说这几天忙，等忙完了再谈住的事。
他点点头，拎着个破布袋子，跟着服务员走了。
我站在窗口往下看，他的背驼得很厉害，走一步晃一下，像个随时要倒下去的人。
06
过了一礼拜，我都没去见沈永康。
不是不想见，是我不知道该咋面对他。
那三万块的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二十年了，拔不出，咽不下。
陈虎看不下去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我说：“老丁，你这样就有点过了。你爸那天来找你，我看得出来，他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你再怎么恨他，也得给老人家一口饭吃。”
我说：“我不是不给他吃，我就是想弄明白那件事。”
“哪件事？”
“那年的三万。”
陈虎放下筷子：“老丁，你就那么记仇？”
“不是记仇，”我说，“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为啥。是不舍得钱，还是不舍得给我。”
陈虎叹了口气，没再说话了。
第四天，我去了招待所。
沈永康住的那个房间不大，就一张床一张桌子，窗户对着停车场，能听到下面车来车往的动静。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床头坐着，抱着那个破布袋子，眼睛盯着墙发呆。
看到我来了，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瀚娃子，你来了。”
我说：“爸，今天你给我一句实话。那年那三万块，你为啥不给我？”
沈永康的笑容僵在脸上，他低下了头，半天没说话。
房间里很安静，空调嗡嗡地响，外面的车喇叭声一阵一阵的。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等着他开口。
过了大概有五分钟，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瀚娃子，那年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说话。
他接着说：“我不是舍不得那个钱，我是怕。”
“怕啥？”
“怕你花了我的钱，翅膀硬了就不回来了。”
他的话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砸在我心口上，又沉闷又钝。
“你考上大学那天，我一个晚上没睡着，”沈永康说，声音很轻，“我替你高兴。可我一想，你要是念了书有了本事，还认我这个爹吗？”
他抬起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有泪花在转。
“我不是怕你花钱，我是怕你走了就不回来。”
我坐在椅子上，手攥着膝盖，攥得指节发白。
“爸，那年我跪在你面前磕头，你扔了五千块在地上，说我不是你亲生的。你让我滚。”
沈永康的脸色白了，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我当时要是给你了，把这钱给你了，”他的嘴唇在抖，“万一你走了不回来呢？”
他顿了顿，声音越来越低：“可我没想到你真走了。”
“那你还来看我干啥？”我的嗓子发紧，声音都变了调。
沈永康愣住了。
我说：“我在工地干活那一年，你来过省城，在马路对面站了两个小时。”
沈永康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顺着脸上的沟壑淌下来，一滴一滴掉在他的手背上。
“瀚娃子，”他说，“我来看你了，我不敢进去。”
“我要是进去了，你肯定会恨我。”
“我那样对你，我又有啥脸去见你呢。”
我看了一眼窗外。
停车场里的车进进出出，远处的太阳光白晃晃的，刺得眼睛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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