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刘伯龙"词条；《贵阳解放前后》（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绥阳爱国将领张涛的戎马生涯》（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刘伯龙与琊川惨案》（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贵州革命先烈之卢焘》（腾讯历史）；《出师未捷身先死——黄埔三期生》（抗日战争纪念网）；解放战争西南战役相关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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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贵州省境内一条尘土飞扬的山路上，正午的阳光把路面晒得发白，热气从黄土里往上腾，把路两侧深绿的山头烘得模模糊糊。
贵州的夏天，湿气重，山间总带着一股草木潮味，路面上因为这些天不断有车轮轧过，积了厚厚的浮尘，一有风吹或者车过，就扬起来在空气里飘着散不去。
这条路在那段时期是贵州境内交通往来的一条要道，来往的车队、步行的散兵、运送物资的卡车，都走这一线。
1949年的贵州，走在路上的人少了往日的轻松，步子比平时快，眼神盯着路面，不苟言笑，像是随时准备着躲进旁边的沟里去。
这是那年头贵州公路上的常态——一种弥漫在路面上、说不清从哪来的焦灼。
那天，一支车队在路上行进，走了一程，路中间出现了一辆停着不动的卡车，横在那里，走不动了。
发动机出了故障，几个人趴在车底下修，司机也下了车，站在旁边。
这辆卡车是贵州本地一支保安团的，路旁两侧是陡坡，没有地方可以把车推开，只能就停在路中间等着修好。
那个卡车上的人，是该团的少校，黄埔军校出身，受过正规军事培训，领口的军衔是经正式程序授予的，是那个年代国民党军队体系里的职业军官。
发动机什么时候出毛病，原本谁都预料不到。
后头跟着的车队停住了，被这辆卡车堵在了路中间，前行不得。
停了七八分钟，前头一辆轿车的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人，踏着浮土路向那辆卡车走过来。
少校看见有人走来，停下手里的事，立正敬礼，随即开口解释：车子发动机突然熄火，正在紧急抢修，马上就能让路，请稍等。
这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军人在那种场合的正常举动，姿态规范，语气平稳，说的是实情，他的每个字都在告诉对方——没有别的意思，车坏了，等一等。
那个走过来的人，站在他面前，没有说话，低头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下一刻，腰间的手枪被拔了出来，扣下扳机。
枪声炸开，在这段山路上回了一个短促的响，少校胸口中弹，向后倒在路旁的黄土里。
开枪的人走上前，又补了几枪，确认对方不再动弹，才把枪归回枪套，转身走回轿车里，吩咐手下把路边的尸体和那辆卡车一起拖到旁边，随后车队继续开动，向前行去。
整件事从始至终，那个开枪的人没有说过一个字。
开枪的人，是带着第八十九军驻扎贵州的刘伯龙。
那是1949年6月，贵阳宣告解放还有整整五个月。
五个月之后，1949年11月18日，贵州晴隆县政府院子里，一阵猝不及防的密集枪声打破了深秋山区的寂静，倒在晴隆县政府前院礼堂地面上的，换成了刘伯龙本人。
【一】从龙里县出发
刘伯龙，1899年生，贵州龙里县人。
龙里县坐落在贵州省中部偏东方向，苗岭山地的腹地，四周群山叠嶂，地势起伏，交通极为不便。
在民国时期，这是贵州内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业县份，没什么值得特别记录的产业，稻田和旱地沿着山坡层叠而上，村庄散落在山谷里，出行靠的是一条条弯弯绕绕的山路。
那个年代，从这样的地方走出去要有出息，路子不多：要么靠读书，要么靠当兵。刘伯龙走的是第二条路。
1924年，二十五岁的刘伯龙考入黄埔军校，成了第三期学员。
那一年，黄埔正式开办不到两年，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产物，由孙中山主导在广州长洲岛创立，苏联顾问协助参与，校训是"亲爱精诚"，目标是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骨干。
黄埔一期到三期，是这所军校最早的一批学员，来自全国各省，背景各异，怀着不同的理想和人生盘算，聚在一起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三期的训练内容包括步兵战术、射击、工兵作业，以及大量政治课，课堂上讲的是三民主义和革命的必要。
学员们的日常生活是按照严格的军事制度来管理的，起床、集合、训练、晚点名，时间表里没有多少空隙。
那是一种要把人改造成军队机器零件的教育，讲究的是服从、纪律、执行。
刘伯龙在黄埔期间担任的职务，是同学会纪律股股长。
这个职务管的是纪律事务，要让同学服从规则，要用威压和制度来约束人。
这个位置本质上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是在内部执行管控——谁违了规，谁不服从，纪律股说话。
这段经历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他往后处理人事关系的一套底层逻辑：用管控来建立秩序，用威压来解决异见。
1927年，南京清党事件发生后，刘伯龙担任南京清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参与了那一年清党工作的具体推进。
这是一件将他和国民党蒋介石一系的政治路线彻底绑定的大事，由此，他在体系里的位置变得更加稳固，也更加不可脱离。
1928年，他东渡日本，进入日本步兵学校深造。
那个年代，国民党军队体系里留日的军官不少，学的是步兵战术和军事指挥，着重在技术层面打磨，回国之后在晋升通道上往往走得比没有出洋经历的人更顺。
刘伯龙在日本步兵学校学完回国，这段海外学习的经历，在他的履历上留了一笔可以拿出来说的资历。
回国之后，他加入了复兴社，成为康泽一系的骨干人物。
复兴社是1932年在国民党内部由黄埔毕业生发起组建的内部精英组织，以对蒋介石的绝对效忠为核心，组织纪律严格，追求的是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以黄埔系为中心的强力派系。
康泽是复兴社里的重要人物，刘伯龙跟着他做事，跻身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这个位置给了他更宽的活动空间，也让他和蒋介石那一系的纽带进一步加固。
复兴社之外，他进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先担任参谋长，一度担代理总队长。
别动总队在国民党军事体系里承担各种特殊任务，涉及的事务相当部分是普通部队不便公开处置的内容，行事方式偏向直接和强力，不讲究程序，讲究的是效果。
刘伯龙在这里把他的一套处事逻辑打磨得越来越顺手——什么是障碍就清除什么，什么妨碍了目标就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
他还进入了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学习。
陆军大学特别班是国民党军队体系里的高级进修渠道，能进去的都是系统里有背景、有晋升空间的人，学的是更高层次的战略和军事管理。
从这里出来之后，在晋升通道上通常多了一块更扎实的台阶。
1940年12月，刘伯龙被授予陆军少将，正式出任新编第六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随后率部奔赴缅甸战场。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那段历史里中国军队在域外作战最惨烈的章节。
1942年，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英军在缅甸的防线节节溃退，中国应英方请求出动远征军入缅协防。
远征军从云南出发，穿越滇缅公路进入缅甸，面对的是日军精锐主力部队。
那场战事从一开始就透着困顿：中英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重重，情报和补给时常不到位，对缅甸山地热带丛林的地形极为陌生，更要命的是缅甸的气候——酷热、暴雨、疟疾和各种热带传染病，把没有做好准备的士兵一批批地打倒，不见硝烟也在减员。
缅甸战事最终以远征军大规模撤退收场。
一部分部队从野人山穿越茂密的热带丛林撤入印度，沿途因为疾病、饥饿和日军的追击损失惨重；另一部分从滇缅公路方向退回云南，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
整支远征军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中的伤亡和减员数字，触目惊心，参与其中的人，从缅甸回来之后多少都带着那段经历留下的东西。
刘伯龙带着第二十八师从缅甸生还，回到国内之后，被调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在军队教育体系里继续任职。
教育处长是一个管理和培训的职位，负责军校教育内容的统筹和推进，和战场直接交锋不同，在这里积累的是人脉和对军队系统运作规律的熟悉。
这段时间，他在国民党军事系统里的地位继续稳固。
1948年底，淮海战役（又称徐蚌会战）在持续六十五天之后宣告终结。
这场大战里，国民党方面调集了数十万兵力，最终损失极为惨重，整个战略形势在这场战事结束后急转直下，再也难以回头。
随着大局的演变，各省的驻防安排相应进行调整。贵州这块地方，因为地处西南深处、山川险阻，被认为是可以支撑最后防线、作为退路依托的地方之一。
刘伯龙奉命带着第八十九军，从原驻地转赴贵州。
第八十九军被编入国民党贵州第十九兵团的建制，兵团司令为何绍周，何绍周同时兼任第四十九军军长。
第八十九军下辖三二八师和三四三师：三二八师师长是绥阳人张涛，其部驻扎在莲城镇一带；三四三师师长项荣，在兴仁县境内布防。
这两支师的人马，是刘伯龙进入贵州之后手里的主要力量。
从龙里县出来，走进黄埔，走过日本，走过别动总队，走过缅甸，走到中央军校，走到贵州，这一段路，刘伯龙走了将近二十五年，走到了陆军中将的位置。那一年，他五十岁。
【二】入黔之后的角力
1949年3月，刘伯龙率机要人员抵达贵阳，着手组建第八十九军的军部。
这是他在贵州正式落脚的起点，也是他和贵阳城里另一股力量之间那场角力开始的地方。
贵阳是贵州省会，坐落在贵州高原中部，地势高低起伏，四周山地夹峙，城市建筑顺着地形高低错落。
贵州这块地方在抗战时期被视为大后方腹地，迁来了大量沿海的机构和人员，战后那些机构和人员留下了相当一部分，加上本地积年的军政体系，城里的各种势力和关系盘根错节。
1949年的贵阳，表面上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省会，内里已经是一团谁也不信任谁的乱麻。
贵州的军政大局，由谷正伦主持。
谷正伦，字纪常，贵州安顺人，1890年生。他的经历横跨了民国政治的几个关键阶段：早年在贵州陆军小学和湖北陆军中学堂就读，随后保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日本期间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与了武昌起义相关的活动，在民国建立后进入军队系统，从炮兵团长、步兵团长一路往上做，在护法战争里带兵入川，升任黔军旅长。
到了北伐之后的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阶段，谷正伦走上了宪兵系统的道路，后来担任宪兵司令，在这个系统里做了多年，被誉为"宪兵之父"，积累了相当深的资历和人脉。
此后他还做过甘肃省主席、南京代理市长、粮食部长，涉足多个军政领域，在国民党体系里是少数同时具备军事背景和行政经验的人。
1948年5月，他回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随后出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把贵州这块地方的军政事务拢在自己手里。
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是他倚重的人，省内各地的保安团体系是他手里可以调度的本地力量，这一套人马和他在贵州经营多年的班底，是他面对局面变化时可以支撑的依托。
刘伯龙带着第八十九军进来，带的是蒋介石给的军法权，这让他在贵州境内有独立处置事务的资本，不必事事依仰谷正伦的批准。
他盘算的目标，是把贵州军政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绥靖公署主任、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这三块牌子，他都动了念头，谷正伦手里的权，在他看来，是迟早要转到他手上的东西。
刘伯龙踏进贵阳的第一天起，两个人之间就没有过真正的融洽。
双方的第一次公开分歧，是关于桂系的问题。
谷正伦的打算，是在那个时局下尽量与周边省份的各方力量维持协调，特别是要和桂系白崇禧的部队搞好联络。
1949年初，桂系在武汉一带还有相当的兵力，武汉是贵州东北方向的门户，与桂系协调才能在军事上形成互补，进退之间多一点空间。
谷正伦为此专门安排了曾与桂系有往来的沈久城赴广西，去谈合作方案，顺带商议从广西渠道出口贵州烟土、解决军费紧张的事。
刘伯龙对整套安排不认可，两个人在这件事上没有谈拢，各说各的，各走各的路。
比路线上的分歧更直接的矛盾，是权力的争夺。
谷正伦在贵州根基深，但在蒋介石支持和军事实力上和刘伯龙相比差着一截，他选择了暂时隐忍，在明面上维持与刘伯龙的面上客气，内里却已经在盘算底牌。
在进驻贵阳的这段时间里，刘伯龙在贵州境内的一系列行事，一件接着一件地在周围积累着怨气。
贵州境内有三名省议员在这段时间先后失踪，家属和相关人等查不到下落，也找不到说法。
谷正伦让秘书张法乾出面向刘伯龙询问，刘伯龙的回答极为简短：那几个人图谋不轨，已经派人干掉了。
三名省议员，就这样被一句话打发完了。既没有证据，也没有程序，更没有任何告知，就是一句"图谋不轨，已经干掉"。
原贵州省主席杨森来函，说他任内手下的保安部下马守援，全家被乱兵抄斩，马守援本人因不在家而侥幸逃过，其夫人出逃到了重庆，请求查明、追究。
张法乾又去问刘伯龙，刘伯龙的解释轻描淡写：他的特务营都是龙里老乡，马守援在老家欺压百姓，那帮人自行报复，肇事者已经处置，请转告杨主席不用挂念。
整件事就这么被几句话打发完了，一家人没了，换来的是刘伯龙的几句敷衍。
跟了刘伯龙多年的秘书沈某，在驻扎贵州期间遭到秘密处决。
据事后流传下来的说法，沈某在整理军务材料时，记录里出现了对当时局面悲观的表述，被刘伯龙以"动摇军心"为由，将其秘密处决。沈某在刘伯龙身边效力多年，就这样走了。
在此前驻防云南沾益期间，刘伯龙的部队对当地百姓发动了大规模杀戮，在多处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里都有所记录。
这件事对当地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乡民们在游击队带领下，主动破坏了附近的公路线，对刘伯龙所部后来西撤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这些事情在贵阳城里慢慢传散，传进军官、士绅和普通百姓的耳朵里。人们都知道这支从外地来的部队是什么行事风格，也知道站在这支部队背后的那个人，碰上了妨碍他的事是怎么处置的。
谷正伦那边，每知道一件，表面上仍旧维持着与刘伯龙的面上平和，心里那本账上，却一行一行记得密密麻麻，一笔也没有漏掉。
【三】1949年6月，那条公路
1949年6月的贵州，乱局早已不再是模糊的信号，而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事实。
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的推进，一条接着一条的消息传进贵阳，城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
国民党贵州各部的补给时断时续，军饷拖延，各路士兵走在路上眼神飘忽，有的已经在悄悄打着往家乡走的主意。
军官们私下互传消息，说的基本都是走不走、怎么走，认真想着怎么打的人，越来越少了。
保安团是贵州省内地方武装的主干，承担的是省内治安维护的职能，负责地方日常秩序、道路安全和基本稳定。
这支力量归属谷正伦手下，和从外省带进来的第八十九军是两套系统，训练方式不同，装备差了一截，但对贵州山路地形极为熟悉，在本省境内处置具体事务上有自己的优势。
保安团和第八十九军之间，一直有一道说不清楚的隔阂：一边看不上地方人马，一边防着外来的强势力量。
那个保安团少校，是贵州省保安系统里的军官，黄埔军校出身，受过正规军事教育，领口的军衔是经过正式程序授予的，是那个年代国民党军队里正式的职业军官。
那天他驾着卡车行进在那条公路上，走到半途，发动机突然熄火，卡车趴在路中间，路旁两侧是山地陡坡，无处可以把车推到旁边，他只能就地组织人手修理，等着修好了再开走。
刘伯龙的车队从后头赶上来，被这辆卡车堵住，过不去。
停了七八分钟，轿车的门开了，刘伯龙下车，向那辆卡车走过来。
路边的士兵和周边的百姓，有不少人看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少校立正敬礼，开口解释，刘伯龙走到他面前，没有说话，盯着他看了几秒，拔枪开火，少校中弹倒下，对方走上前再补几枪，转身上车，让人把尸体和卡车拖到路旁，车队开走。
整件事不超过五分钟。
路边所有人都僵在原地。趴在车底修车的几个人爬起来，脸色惨白，不敢动，也不敢出声。
路过的百姓把身子往旁边靠了靠，低着头，谁也不敢看那摊血迹。
就这样，那条路上陷入了一种沉默，风吹过来，扬起浮尘，把那摊黄土盖了一层。
消息传进贵阳，用的时间比很多人预料的都短。
城里的人说法各有不同，有人说是亲眼看见的，有人说是从别处辗转听来的，有人不敢说太多，压低声音交代几句就住了嘴。
有一件事所有人的说法是一致的：那个少校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的车坏了，他在修，他立正敬礼，他开口解释，他死了。
谷正伦得知此事，据记述，他一整夜没睡着。
保安团是他这边的人，那个少校是他手下的军官，刘伯龙连招呼都不打，当着众目睽睽的面，打死了他的人，把他这个贵州省主席的脸踩在地上，踩完转身走了，连一句解释都没有留。
可他依然没有立刻发作。
他深知自己在硬碰硬的条件上和刘伯龙差着太多。
刘伯龙手里有第八十九军的正规兵力，背后有蒋介石的直接授权，省保安团无论规模还是装备，都没有正面抗衡的底气。
在贵阳城里，谷正伦靠着多年在政坛里磨出的韧劲，把那口气压了下去，表面上维持着与刘伯龙的面上平和，内里那道决心，却从那天起开始在慢慢成形，一天比一天清晰。
刘伯龙那边，打死那个少校之后，没有任何停下来反思的迹象。
在他的逻辑里，这不过是一件清除路障的事，卡车挡了路，处置了碍事的人，继续走。
他对第八十九军以外的各路地方力量的态度，在那之后变得更加强硬，对谷正伦交权的催逼也没有半点收手的意思，他的目标始终清晰：把贵州军政的全部权力握进手里。
他看不见的是，那一枪打完之后，他四周的气氛已经悄悄起了变化——那种变化藏在每一个沉默的人身上，一点一点地积累，等着一个可以释放的时机。
【四】1949年11月，卢焘在二桥转湾塘
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从湖南方向进入贵州境内。
这个消息传来，贵阳城里已经没有人再讨论能不能守住，讨论的是什么时候交接、以什么方式交接。
国民党贵州各部的军心瓦解得比战场上的推进还快，士兵三三两两地溜走，军官们私下在找各自的后路，各级机构开始出现停摆和人员流失。
11月11日，谷正伦与韩文焕先后率部撤出贵阳，向西退去。
贵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陆续离散，城里的秩序出现真空，散兵游勇在街头出没，地痞流氓趁乱出来，居民们把门关得紧紧的，大街上白天人少了许多。
谷正伦在撤离前，心里放不下一件事：贵阳城里的几十万百姓，在这段权力交接的空档期里，需要有人出来维持秩序，不能任凭散兵和地痞趁乱横行。他想到了一个人，卢焘。
卢焘是贵州本地人，民国初年曾先后出任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长，在贵州民间的声望极高，尤其是在下层百姓当中，提起卢焘的名字得到的评价都是正面的，被认为是处事公道、品行厚道的长者。
护国战争之后，他随黔军经历了民国政坛的起伏，在广西等地也留下过履历，到了1940年代末，他早已完全淡出军政圈，在贵阳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对军政大事一概不参与，多年来始终保持这种超然的状态。
谷正伦与卢焘之间有旧情，卢焘是他早年仕途上的老上级，在关键节点上提携过他，谷正伦走到省主席的位置，卢焘当年的帮衬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谷正伦多年来多次登门邀请卢焘重出，均被婉拒。
卢焘的答复每次都很清楚：国民党的局面他不看好，这趟浑水不想再趟。
到了1949年秋天，谷正伦再次登门，说的不再是政治，而是贵阳城里百姓的安危。
解放军即将进城，城里的百姓需要人保护，城市交接需要有威望的人出来主持，平稳过渡才能减少伤亡。
谷正伦不是要卢焘支持任何一方，他要的是卢焘出来保护贵阳的人，凭着他在民间多年积累的公信，撑住那段权力空白期。
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和建议下，卢焘最终接受了这个安排，他考虑的是贵阳城里那些无辜百姓的安危，不是别的。
1949年11月10日，卢焘正式出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着手组织城内的维持力量，一面防范混乱，一面向解放军方面派出联络员，为和平移交建立沟通渠道。
他出任这个职务后，整天奔走在贵阳城内，出山那天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话：他是"迎新的来，除旧的去"。
那句话说得清楚，他清楚自己在为谁服务，也清楚这件事的历史走向在哪里。
11月12日，谷正伦拨给卢焘几百条枪，为治安委员会补充了武装力量。
在卢焘主持的那几天里，贵阳城内的秩序，依托他的威望，维持得比人们预料的要稳。
就在这时，贵州保密局的特务向外发了一封电报，说卢焘私下与解放军有过联络。
这封电报发出之后，一封密令到了刘伯龙手里，要他处置卢焘。
11月13日夜，第八十九军军部从贵阳撤出，向西转移。
11月14日上午，刘伯龙派人以"有要事相谈"为名，来到卢焘处，请他上车，说是商量贵阳城内移交的后续安排，事情紧迫，请速同行。
卢焘上了车。车向西行驶，驶出贵阳城，继续向郊外开去，在贵阳城西郊二桥转湾塘这个地方，车停了下来。
就在那里，卢焘遇害。
消息传开，贵阳全城震惊，悼念和愤慨同时弥漫在城里。那位出山来保护贵阳百姓、推动和平移交的老人，死在了贵阳解放前的最后一个白天，距他接任治安委员会主任，只过了四天。
谷正伦得知卢焘死讯，压在心里整整八个月的那口气，到了这一刻，彻底到了极限——而正当刘伯龙带着残部向晴隆方向西撤、继续逼着谷正伦交出贵州军政大权的时候，他万万想不到，一个专门等着他走进去的死局，已经在晴隆悄悄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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