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当特朗普政府宣布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构成供应链风险时，这家以安全承诺自居的企业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起因是Anthropic拒绝移除其提供给五角大楼产品中的内置安全防护——这些防护明确禁止将技术用于国内监控和自主武器。总统特朗普随即下令联邦机构停用Anthropic及其大语言模型Claude，将其标签为国家安全威胁。短短数小时内，OpenAI便与五角大楼达成协议，替代成为军方供应商。

看似强硬的对抗背后，Anthropic的实际行动却出现裂痕。在与政府冲突期间，该公司悄无声息地废弃了主要安全政策中的约束性原则。几周前，Anthropic安全防护研究负责人已递交辞呈，并警告“世界正危在旦夕”。而就在五角大楼正式封杀Claude一周后，美国军方仍在使用该技术筛选并瞄准伊朗境内的轰炸目标。

作为一个研究法治与民主的哲学家，我观察到，威权式科技治理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审查，而是通过去合法化预期的保护机制来实现的。它将原本旨在防范风险的规则贴上“意识形态强加”的标签，毒化外部监管乃至自愿性的行业自我规制，凡是偏离政权目标或价值观的做法都难逃这种命运。特朗普政府就遵循这一模式，把AI安全标准和用户限制说成是政治立场的强加，而非合理的工程决策。2025年7月23日签署的“防止觉醒AI”行政令，并未改变企业可对产品施加何种限制，却通过为基本的伦理保护扣上“觉醒”帽子，让公司维持这些保护变得政治代价高昂。

布伦南司法中心记录了这一进程在合同谈判中的具象化：政府通过武器化“偏见”等术语，将那些坚持公民权利保护的企业排除在联邦合同竞争之外。当一份美国国防部的人工智能合同价值可达数十亿美元，并能提供私有公司无法获取的数据和后续政府项目机会时，那些保持伦理护栏的企业正面临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坚守原则意味着将市场拱手让给没有这些顾虑的竞争对手。

OpenAI接手五角大楼工作后，其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向董事会承认，这一举动显得“投机取巧且草率”，但他同时表示公司仍然选择这么做。在商业利益与安全原则的夹缝中，AI公司的选择似乎正被系统性地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