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强力推进其“美国优先”的单边政策，美国传统盟友们普遍陷入战略焦虑之中，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此时加紧绑定美国，得罪中国的偏激外交既显得特立独行，又相当不理智。
他更认为，如果高市通过对特朗普阿谀奉承以巩固美日同盟，通过加速军事解绑来跟中国较劲，只会走进一条死胡同。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当前将所有筹码押在“迎合美国、对抗中国”之上的做法是极其危险的，向中国求和并非软弱，而是一次务实的外交纠偏行动，也是日本在动荡国际局势中确保自身长期利益的唯一理性抉择。
首先，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同盟义务对他而言如同无物，真正在意的只有利益盈亏。高市政府想要靠全盘接受美国的国防和经济要求，比如说增加驻日美军军费分摊、大举采购美国军火、在贸易摩擦中单方面让步来换取安全承诺，只会加剧对美国的依赖，在谈判桌上进一步处于被动。
如果在迎合美国的同时，又与中国这一最大邻国交恶，日本将彻底失去战略回旋余地。
高市政府目前正致力于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强调所谓的“维护供应链韧性”，以抵御中国所谓的“胁迫”，但真正破坏日本经济安全的，恰恰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冒险行动。
日本终究是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其能源供应超过90%依赖于中东地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战火波及，日本随即深陷困境。可见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破坏性打击，远比高市政府口中子虚乌有的“中国胁迫”更为直接。但日本各路政要却刻意对此视而不见，生怕捅破这层窗户纸会得罪美国。
面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日本主流战略家没有选择制定一份“B计划”，也就是寻找美国之外的替代性安全与经济框架，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而是提出了所谓的“A+计划”，即在依赖美国的道路上变本加厉。
一方面高市政府试图通过拉拢澳大利亚、印度等“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试图在亚太地区编织一张针对中国的“包围网”，另一方面通过放松军事限制，企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此类“中等强国外交”本质上是拉帮结派的阵营对抗，它非但不能起到对冲美国不确定性的作用，反而会加剧中日紧张关系。
最明显的就是日本对美日同盟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凡事必去看美国的脸色，而不是从自身长期利益出发，高市早苗这类极右翼政客尤其如此，只有挂靠美日同盟，才能推动其地缘野心。
这导致日本在与特朗普这种非常规、反建制的政治人物打交道时，只会本能地加大表忠心的力度，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补，而不是开展独立外交。
此外，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壮大，极力试图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高市早苗政府更是继承并激进化了安倍晋三的政治遗产，大力推动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将军费提升至GDP的2%、认真考虑修改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
但这种野心与日本贫瘠、不断萎缩的物质基础显得极不对称。右翼政客拒绝承认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现实，固执地用二十年前，甚至更久远的老黄历制定外交政策，不免南辕北辙。
日本外交的另一个局限，在于其依然用过时的“冷战思维”来审视当今的国际格局。高市早苗在推动“中等强国外交”时，以为只要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就能一呼百应。
而现实是，无论是东盟，还是南亚、中东的多数国家，它们最核心的战略诉求是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拒绝选边站队，并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来发展自身。日本强行兜售阵营对抗的私货，只会让自身在多极格局陷入边缘化。
正如麦克·望月所诊断的那样，日本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就应该面对房间里的大象，对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地缘风险建立清晰、客观的认知，学会在不同的支点寻找平衡，而不是“独走”到底，不留退路。
日本过去的和平道路是相对成功的，不追求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大国，对自身防卫政策进行一定限制，并长期坚持和平宪法。正是这种“和平国家”的形象打造，和对多边经济合作的推崇，让日本在战后几十年里，为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外交关系改善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现阶段，日本应当将外交重心转移到中日双边关系的建设性务实合作上来，顺应中美步入“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大势，如果高市早苗不愿改正，那么下一届日本政府就应该有纠偏的魄力和决心。
高市政府目前推行的外交战略，是高估了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道德底线，也低估了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唯有打破对美日同盟的迷信，以实际行动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才能在内外交困中，以最小的代价找到对应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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