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人的"启事"
我和郁达夫在结婚以后的十年之中，夫妻间小小的争执不是没有，但吵过争过也就算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情况似乎较为严重。
在郁达夫去台儿庄劳军回来之后，我经常见他眉头一皱，头略略一摇，从经验告诉我，这是他快要发脾气的先兆。他脾气发起来，往往不告而走，让我担忧担惊；但他出走几天也就会回来的。不过在这个时候，非寻常可比，飞机日日在乱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无论如何我决不能让他不告而走。
母亲可以由我带去，还有三个幼小的儿子呢？这一个重担，教我又如何挑得起？想到这里，我只能先开口问他："你又打算走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三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
其实，我所提出的"就让我走"这四个字，原是一无准备，打算探一探他的口气的，却不料他居然来个"你走就你走"这几个很坚定的字。
这些年来，我从未听见他对我讲过如此严重触犯我的自尊心的话。这时，我顿时怒火高烧，站起身来，马上去我母亲房内取了两件替换衣服，手中提了一个拎包，三步并两步地从堂屋走到天井，再从天井里跨出了大门。假戏已经在真做，郁达夫看了我这个样子，也跟在我身后走了出来。
走到大门口，正好看见一辆空车，我就一边跨上车去，一边向车夫说："你给我拉到火车站！"
因为心中有气，人在火头上，所以便不经考虑，就说出了"要走"的话。其实，我到车站去做什么呢？找什么人呢？我的亲人就只有老母和孩子，不是都在我的身边么？不是都在武昌么？我真的还有什么人可以找！我正在这样地反问自己的时候，车夫却已把车子拉了起来，要起步的样子。我的头脑里略略地清醒了一些，就又重新对车夫说："不，不去车站了！你把我拉到小朝街四十一号！"
原来，小朝街是我们在杭州时候的朋友曹秉哲的住所。曹先生是杭州的名律师，在杭州和富阳，他的熟人最多。现在他住在武昌，名义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秘书。他是我们在杭州时候极好的一个朋友。
我离开家庭时，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最为适当这一个问题，是着实要经过一番考虑的。就是说，我不能去到单身男子的人家，又不能去到一个只有女子的家庭，要在几分钟之内，马上决定下来，这实在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决定了去曹家。
曹秉哲夫妇一看见我，就知道一定是我们家庭中又在发生口角。就劝我："休息休息，慢慢来。你就在我们家住几天，然后我会去叫达夫接你回去！"曹先生说。
我一听见说通知郁来接我回去，就马上摇手示意，并对曹先生说："曹先生！我今天之来，是打算在你们这里住几天，你可万万不可以去通知我家里。若你要通知，我马上就走。"曹律师夫妇看到我这副决然的神情，倒是可怜了我起来，说："你不要再走，我不去通知你的家里！噢！我一定不去通知。"经过了这样的一番周折之后，我总算安定地住了下来。
这一夜，曹律师把他们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让我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来。但是人是有灵性的动物，思前想后，这一夜中我心情之恶劣，为十多年来所未有。
八月初的天气，在武昌是相当的炎热，我心中的郁闷也与天气的炎热成了正比。好心的曹律师夫妇，总以为我们是一种极平常的夫妇的争吵，过上两三天，气平静下来，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第三天，曹律师把我的住处暗暗地去告诉了郁达夫，这使郁达夫的心境十分安定了下来。
第一，知道我并未与他所想象的那样，去到浙江许绍棣的地方；第二，既知道了我的下落，则他就要向我出出气了。首先，去叫了第三厅里的他的许多同事，到我家来看我的所谓"情书"（就是给许绍棣介绍孙多慈的几封来往信件）；然后，他又分别给蒋介石和陈立夫写了长信去告状，要他们管管许绍棣。最后，到大公报馆去刊登了一则启事。"启事"是这样措辞的：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启
郁达夫的"道歉启事"云：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相寻。启事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此致
映霞女士
郁达夫启
郁达夫气也出了，自承"精神失常"的启事也登了，这下总可太平点了吧！可是郁还到处宣扬，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写给雕塑家刘开渠先生的信中仍说："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至破裂……"曹聚仁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位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他在《也谈郁达夫》中说："君左和我一样，都觉得达夫有点精神虐待狂。"我看是这样的。
这次家庭风波之后，有些好心肠的朋友，来劝我和郁达夫写了一张协议书，书的原文是：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开。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九月
立协议书人
夫郁达夫
妻王映霞
见证友人 周企虞 胡健中
周企虞即周象贤，是杭州市市长，而胡健中是浙江省《东南日报》的社长。
我当时只淡淡地签了字，把协议书收藏好。
气候已经进入初冬，孩子们的衣服要添要补，使我想到黄仲则当年的诗句：
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正是我此时心境。
到湖南汉寿之后
夫妻间吵归吵，一旦战火蔓延过来，还得拴在一起去逃难。武汉危在旦夕，有人劝我们到湖南常德去，如果时局再紧，可以引退四川和贵州，比较安全。于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我们一家从汉口坐船直达常德，可到了那儿，发现常德是湘西重镇，物价并不很低，又想转到一个生活水准更低的地方去。在易君左的帮助下，我们一家大小从常德到了汉寿。汉寿是易君左的老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鱼米之乡，家用不会太大。易君左在汉寿的一个朋友，姓蔡，原也是日本留学生，这时他在经营醋业。听了易君左的介绍之后，马上就让出了两个房间，作为我们七个人的临时借住之所。
我在盛气之后，余怒难消。要全恢复十年前我对他的热情，是再也不可能的了。不过在两个人的心中，到达汉寿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也的确有过重归于好的愿望。他在当时所写的那一篇《国与家》里，确是很真实、很明显地表示了他的态度，而且还较具体地写出了隐讳之言。他写着：
六月初头，正当武汉被轰炸得最危险的时候，我的这个小小的家庭，也几至于陷入到了妻离子散的绝境。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映霞和我中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从我福建回来，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在愁眉苦眼，讨恨寻愁。六月四日，正在打算遵从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竟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她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闹了几场。本来是我先打算以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为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疑她只身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文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送信了，说她是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两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及她的母亲与三个小孩，一道的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是叫作辰阳的，现在是称作汉寿，僻处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
住在汉寿，读着他这样半忆半忏悔的文章以后，我胸中的闷气也略为平了一些。我是个个性倔强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愿望与理想，只在意会而不想言传。要我从口头上表示出甜甜蜜蜜，我是怎么也做不出来。只打算在大风大浪的袭击以后，让心境渐趋平静，再恢复自己对他的感情。而这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我相信，我们若能熬过了这一段静默的短时期，又何虑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佳境来到？可惜的是，郁达夫偏偏忽视了女性的纤细的心理。
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变化，旁观者倒也看得很明白，曹聚仁在《也谈郁达夫》中记有这样的话："君左又说到达夫、映霞在汉寿时也时常到他们易家去玩，只是十分奇怪，他俩并不大同时去，常常是参差前往。每当他们邀达夫出游或访友，映霞往往不和达夫一起。表面上看来，达夫夫妻间，似乎没有闹什么大别扭，但他俩的创痕像是已到无可弥补的程度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福建省主席陈仪来电报叫郁达夫回到福州去。他和我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让他走，让他回福建。不过自从到汉寿以来，我看郁达夫的精神状态，觉得总有些异乎寻常。我又想到夫妇间的争吵，是会影响人的精神的。郁达夫的精神异常，大约也是这一个原因。我也就不十分在意了。
谁知郁达夫一离开家，虽然沿途写了许多封信寄回来，但同时他却打了许多电报到丽水去，向浙江省政府里我们所认识的人中，询问我是否已到丽水了，去和许绍棣同居了等等。而我呢？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心中却还在想着，等待他到达福建的消息。后来，还是我在浙江工作的兄弟，写信告诉我这一件事，我才晓得这些情况。
到了十月中，住在汉寿的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们，都开始在搬动，因为武汉已经失守。照我一个人的想法，觉得也没有再留在汉寿的必要，和母亲商量，和孩子们商量，自然也都商量不出来。这时，正可以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只能托平日关心我们的朋友找来了车子，又把我们全家从汉寿运到长沙。
这时的长沙是一个战争的要地，有人对我说，长沙早晚要出事，叫我们这一家人马上搭火车离开。我到火车站一看，连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我们从人丛中挤了进去，仍旧没法上车，只得先把行李上了行李房，我们重新又退了出来，等待第二天的火车。大大小小在车站上等了一夜，总算等到了第二天的午后，把老的少的扶上了火车。好容易等到火车开动了，我的一颗心才放下，总以为可以安全地到达江山，然后翻仙霞岭而去福建浦城的了。谁知火车行驶不到两小时，消息传来，说长沙在大火了，满城都在烧了。我想这如果是真话，则我家的全部行李，包括六七个人全部衣着，全焚于火了。
火车一到江山，先得找裁缝做替换衣服，然后再给郁达夫去电报。这时候我的心呵真是又气又伤悲。想到最要紧的，还是行李中历年所积下来的照片和信件，这个损失，将永远也夺不回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批我认为永远失掉的书信，经过几十年后，奇迹般地出现了，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其中一些信已经结集为《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出版。
我们在江山住了四天，总算福建派了车子来接我们。老小上车之后，已经没有什么行李可装，看看也真寒心。车子直驶浦城县停下，已到福建境界，我首先和早到福州的郁达夫通了电话。只听见他在电话中说："你带了大的孩子，明天马上来福州，还有两个小的，可以暂时交给你母亲带往云和县，暂时由她抚养。"云和，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当时因我的兄弟在浙江的建设厅工作，建设厅在丽水，可以遥相照顾母亲，所以我的兄弟叫我暂住云和。这是预先约好的地点，我只能照他在电话中所嘱咐的去做。第二日，我就带了大的孩子首途去福州。
去新加坡
到了福州之后，郁自己不来接，却叫了人来接我们，我心中自知有异。后来和郁达夫见了面，他说："我已经答应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到《星洲日报》去报到，并且，也已经为你们母子二人领好了护照。"
我听了无言以答，在这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我只得遵命。晚上，我睡不着，忽然想起了两件令人伤心的事：第一件，郁达夫的老母亲，这一位辛劳了一世的老人，竟在我们离开富阳后不久，在敌人侵入富阳时，孤身一个，活活饿死在自己的住所里。第二件，我的住在富阳的旧日同学金女士，她婚后甫三日，丈夫即病故，遗有一女，孤儿寡母艰难地生活着。想来想去，不觉提笔记下了四首诗：
(一)
犹记年前住富阳，澄江如练照丰神。
别来几度沧桑改，浙江狂涛忆故人。
（二）
容易年华似水流，钱塘别后两经秋。
春风沉醉花开夜，深锁琅琊燕子楼。
（三）
盛筵难再事多磨，后果前因问梦婆。
莫记春闺三宿恨，且留遗爱抚笼鹅。
（四）
烽火长沙夜入吴，残年风归过闽都。
一帆又渡南溟岛，海国春来似画图。
诗是送给同学，意在慰藉，却是怜人悯己。
第三天，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就随他在福州的马尾上了船。航行三日，先到香港，我昏昏沉沉地走上岸，住进思豪酒店，又接受了朋友的招待。隔了三四天，我们三个人，就乘"康得罗苏号"意邮轮离开了香港。
在船上，我想念的是现在还守在浦城县的老母和两个孩子，这次和他们一分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想到将来，也就是这样的渺渺茫茫。船抵马尼拉，我因为晕船，想调换一下空气，郁达夫陪我去菲律宾大学门口走了一圈，令人浑浑噩噩，真如在梦中。
一周后，邮船渐渐地靠近了新加坡海岸。我的梦似乎才醒，觉得我处的是另一个环境，我是以另一种心情来迎接这个新的环境的。上岸之后，去到报馆里早已为我们租定了的中答鲁的住所时，虽然沿途都是绿树浓荫，我还是和木头人一样，一任周围的人摆布。总算，我知道我已经到达了星洲，和中国、和母亲、和弟弟等，是已经分离得很远很远。
初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还各有各的心事，但为了应付新知旧友，适应环境，我亦居然同赴宴会。而平日在家里却哑口无言，只有在朋友们来到的时候，才看得见我们的笑容，听得见我们谈话的声音。友人一散，这一个家又重归沉寂，真正的心与心的微笑，我发不出来，当然他也无法来开导和启发。
我在新加坡写的文章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读中学时有的同学见到作文就头痛，而我是最好天天有作文课，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通通写出来，所以就常常给同学代笔。后来被家务所牵，又发生家庭纠纷，根本没心思坐下来写东西。没想到在新加坡承蒙朋友的抬举，要我主持《星洲日报》的妇女专栏。但是，郁达夫不准我去担任这项工作。他说："你若嫌太空则可以在家里'数米'。""数米"这两个字，我早就想不起来，后来在一九八六年新加坡的名作家王润华夫妇来中国和我见了面，他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的作品《郁达夫卷》，我读着读着，竟在无意中读到了有关这一段，才又重新勾起了我旧日的回忆。当时在星岛没待多久，我只写了两篇。多少年来，我一直无处寻觅这两篇文章，近来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朋友热忱帮助下，为我寄来了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一篇是刊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星洲日报》上的《忆池田幸子》；另一篇刊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八日《星洲日报》上的《我与王莹》。
目前看过我文章的人很少，知道王莹和池田幸子女士的青年可能就更少了，故在此将两篇文章照录如下，以为那个逝去了的时代、逝去了的朋友留下些许鸿爪。
忆池田幸子
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以后第一件使我感觉到异样的，自然是气候的突变，变得像去年暮春三月，我们自浙江的乡间流亡到武汉时候的天气一样。第二呢？要算是这七八天来，眼中所见到的女子，竟是一式的玲珑、娇小！立刻就会使我想起，想起了生长在日本，而依然和平得与中国的女儿们一样的池田幸子来。
池田幸子，自抗战以来，几乎轰动了全中国的人。这位池田幸子女士，大家总该还记得吧，她是一位主张反战，而看不惯她本国一般人群的行为，与忍受不了自己的同胞的高压，才偕同她丈鹿地亘先生在万苦千辛逃亡到中国来的 xx 左翼文坛的女作家。
第一次与她相见，仿佛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在汉口普海春菜馆的一层楼上。一个有十三个团体的茶会来招待他们夫妇俩的盛会。
"这位是池田女士。"
"这位是 xxx 夫人。"
"她可以说很少的中国话。"
"你可以听很简单的 xx 话吧？"
"你们坐下来谈谈好不好？"
沫若先生这样笑嘻嘻地说了一阵之后，自己走开了。这时，一股说不出来的敬佩和热忱，充满了我全身的细胞中。
假如没有人介绍，亦许谁也认不出她是一位生长在日本的日本女子。那天她穿一件最近在沪上正流行着的蓝色白花中国土布的旗袍，手中捧了﹣束我们的、跳出电影圈外﹣﹣女明星所赠与的白色鲜花。面形尖瘦，身材娇小，在高耸的鼻梁上还架有一副白色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脸上时露微笑，不搽粉、不烫发，周身朴素的样子。一望过去，就知道是经过了相当的艰苦而奋斗出来的一位勇敢女子。
在距离开会之前的十分钟之间，我知道了她是在"七七事变"的前后自故国逃亡到了上海，而上海是怎样的难以找得安全的住处。最后，还是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同住在一起，知道沪上不能久居，于最近才到了武汉。对许多朋友对她热情的招待颇为感激，可惜不能说很多的中国话，最近还希望找到一位能教以国语的人等等。顺便，她还告诉了我许广平在上海生活并不快乐，孩子也相当的会吵闹一类的话。自然，言语上有了相当的隔膜与时间的限制，把所有的意见都只能在相互的微笑中消失了。
我们在武昌住，与她的寓所隔得并不远，可是不知怎的，总觉得没有时间再去会一会这位异国的勇士。七月中旬，在敌机轰炸中已匆忙地离开了武汉，临行前，似总觉得还有件什么事忘记了做，但也想不起再去和她告别，至今回想起来，总以为是一件憾事。等我们在那穷僻的汉寿城中住定之后，在报纸上，忽然知道她又流浪到了香港，此次急速南来，在香港逗留约廿四小时中间，也不曾去看她一次，但我的脑中，总还在憧憬着那个消瘦、简朴、勇敢的女子的倩影。
我与王莹
"久客不归无异死"，我如今虽然还没有这样深刻的感觉，但终日如在梦里却是的的确确的事情，又何况南岛上的气候，昏沉郁闷，过去与未来的一切，是决不致有那么细腻的头脑去回忆与猜度。日夜二十四小时中间，勉强能够想到的、抓住的，只有现实，只有那瞬息间即须消逝的现实而已！但人类终究是感情的动物，无论你头脑被磨练得怎样单纯，但有时仰望青天，俯视碧海，在微风里，在暴雨中，亦许一时有那样的闲情，会把最近的往事回味出来。于是由某一件事而连带的记着了某一个人，对别后才数年余的王莹的怀念，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我时常想起的一个。
我与她初次见面的时日，已经是记不清了，仿佛还是在八九年前，我们正寂居在上海，似乎正是我在学做主妇的当儿，在当初家小人少的环境中，每次来上一个客人，做主妇的人得出去招呼一下，应酬几句，但那时童心未泯，总时时感觉得勉强的要求我去同一个陌生人谈谈是一件苦事，所以有时虽然被人介绍后，说上一阵说话，而且日子一隔得多，因为不必留意的结果，竟会连来客的姓名都弄不清楚的事情时常有，现在回想起来，岂非幼稚得可笑。可是我与王莹，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中见过面。
是在一个枫红橘绿的深秋的傍晚吧，忽而一个朋友同来了一位年轻、娇小，而天真活泼时刻表现在她脸上的小姑娘。自然我也是同样的被人介绍和她相见，但记得说话并没有说上多少，而这两位客人也就匆匆地走了，我只记得那一次曾经送他们到街口，送上了车，一直等到车子去远，连车上的模糊人影都望不见之后才走回家来，但人事匆匆，日子一久，真连这两个人的影子也想不起来，记不着了。
在上海住得不久，我们的那个简单的家，重新又搬回到我儿时的生长地的杭州去居住。杭州幽闲清静，住在那儿什么事都不会令人烦心，在上海时候的那些杂乱烦嚣的生活，早就抛向了九霄云外；但在报上、杂志上，与友辈的闲谈中间，才又看见了，知道了王莹这个名字，知道她侧身电影界不久，又只身东渡；然而因为我那不喜欢观看国产影片的习惯，使得和她相见无因，始终只能知道这一个名姓而已，至于自己是曾经和她有一面之缘的那一回事，便怎么也想不起来。
在东岛住得不久，她又重新回到春申江畔来，可是自这次远行归来后，她已脱离了电影界，对于文艺与戏剧，却已有了过人的了解与研究，她的提倡剧运，与文艺界诸公的接近，及在《赛金花》等名剧中担任主角的那些变动，正都在那个时期。于是王莹之名，却盛传到了当时的文艺界、戏剧界与电影界。
正在扶摇直上的王莹，她并不以这样的声誉为满足，自己还时时刻刻的想再求深造，觉得没有深入民众，绝不能了解民众的生活与疾苦。"八一三"的烽烟起来后，这正是给了她一个天赐的尽国民一分子责任的大好机会，于是她鼓着勇气，联合金山等数十人，自动的组织了一个剧团走向前线，想以自己的血汗来换取中华民族的自由。从上海出发之后，经过了几个战场与乡市，才辗转流亡，于去年春天抵达了武汉。
可是，关于王莹的消息虽频频传到，而想与王莹见面的时机，却迟迟的没有到来。
等到四月中旬，在欢迎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到武汉的茶会席上，经安娥的介绍，才突然的使我看见了那久闻名而似乎未曾相识的王莹女士。与一位久仰的人初见，内心的那一种说不出的欢欣，怕非笔墨所能写出，但觉得她那个不高不矮的身材，再衬上一张饱含着热情与智慧的圆脸，使人怎么也遗忘不了她那给人的第一个良好的印象。谈东谈西，谈家谈国，经她的提醒，我才记起了与她是在上海见过一面。人生如梦，当时坐在会场里与她的谈话，真又像是梦中之梦了。
从这次以后，两个人是熟了，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每当她在排练戏剧之余，我时常会渡江到汉口的大和街﹣﹣她当时寄寓的地方，去找她谈话，找她散步，找她喝茶，在中山公园的池边树下，在最完美的几个咖啡馆中，时时可以见得到我和她两个人的足迹。当时的警报炸弹，与自己正在流亡途中的那一回事，有时也竟致忘掉。
一直到武汉的当局下了疏散人口的命令，给予一声珍重，大家才又各自分开，我走湘西，她领导着剧团去桂林，濒行的时候，总以为在这国难当头、个人的生死存亡未能预卜的关口，两个人中间，又有谁能够大胆的再说一句再见的时日？
我南来之百日，祖国的消息还是没有完全隔绝，"中救"去桂林，我知道；"中救"抵香港，我也知道。等最后得悉之"中救"有南京来的确息后，我只有日日在盼望，说不出，也写不尽我私心的欢乐的情怀。
从马六甲回到新加坡，那五小时的汽车真是坐累了我。可是一听得了王莹已经到达本市的讯息后，顿使我忘却了疲倦，即刻又跨上洋车，一直赶上了南天二楼的十六号，走进房门，却坐着一大堆人，但第一个呈现在我眼前的就是王莹，就是那年余不见而依然是那么真挚、和平、较年前更显得健康了的王莹。在离乱中故人重见，两个人握着手，只能紧紧地握着手，大家都呆望着，谁也找不出第一句话是应该从哪里说起！
我曾见过不少有名的夫人、小姐、明星、女文人、女战士，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谁是完备得像王莹那样的才智与丰神。王莹！我祝她永远都是那么一个热情、勇敢、真挚的自由神，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一样，她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把所有的能力，贡献给社会，成功一个社会的完人！
至少，至少，我个人是那么虔诚地在期待着。
王映霞（1908年1月25日—2000年2月5日），浙江杭州人，本姓金，名宝琴，小名金锁，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后改名王旭，号映霞，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1923年王映霞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触五四新文学。1926年，毕业后先在温州十中附小担任音乐教师。1927年1月14日在上海尚贤里，郁达夫在留日同学、王家世交孙百刚的家中遇见了王映霞；6月5日晚，和郁达夫的订婚酒在杭州聚丰园举行。1928年2月，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结婚。1933年4月，郁达夫偕王映霞移居杭州。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王映霞携家来到浙西山区的丽水避难。1938年12月，随郁达夫和长子郁飞离开福州赴新加坡。1940年3月，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5月，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1942年4月4日，与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 1945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因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1957年，当上了小学教师。1980年王映霞丈夫钟贤道病逝于上海。1986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90年12月21日，王映霞受邀去台湾。2000年2月5日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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