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顾正秋词条、百度百科·任显群词条、台湾《中国时报》相关报道、顾正秋回忆录《休恋逝水》、中新网《蒋经国一生追求不到的女人》、界面新闻《民国上戏大姐头：顾正秋不忍说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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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台北大稻埕，延平北路永乐戏院。
这座老戏楼开门已有些年头，什么班子都见过，什么阵仗都经历过。
可这一回，刚贴出顾正秋剧团的海报，台北城里的消息就像长了腿一样到处跑——说是梅兰芳的弟子来了，说是上海滩最红的青衣来了，说这女人一开口能让满场男人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台北人将信将疑地来了。一开场，头三天，场场满座，还卖站票。
台上那个女子，一身青衣水袖，扮相清丽，嗓子里像是含着什么东西，一个音吐出来，能顺着脊梁骨往下走。
她唱《锁麟囊》，台下有人哭出了声；唱《玉堂春》，能叫一整排男人坐在那里出神，散了场还不知道自己该走。
名丑吴剑虹后来提起那些年，说演《玉堂春》一晚就能卖满堂，给全班发完薪水还有余。
这个女人，是顾正秋。
她本来只打算在台北唱两个月就回上海，合同都签好了，期限就是两个月。
哪知道场子太好，戏院一再续约，她一再答应，就这么拖着拖着。
1949年，两岸分隔，上海那边的消息断了，回去的路走不了了，她和整个剧团就此留在了台湾，再也没能回去。
台北的戏迷不知道这女人心里有多少迷茫，只知道戏台上那个青衣照样唱，周日照样义务劳军，逢年过节还跑到前线给守军演出。
五年时间，顾正秋在台北永乐戏院演出近千场，愣是把京剧从一个外乡来的艺术门类唱成了台湾人心里最熟悉的腔调。台湾京剧史上，有人把这段岁月叫做"永乐五年"，专门留了一个名字纪念她。
在所有慕名而来的戏迷里，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寻常。
他每场必到，坐固定的位子，不声不响，散了场也不走，要等着在后台说上几句话。
他不是寻常戏迷，台北的官场人都认识他——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那个年代台湾真正的权力核心人物之一。
这一追，就是好几年，追得整个台湾官场都看在眼里，却没有人敢开口议论。
而蒋经国无论如何没料到，顾正秋最后的答案，会让这段拉锯以一种他绝对想不到的方式收场。
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在整个台湾官场投下的阴影，足足持续了好几年，牵连了不止一个人的命运，也让一段感情在至暗的岁月里悄悄锻成了铁......
【一】从南京到上海：一个女孩子的戏路
顾正秋本名丁祚华，原名丁兰葆，小名兰宝，1929年10月5日生于南京。
父亲死得极早，她周岁不到就没了父亲，从小就没见过父亲是个什么模样。
5岁那年，母亲带着她从南京迁到上海，在外婆家落脚过活。日子过得拮据，但外婆家附近有个戏台，隔三差五有班子来唱，顾正秋从小就爱往那里跑。
她有个干妈叫顾剑秋，是个唱旦角的，常带着她去看戏。
顾剑秋的好友里有个坤旦叫吴继兰，人称"坤伶才子"，顾正秋跟着她学了几出戏——《金玉奴》、《刺汤》，就这样开了蒙。
旁人看她唱，都说这孩子嗓子不一般，清亮，又有穿透力，台上的身段也收得住，不像一般孩子那样散漫。
1939年，干妈顾剑秋给她改名顾小秋，送她去考上海戏剧学校正字班。
那是学校头一届招生，考的孩子多，录取的少，顾正秋进去时考了个第一名。
往后六年，她在上海戏剧学校里把能学的东西都学了个遍——青衣跟关鸿宾学，昆曲跟郑传鉴、朱传茗学，《霸王别姬》跟魏莲芳学，《汉明妃》跟张君秋学，《春秋配》、《双官诰》、《朱痕记》跟黄桂秋学，后来还跟芙蓉草赵桐珊学了《樊江关》。
她有跷功，连《翠屏山》、《乌龙院》、《拾玉镯》这些花旦戏也都能拿得起来。
1940年，她以"顾正秋"的名字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出，正式改了这个名字。
这孩子学戏有一股钻劲，老师们都说她是难得的好苗子，不是那种死练死背的，是真懂戏的。
1941年，她刚十二岁出头，就和关正明合演全本《王宝钏》，还被民莘影片公司拍成了电影，这对一个学戏不过两年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
1944年，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上海。他在上海期间，顾正秋的老师带着她去拜见，那时她十五岁，才刚刚出头的小姑娘。
梅兰芳见过她的演出，看了她几眼，听了她开口唱了几句，说了一句话："这孩子有副好嗓子。"
这一句，就是梅兰芳愿意收徒的信号。当年，梅兰芳正式收顾正秋为弟子，将梅派的精髓一点一点往她身上传。
梅派青衣的路子，讲究的是雍容端庄，唱腔里有一种叫做"劲道"的东西，力气大了失了韵味，力气小了又撑不住场。
顾正秋学到了，甚至学出了自己的路子——嗓音比梅兰芳更脆亮，扮相上又多了一股年轻女子特有的鲜灵气。
1945年，顾正秋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戏剧学校毕业。
学校正字班只招了这一届，她不但是入学考的第一名，也是毕业时的第一名，成了那所学校永远的第一名。
毕业之后，她没有急着单打独斗，先跟着马连良、谭富英的班子跑了一段时间，在上海的大舞台上磨了磨身段。
谭富英见她唱得好，还认她做了干女儿。
1946年，她17岁，自己拉班子，成立了顾正秋剧团，先后赴南京、蚌埠、徐州等地巡演，圈里人都开始叫她一声"顾大班"。
到了1948年，她在上海已是响当当的角儿，戏迷追着她，戏院抢着她，票一出就售罄。
就在这一年，台湾永乐戏院发来邀约，请她去台北演两个月。
顾正秋接了。
谁也没想到，那个她打算只停两个月的地方，变成了她往后一生的落脚处。
【二】台北永乐戏院：名角遇上了权贵戏迷
顾正秋带着剧团到台北的时候，心里是有些忐忑的。
台湾本省的观众大多不懂北京话，她不知道京剧在这地方能不能唱得起来。
结果，头一场谢幕，台下掌声和叫好声混在一起，把她吓了一跳。
台北的观众，外省人和本省人各占一半。外省人在她的唱腔里找到了离家已久的乡土气味，本省人虽然听不大懂词，却被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给勾住了。
永乐戏院的场子一连三天爆满，站票都卖光了，门口还有人等退票。
戏院见状，赶紧找顾正秋续约，延长演出期。顾正秋答应了，毕竟场子好、观众热情，哪个演员能拒绝。
就这样，原本两个月的合同一再延期，一拖半年，再拖一年。
1949年，两岸局势彻底定了格局，上海那边进不去了，剧团的人开始慌神，有人哭，有人想拼了命往回跑，乱成一团。
顾正秋那年才二十岁，却是最先稳下来的那个。
她把所有人召集在一起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戏还是要唱，班子不能散，先在台北站稳脚跟，走一步看一步。
剧团就这样留了下来。
顾正秋在台北永乐戏院前后演出了整整四年半，光统计在册的演出场次就将近千场。
她排演了《董小宛》、《香妃恨》、《银屏公主》等新戏，也把梅派的经典剧目《贵妃醉酒》、《霸王别姬》、《锁麟囊》、《玉堂春》一出出带到台湾观众面前。
每逢周日，她还义务参加劳军演出，多次赴前线为驻守的军队演出。
台湾京剧圈后来流传一句话，说顾正秋对台湾京剧的贡献，是"开荒播种之功"。
台北官场人把她叫做"台湾梅兰芳"，这是当时台湾人能给一个京剧演员的最高评价。
追求她的人，多了去了。有人送豪宅，有人送珠宝首饰，有人帮着打点生意上的关系，送来的礼物堆了她满屋子。
顾正秋一概礼貌收下，再一概退回，不留一件，也不多解释一个字。
在所有人里，有一个戏迷尤其惹眼。
他在永乐戏院的某排某座包了一个固定位子，场场必到，从不爽约。
坐在那里看戏的时候，神情专注，谢幕也不走，要在后台等上一等。这个人，是蒋经国。
蒋经国那几年在台湾的地位不必细说，台北官场的人见了他都要绕着走，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托大。
他追顾正秋，用的是堂堂正正的路数——每逢散戏，打着"犒劳剧团"的名义摆酒席，把剧团上下都请来，席间和顾正秋说几句话；过节了，送礼物，送得贵重；平日里找机会约见，或者差人带话。
顾正秋的态度始终如一：礼数到了，话说完了，转身就走，不多逗留半分钟。送来的礼物，照样原样退回。
蒋经国追求顾正秋屡屡碰壁，是台北官场心照不宣的秘密。
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议论，私下里却都在传。
那时蒋经国已有妻室——妻子蒋方良是俄国人，随他从苏联来台，为人低调，育有子女。
家里的事自然是管的，两厢牵绊，蒋经国的处境便更显得尴尬。
他仍然年复一年地守着永乐戏院的那个座位，等着散场后的那几句话。
【三】另一辆车，停在戏院后门
就在蒋经国在正门进进出出的时候，永乐戏院后门也悄悄多了一辆车。
这辆车来得比蒋经国更低调，却更准时。每逢顾正秋有演出，散了场走出后门，车就停在那里等着。车里坐着的人叫任显群。
任显群的履历，放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官场，是相当出色的——东吴大学法学士，日本中央大学肄业，罗马皇家大学研究员。
1946年他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担任交通处长，1947年短暂离台，历任中央银行顾问和杭州市长等职，1949年随吴国桢回台，担任台湾省财政厅长，同年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一职，1951年3月卸任后仍任财政厅长。
任内他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发行新台币稳住了当时岌岌可危的通货膨胀，首创统一发票制度，设立爱国奖券，还在台大法学院办财经人员训练班。
台湾至今把他叫做"统一发票之父"，这个称号，是他用实事挣来的。
任显群比顾正秋大整整十七岁，相貌俊朗，气度沉稳，说话幽默，不端架子。
他的前妻章筠倩是个富家女，两人当年相识于章还在读高中时，任显群爱上了她，不顾家里反对硬是娶了她，那时章家人急得四处找人，以为女儿失踪了。
多年下来，两人已是老夫老妻，育有子女。
任显群常来永乐戏院看戏，只要顾正秋演《玉堂春》或《锁麟囊》，他必定是固定座的那个观众。
两人接触多了，顾正秋觉得他这个人身上有一股说不清的踏实感——不像那些专门捧场的权贵，说话时拿腔拿调，送礼时含着图谋，任显群和她在一起时就是普通地说话，幽默，自在，没什么心机气。
1950年，顾正秋独居的台北公寓遭匪徒洗劫，钱财损失不少，人也受了惊吓。
她一个人扛着整个剧团的生计，上下几十张嘴的饭碗都压在她身上，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在那一年特别沉。
任显群在那段时间出现得更频繁了些，顾正秋慢慢发现，这个人靠近她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样。
两个人的情谊，就这样在永乐戏院的后台和台北的街道上，一点一点生了根。
只不过，任显群那时仍有家室，两个人只能暗中往来，从不在公开场合同时出现。整个台北，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之间的事。
蒋经国不知道。起码，当时还不知道。
【四】那张刊在报上的合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2年，任显群和顾正秋开始正式谈论婚事。
消息在台北官场慢慢传开，任显群身边的朋友们坐不住了。
富商杨管北和陈仪的兄弟陈公亮专门约了任显群出来，摆了一桌私下的饭，把话说得很直——杨管北当着顾正秋的面，厉声说了一句："这样下去，你的政治前途就完了。"
话说出口，满桌人都懂那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只是没人敢把那个名字叫出来，全当什么都没说。
任显群那天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这是感情的事。"
顾正秋没走，任显群也没退。
劝的人不止这一两个。任显群的上级吴国桢是蒋经国的老对手，两人之间一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若娶了顾正秋，这层平衡就此打破，任显群往后的路子会走得极难。
圈里人想得明白，说得清楚，但任显群就是不听。
1953年夏，任显群辞去省财政厅长职务。同年，顾正秋宣布解散顾正秋剧团，退出舞台。
这对经历了五年台北风光的戏班子来说，是个正式的告别。
1953年10月10日，两人在台北举行了婚礼，由台湾省前主席吴国桢之父吴经明出面证婚。
台北官场哗然，当天就有人私下说，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
然而婚礼之后，日子过了不久，让事态彻底翻盘的导火索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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