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治理争议”指政府利用技术进行监控和审查，以限制不同意见。一些国家仍是这一做法的典型代表。在一些地方，国内大规模监控和审查与对外网络活动、虚假信息传播、审查和影响力行动并行存在。
但这一问题已不再局限于个别国家或地区。民主国家也开始使用同样的工具压制本国公民，并将这些工具出口到海外。其中，印度和以色列尤其能说明，民主国家如何一步步滑向它们曾经反对的数字化强力治理模式。
以色列：出口间谍软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允许私营企业在国家监管体系下出口间谍软件。由以色列企业“NSO集团”开发的“飞马”间谍软件，被宣传为授权政府机构用于反恐和重大犯罪调查的工具。
多项调查显示，它与针对记者、活动人士、律师和政治反对者的监控有关。“飞马”可以在用户无需点击链接的情况下侵入智能手机。它曾被指用于监控墨西哥的记者、印度的反对派政治人物以及匈牙利的公民社会团体。
以色列在2021年收紧了出口规定，称销售对象只限于值得信赖、且出于合法目的使用相关工具的政府。但问题并未消失。
早些时候，有消息披露，由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共同创办的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派拉贡解决方案”开发出一种功能强大的监控工具，可能危及加密通信安全。
WhatsApp去年表示，近100名记者和公民社会成员曾成为“派拉贡”间谍软件的攻击目标。此后，“公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确认，这款软件是“派拉贡”的产品“石墨”，并证实它曾被用于针对记者的行动。
通过对进攻性网络工具的出口管制体系，以色列仍允许“NSO集团”和“派拉贡解决方案”等本国企业向海外出售间谍软件，包括“飞马”和“石墨”。这加剧了外界对商业间谍软件被逐步常态化的担忧。
印度：“飞马”转向国内。更早的报道则称，印度记者、活动人士、律师和反对派人士似乎出现在潜在目标名单中。针对相关请愿，印度最高法院即将决定，是否应就“印度涉嫌使用‘飞马’间谍软件监控记者、活动人士和公职人员”展开调查。
在这些取证报告中，实施者身份尚未被最终确认。但“NSO集团”表示，“飞马”只授权给主权国家的执法部门、情报机构和政府机关使用。印度政府否认存在不当行为。印度信息技术部长阿什维尼·瓦伊什瑙表示，根据印度法律，这类监控不可能发生。
这些指控还处在印度更广泛的民主倒退背景之中。批评者认为，“飞马”争议与国家层面的其他做法有关，包括频繁切断互联网和实施网络审查、通过法律手段向记者和活动人士施压、对记者、活动人士和边缘化群体成员实施网络骚扰，以及压制异议。
2023年，苹果公司曾警告至少20名印度反对派政治人物和记者，他们的iPhone可能成为“国家支持的攻击者”目标。这再次引发外界对印度政府利用电子监控对付国内批评者的质疑。
全球性问题。从匈牙利、土耳其到墨西哥，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也尝试过使用间谍软件和更强硬的网络管控手段。那些曾被视为有助于抗议动员、连接公民和放大边缘群体声音的技术，如今正被重新用于监控和控制。
2024年，全球互联网自由连续第14年下滑。推动这一趋势的因素包括审查、监控、虚假信息传播、平台限制以及对互联网接入的控制。各种类型的政府都在封锁平台、扩大监控，并利用有组织的账号运营和自动化账号影响线上讨论走向。
例如，与俄罗斯国家有关的网络影响行动曾利用协同运作的账号网络，影响国内外政治讨论。土耳其支持政府的“正发党网络账号群体”也被指放大官方叙事，并在网上骚扰反对派声音。
自由如何被逐步侵蚀。数字集权倾向并非一夜之间降临。它往往通过“常态化”推进：间谍软件被包装成“安全”工具，平台被引导去压制异议，互联网断网措施则被解释为“临时性”安排。
这些措施单独看，或许显得影响有限；但叠加起来，就会一点点侵蚀自由，直至民主生活本身被掏空。要扭转这一趋势，民主国家需要承诺对间谍软件出口实施严格管制。这些管制必须以透明度、问责机制和有力监督为支撑。
监控权力和网络限制措施必须公开说明理由，并接受独立审查。同样关键的是保护公民社会。记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团体需要获得保障，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开展活动。这是遏制数字领域过度管控蔓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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