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严彬坐在北京国贸的华彬大厦顶层办公室里，窗外车水马龙，窗内却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孤独。他怎么想也不明白，当年在深圳香格里拉酒店和老友许树标一起喝下的那杯茶，怎么就变成了今天法庭上的一纸诉状。
时间拉回到1993年。泰籍华人许树标风风火火地在海南老家建了一座工厂，一门心思想把自己在泰国和欧美卖疯了的“红牛”带回中国。可工厂建好了，问题也跟着来了。饮料里含有咖啡因、牛磺酸等保健成分，当时的中国商品分类目录里压根没有“功能饮料”这个东西，生产许可证怎么都拿不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许树标遇到了另外一个泰籍华人——严彬。严彬那时候正在中国到处寻找生意机会，他一眼就看出来，这瓶装在金色罐子里的能量饮料在中国是一片空白的蓝海。
1995年3月，两个人正式联手，共同成立了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但严彬做的远不只是签个字那么简单。他亲自跑回中国，说服了两家国企——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和深圳中昊集团参与投资。紧接着又改良了配方，请来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反复考察验证。终于在1995年9月22日，由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拿到了产品生产许可。
1995年10月10日，四家创始股东在深圳香格里拉酒店签下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中国红牛享有在中国境内独家生产、销售红牛饮料的权利，期限是50年。泰国天丝集团（也就是许树标的公司）只需要提供商标和配方，每年拿销售额3%的商标许可费。
严彬一边投放广告，一边把红牛饮料铺到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加油站、超市和小卖部。从零起步，每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严彬用了20多年时间，把一个从泰国漂洋过海来的品牌，变成了中国功能饮料市场的绝对大哥。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许树标对他的绝对信任。
但是2012年，一切都变了。那一年，许树标去世了，接棒掌舵的是他的儿子许馨雄。许馨雄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说，红牛中国在2015年之前长达20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召开过一次董事会。
作为持股66%的大股东，许氏家族一分钱分红都没有拿到过。大股东拿不到钱，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咽不下这口气。许树标在世的时候，念着多年的交情不计较，但许馨雄和严彬可没有“交情”。
严彬也有自己的委屈。红牛在中国从零起步，没有路要走出一条路。你说商标是你的，配方是你的，但市场呢？渠道呢？品牌认知呢？那是他严彬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东西。用严彬自己的话说，20年之后，有人想来摘桃子了。
矛盾真正公开化是在2014年。那一年，许馨雄委托律所对红牛中国展开调查，并向湖北、广东等地的红牛企业发出了律师函：你们未经许可就生产、销售红牛，是侵犯商标权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严彬大概整个人都是懵的。他亲手带大的“孩子”，怎么会一夜之间就不认他这个“爹”了呢？
但最致命的打击还在后面。2016年10月6日，中国红牛名下的多份商标许可合同在同一天全部到期。按照所有人的默认共识，双方已经顺顺利利合作了20年，接下来无非是走个续约流程，生意接着做就是了。
而许馨雄选择了一个丝毫不讲情面的决定：不续约。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严彬花了20多年、砸了几十亿、从零做到百亿规模的品牌，一夜之间商标没了。严彬不能再光明正大地用“红牛”这两个字了。
严彬当然不会就这么认输。他翻箱倒柜，找出一份1995年签的“50年协议书”，告诉法院说：看，白纸黑字写着的，中国红牛享有50年独家经营权，从1995年到2045年，这是我们当初说好的规矩。
但许馨雄立刻反驳：那份协议书原件在哪里？中国红牛的营业执照上写的明明是20年营业期限，你们2018年9月29日就该到期了，哪来的50年？双方开始了第一轮正面交锋。
许氏家族从2016年开始，陆续对湖北、广东、江苏三地的红牛工厂提起了商标侵权诉讼。严彬也没闲着，同年11月，通过自己控制的环球市场控股，把许馨雄告上了法庭，反告对方侵害红牛维他命的商业利益。2018年，局面进一步升级。许馨雄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程序，要求华彬集团停止一切与清算无关的经营行为。双方的关系彻底破裂。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场商战出现了两个完全对立的叙事版本。在许馨雄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某种程度上，他打的这场官司，争的从来不只是钱，更是要证明“红牛”这个品牌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私人财产。而严彬这边，也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正面回应。
他重新梳理了中国红牛的创业历史，对着所有媒体反复强调那份“50年协议”就是双方合作的“宪法”。另一边，悄无声息地收紧了对全国经销商、终端渠道的掌控权，坚决不让许氏家族轻易拿回市场的实际经营权。两个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将要在法庭上进行漫长而惨烈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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